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
自从过了哈达铺,我们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迅速北上抗日,一般不和敌人硬打,尤其进入陕北后,更是如此。除非敌人穷追、拦阻,惹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给予还击,搬去前进路上的障碍。
然而,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材料一 长征不仅仅是中国的壮举,更是世界的奇迹,我们有理由来发扬长征精神,我建议把长征发展成一项体育运动,定期组织活动,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参加这项比马拉松还厉害得多的运动,以纪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曾参加过长征的李中权将军告诉选手们:“我当年长征时,才二十出头,真的是吃过草根,吃过皮带。你们重走长征路是继承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应该千秋万代传下去。”
材料二 除了走路外一切都是形式:没有敌人围攻追杀;渡河有人给准备船;洪水过了再下水;爬山给准备向导、绳索并提供天气预报……有医生全程跟踪,没有任何危险。这是什么长征呀?分明是在作秀。
材料三 崔永元坦承:“的确,现在长征路线的交通等条件都发生巨变,也没有敌人在追我们,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是在炒作,那请他们来走一回。现在有多少人能放弃一年的时间,像我们的选手一样,作出思考,牺牲利益去体会一种精神。”
2006年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年后,崔永元带着21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再次踏上长征路,他们沿着七十年前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徒步走向终点,并完成各类体验活动,采访活动及若干公益活动的任务。对此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请你也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一行动的看法。
没隔多久,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也来到了吴起镇。我们红军刚想在吴起镇安营休息,可敌人又追上来了。
……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除伤亡了一些同志外,原团参谋长现二大队大队长李英华同志也壮烈牺牲了。他是在哈达铺整编时由四团调到二大队去的,在此之前,一直在我们四团任参谋长,我们天天生活、战斗在一起。长征途中,他组织司令部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怎么也忘不了他!
就在我们回击二马骑兵的同时,军委警卫连、工兵连在左权参谋长的率领下,也拔掉了陕北最反动的地主豪绅安在千佛山的一根钉子。原来那里有一股反动民团,经常下山来作恶,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这次把他们消灭了之后,附近各县的乡邻全都拍手称快,他们欢天喜地,抬着猪、羊来慰问红军,红军的威信更加高了。
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大战中的插曲》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1980年,报纸上发表了姚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的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①短短半月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人团及选手俨然成了一个大家庭,场上答题争冠激烈比拼,场下交换微信互诉衷肠 , 并利用录制间隙自发举行戏曲大合唱。
②冷空气真是加班加点地制造寒冷,周一开始,大风再次归来,降温明显,让出门的市民浑身不寒而栗 , 充分感受到严冬的残酷无情。
③也许我们曾经自怨自艾过自己的身世,也曾经因为某些方面的失败而怨天尤人,但请别忘了: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公平的,我们应该感谢生活。
④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能通过前端抓拍机上传的抓拍人脸图片对在逃人员进行实时比对报警,并及时通知现场安保人员,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⑤尽管各国的植树节没有统一规定的日期,但许多人自发走到义务植树的行列中,栽种一片新绿;就连各国政要也都身体力行 , 用实际行动呼吁大家保护绿色家园。
⑥在“魅力中国城”竞演活动中频频被提及的茂名浪漫海岸是一个以“爱”与“浪漫”为主题的度假区,不少新人在这里的蓝天白云与海岸的见证下义结金兰 , 许下爱情的诺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于何时?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外国学者大都认为起始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在中国。这其中又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主张起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全球战争冲突的开始;一种主张起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国家,比英法早2年,比美国早4年;还有一种主张起始于1937年的“淞沪会战”,认为这次会战是中日双方主力部队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确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我们认为,把“九一八事变”作为起点符合历史事实,是基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性质得出的结论,也是基于日本自此以后持续扩大侵略的战争行为得出的结论,更是基于从那时起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军民的壮举得出的结论。
材料一: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摘编自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材料二:
本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等灾害接踵而至,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球共有16亿人死于灾害。破坏性的灾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会挑战乃至根除相关主体的联结关系,对人们情感造成开放性的创口。而这种形势下的相互帮助,则有助于产生新的情感联结,将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联系在一起,重塑信任与认同,乃至形成新的情感共同体。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首次提出了“灾难外交”这一概念。“灾难外交”就是一国以救灾为契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国家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围绕灾难的预防、救援和重建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深化。
己有对“灾难外交”的认识仍局限于传统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分析框架之中,强调“灾难外交”通过发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来促进国家间关系升级。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感因素对“灾难外交”的实践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喜爱、信任等积极情感可以使援助国免受受援国对其动机的怀疑,而担忧、恐惧等负面情感可能使受援国拒绝接受援助或只接受援助但不改变对援助国的刻板印象和态度,从而使灾难外交难以达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从心理层面上看,灾难外交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实践,当受灾者和援助者寻求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经历或感受时,灾难外交通过向双方传达对方的情感来吸引两国民众形成情感联系——援助者可以借此表达同情与友谊,受灾者则从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孤立的个人情感由此被嵌入到更大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着对灾难共同的情感理解。
近年来我国的灾难外交实践,也证实了灾难外交培育共同情感的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我国作为受灾国收到多国帮助,我国在疫情好转后又主动向他国伸出援手,在相互的援助与协作中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巩固了国际团结,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疫情前期,日本官方和民间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口罩等医疗物资,我国的社交媒体、人民和政府也积极主动回馈着这份善意。外媒评论称,中日两国民间和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相互支援“缓和了中日几代人的敌意”。
当然,灾难外交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基础。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民主党在“9·11”事件后针对中东受众的一项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倡议的失败中得到证明——仅展示了美国的观点,缺少同中东国家经历与情感的相互承认。遵从受援国情感表达的规则也不是可有可无。不同国家在情感交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日本文化对公开展示震惊和恐怖的表情有规定,而美国文化则没有。规则表达了某种社会确定的规范或习俗对情感信息交流方式的期望,包括语言、强度等,在跨文化环境中,违反特定文化的情感表达规则就会导致沟通障碍和敌意,不利于人类的共同情感建设。
(摘编自韦红、马赟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奥地利]茨威格
19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渔夫把船向日内瓦湖畔的岸边划来。
他在湖面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一只用几根木棍松垮地捆在一起的简单木筏上,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用一块木板当桨在笨拙地划着。渔夫惊骇地把这个精疲力竭的人拖到自己的船上,随后他试着同这个畏怯的男人攀谈,却一句也听不懂。
这个男人宽大的嘴边满是胡髭,脸上泛起孩子似的笑容,他举起一只手向对面指着,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个词:“露西亚。”小舟离岸越来越近,这个词说得越来越热烈。终于靠了岸,无论人们问什么问题,他都重复地、疑问似地说:“露西亚?露西亚?”
这条被捕捞上来的“人鱼”被安置在就近的旅馆里。在单调的日子里,这个令人开心的插曲给人们带来了乐趣,女人和男人都来这里参观这个野人。一个女人带给他糖果,可是他像个猴子似的多疑,动也不动。一个男人给他照相。所有的人都谈论他,高兴地在他周围七嘴八舌说个不停。
终于,有一个能说多种语言的饭店老板来到他身边,轮换用德语、意大利语、英语、俄语问话。一听到俄语,这个惶恐不安的人就抽搐了一下,善良的面孔上堆起宽厚的笑容。他直率地谈起了他的全部经历——
他叫鲍里斯,是一个农奴,与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离大湖有五十俄里的地方。有一天,他同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塞进军车,走了好远好远。随后又被装上船,船走了更长时间,最后在一个地方登陆。他又被塞进军车,然后向一个山丘冲了上去,随后他腿上中了一弹,随后就被送到医院。伤还没有好,他就问护士俄国在什么地方,护士把方向指给他。他通过太阳和星星的位置大体确定了方向,就偷偷地溜了出来,夜间走路,白天躲在干草堆里逃避巡逻兵。走了十天,他来到了湖边,又从一家农舍里偷了两根木梁,用一条木板做桨,划到湖中间。也就在那里,那个渔夫发现了他……
故事说完,他胆怯地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明天他就可以到家。还没等翻译完,这个愚昧无知的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
他蜷缩在旅馆的桌旁。村里的孩子们不时地从窗外窥视,大声笑着,朝他喊叫。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可他一个字也不懂。他的双手哆嗦起来,几乎无法用勺子舀汤。蓦地,两行泪水顺颊滚下,沉重地落在桌上。
他一直这样坐着。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朦胧中突然立起身来,像只野兽似的闷闷地向饭店走去。忙碌的老板来到他面前,用俄语向他打招呼。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又泛起少许的光泽。“请您原谅,”这个逃亡者讷讷地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当然可以,鲍里斯,你可以回家。”被问者微笑着回答说。
“明天行吗?”
笑容从老板的脸上消逝了。“不行,鲍里斯,现在还不行。得战争结束才可以呐。”
“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天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
“我不能早点走?我身强力壮,我不会累的。”
“你没法走的,鲍里斯。这中间还有国境。”
“国境?”他呆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太陌生了。随后他固执地说:“我会游过去的。”
老板几乎要笑起来,但又感到有些难过。他和蔼地解释说:“不行,鲍里斯。国境,就是另一个国家。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那我该怎么办,先生?我总不能待在这里呵!这里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
“你可以学会的,鲍里斯。”
“不,先生,我学不会,”俄国人垂下了头,“先生,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老婆孩子跟前去呀!我现在再不是个大兵了!”
“他们还会要你当兵的,鲍里斯。”
“是沙皇?”他由于敬畏而浑身颤抖。
“没有沙皇了,鲍里斯。人们把他推翻了。”
他俩站在那里,面面相觑。鲍里斯转动手上的帽子。“那他们为什么把我从家里弄出来?他们说,我得保卫俄国,保卫沙皇。可是你刚才说,他们把沙皇……您刚才怎么说的?”
“推翻了。”
“推翻了,”他似懂非懂地重复了这个词。俄国人把头垂得越来越低,突然间他闷声闷气地说:“谢谢您,先生。”随后转身走开了。
他慢步顺路而下。老板长时间地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饭店去。
事也凑巧,翌日清晨,还是那个渔夫,找到了一具溺死者的赤裸裸的尸体。死者生前一丝不苟地把送给他的裤子、帽子和外套摆在岸边,然后走进水里。
由于不清楚这个陌生人的全名,人们只在他的坟墓上竖了一个简陋的无字碑。这是那许许多多小型无字碑中的一个,它象征着无名者的命运。现在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插满了这样的无字碑。
[注]露西亚:俄语的音译,意为俄罗斯。
(高中甫译,有删改)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人类探测器——嫦娥四号降落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月球背面是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观测场所,将填补低频射电观测点的空白。整个降落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嫦娥四号继承了嫦娥三号绝大部分月面软着陆技术,但落月难度更大。
嫦娥四号与地面交流需要通过“鹊桥”中继卫星中转,其间会产生约60秒的延时,这对于瞬息万变的降落过程而言显然太久,因此落月全程需要由它自主完成。嫦娥四号探测器之所以能够完全自主判断,实现“盲降”,靠的是GNC(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研发费时三年的GNC系统担负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组合体环月、奔月、落月整个过程的控制。为了防范在最紧张的、不可逆的月球背面着陆过程中“鹊桥”出现问题,影响数据上传,GNC系统设计了数据延时注入功能,即把要注入着陆器计算机的数据做成带有时间标签的数据包提前发送到着陆器的某个地方暂存,( )。GNC系统还可以“全程自主故障诊断与重构”,万一发生故障,系统可以随时自己给自己进行“诊断”,找到并剔除病灶,保障机体整体功能的正常,确保落月过程万无一失。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没有
,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
,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