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几乎是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并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相比之下,美国中小学生近视率仅为10%。
从各年龄段视力不良率看,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不良检出率迅速升高,以2017年数据为例,6岁学生视力不良率为14.4%,13岁学生就达到了54.2%,十七八岁时达到80%。所谓视力不良是指双眼裸眼中心远视力低于5.0,包括近视、远视和弱视。
最新证据表明,近视的发生具有逐步低龄化的特点,在3-6岁的群体中,约有2.5%的儿童为近视眼。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问题依然突出,在18岁男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中,重度视力不良的男女生的占比分别高达75.0%和79.3%。
重度视力不良,比如发生高度近视,就可能诱发视网膜并发症,一旦发作将对视力产生不可逆的损伤。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并发症发病率会提高,比如20岁之前的发病率是10%,而40岁的时候发病率就达到了50%,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风险。
(摘编自《我国青少年近视超7成青少年近视率排世界第一》,“央广网”2017年6月12日)
材料二:
是什么让孩子们的视力越来越模糊?研究表明,孩子的视力有20%至30%的几率受到遗传基因影响,剩下的70%至80%是受后天环境影响。“根源在于学校和家庭教有存在一些偏差。”一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尽管素质教育开展了多年,但学生成绩和升学率仍是隐形的“硬指标”,孩子们不堪重负,课外活动时间被严重挤压,加重了孩子们的用眼负担,同时,家长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逼迫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使他们的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许多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喜欢‘宅’在家里,养成了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户外活动严重不足。离手机越来越近,离自然越来越远。”“宅”是现在城镇学生近视率增加的原因之一,很多学生课余时间要么宅在家里,要么奔波于各种兴趣班,户外活动时间少。
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近视的发生是由哪个基因决定的。在诱发近视的三大因素(遗传、环境和营养)中,科学家们认为环境因素对近视眼的发生起的作用更大。电子屏幕、不良光线、姿势不正确、用眼时间太长以及看的物品距离眼睛太近等,都是不良的用眼环境或习惯。
遗憾的是,不仅是家长,部分学校也没有认识到电子产品对青少年视觉健康的危害,反而推行使用平板电脑教学。这不仅将发生近视的风险强加到了孩子身上,更加剧了对已近视孩子的视力损伤,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了高度近视的行列。
(摘编自《亲近手机远离自然 许多孩子“宅”出近视眼》,《济南日报》2018年8月31日)
材料三:
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卬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了家庭及有关部门的行动措施。
其中,在家庭中,提倡增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的时间,使孩子每天在家接触户外自然光时间60分钟以上;控制电子产品使用,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使用不超过1小时;减轻孩子课外学习负担,合理选择,不盲目参加课外培训;避免不良用眼行为,养成良好的用眼行为习惯;保障孩子的睡眠和营养;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关注家庭室内照明情况,随时关注孩子视力异常迹象,进行科学干预和近视矫治。
在学校中,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不严禁以任何形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和排名等;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鼓励采购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和坐姿矫正器,使用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坚持眼保健搡、强化户外体育锻炼、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严禁学生将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定期开展视力监测并加强视力健康管理等。
各地医疗卫生机构要从2019年起,0—6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0%,及时更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并对儿童青少年近视患者规范诊断治疗。
(摘编自《明确各方行动措施,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央广网”2018年8月31日)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汉为人质厚少文及得召见遂见亲信建武二年封汉为广平侯明年春围苏茂于广乐 周建招聚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令军中曰:“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旦日,齐鼓而进,建军大溃。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建武5年,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十二年春,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帝戒汉曰:“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废,乃可击也。”汉乘利进逼成都,阻江北为营,使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悖乱!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诏书未到,谢丰、袁吉将众十许万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汉乃召诸将厉之曰:“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成败之机,在此一举。”于是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汉悉兵迎战,遂大破之。汉从征伐,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及薨 , 赐谥曰忠侯。
(选自《后汉书·吴汉传》,有删节)
①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
②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
材料一:
接受美学诞生之前,通常只是从艺术品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才比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取材于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材料二: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在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作品,而只能被称为“第一文本”。经由阅读之后,文学作品才能摆脱孤立的“自在”存在状态,成为“自为”的存在,即作为审美对象“第二文本”而存在。由此可见,“第二文本”是在“第一文本”的基础上,经由读者再创造的结果。
(一)填空、对话
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指出,在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语言现象中的语词——声音关系是固定的,词、句、段各级语音单位的意义及组合也是不变的,而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层等,则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他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进而指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与之相近,德国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也早已指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作品的意义与作者个人的体验之间没什么关联,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生成的。文本是一种吁请、呼唤,它渴求被理解;而读者则积极地应答,理解文本提出的问题,这就构成了“对话”。伽达默尔还指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取决于一次对话,而是取决于无限的对话。因为文本属于无限绵延着的历史,历史不断,对话便永在绵延之中。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没有止境,是一个与历史本身相同的无限过程。所以,伽达默尔强调艺术作品是“开放”的,流动的,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同一文本必会生出无数不同的“第二文本”。
(二)兴味
中国古代文论中强调的“兴味”,实际也已包含着与英加登的“填空”、伊瑟尔“召唤结构”、伽达默尔的“对话”相近的见解。孔子“诗可以兴”的见解,按宋人朱熹的解释,即为“感发志意”,也就是说,读诗可以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通过想象和联想,感悟体味诗中的意蕴。南北朝时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进而提出了“滋味说”。钟嵘所谓“滋味”,主要是指当时的五言诗言简意丰,可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特征。唐人司空图亦从阅读欣赏的角度指出,诗的高妙境界在于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也就是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中国古代文论中诸如此类的“兴味”之说,与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填空”“召唤结构”“对话”等见解,显然有着相通之处。
实际上,不论英加登的“填空”说、伊瑟尔“召唤结构”说,还是伽达默尔的“对话”说,以及中国古代的“兴味”观,所揭示的都是文学作品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再创造特征,它所指明的正是文学作品构成审美价值的固有方式和特征。
(取材于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