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节选)
(毕淑敏,.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98年,毕淑敏又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进行心理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作家王蒙曾说,毕汝敏是“文学的白衣天使”)
主持人:经过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学习的过程,所接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您之前对人的内心的理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毕淑敏:可能是我对人其实有了一个更真实的了解。
主持人:毕业之后您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那时候真的是想当心理医生了吗?
淑敏:一是掌握了这些理论的知识以后,特别想用于实践。再有一个,我那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急速变化的年代里,人们特别需要心理帮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主持人:对于所有的咨询者来讲,您对他们的帮助帮到什么程度,您自己就觉得满意了呢?
毕淑敏:我确认咨询者的内心经过成长,他们对心理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思考,而且他们觉得可以离开咨询师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了。我们就结束咨询。
主持人:和几百个人面对面的交流之后,您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
毕淑敏:我变得更尊重人了,因为原来觉得,按照我的逻辑,这个事情是想不通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主持人:两年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一本书,可能至少要十几万或几十万人读到它,而您做心理咨询师只接触几百人,这个影响力会不会觉得小了一点?
毕淑敏: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我的生命曾经和几百个人的生命发生过如此深切的碰撞,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经历了。
(在做了两年时间的心理咨询师之后,毕淑敏又退出了这个行业,继续专注于文学的创作)
持人:做过直接面对病人的那样的心理医生,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
毕淑敏: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给谁看和不给谁看,我真的陷入一种特别大的愁苦之中了。我那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挺痛苦的选择,也许我要换一种方式,把我的那种感悟和启示,用文字来表达,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也许一句两句话可能会触动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这次心理学学习,对写作的影响又是什么?
毕淑敏:那种影响好像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原来要写一个人物会非常辛苦地去设计他,对于人物,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自信。现在是,现实中有一个现成的人,我只是把他描绘出来就行了。
主持人:文学作品能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
毕淑敏:我觉得在文学里其实是有多样人生的,如果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能有同感,能有心灵的激荡,包括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们对世界或者对自我的一些认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我写作时其实没有去想文学是否具有治疗的作用,我只是想,那些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感动过我,我愿意用文字把他们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您不管是做作家还是做心理咨询师,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一些人的生命,这是不是您做这些事情时一个心理上很大的成就感?
毕淑敏:一个生命和一个生命密切的接触,这个过程是神圣和庄严的,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挑战,包括对我自己的反思,我也会有很多错误,很多不足,可是我依然对人和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系,抱有非常高的敬畏和热情。
(选文略有删改)
材料一:
自动驾驶给整个通信行业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需要更大的带宽、更低的时延来支持这些信息的分享。
“没有5G支持,自动驾驶L5是不可能实现的。”李俨表示,5G新空口的整体框架已搭建完毕,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在5G框架下对C—V2X车联网技术做增强。
有了5G的C—V2X技术,会改善自动驾驶。如果自动驾驶汽车只基于自身的传感器做出判断,这就相当于是没有经验的司机只会盯着前面一辆车,对于很多潜在的危险难以感知。只有突破视距限制,把感知能力扩展到非视距,才能让自动驾驶汽车像一个熟练的司机一样从容应对行车环境。这其中离不开C—V2X的技术支持。
“5G新空口会进一步增强移动通信能力,在5G新空口的框架下,C—V2X会实现非常好的演进,进一步支持自动驾驶。”李俨说。
(节选自《5G前夜,蜂窝车联网(C—V2X)何以成后起之秀?》《新华网》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2019—2026年中国5G宏基站建设规模预测
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5G手机什么时候才会商用?5G手机是否能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轻薄?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厂商、5G领头企业——高通给出了答案。
日前,高通产品市场高级总监沈磊在接受Cll4采访时表示,基于在无线通信领域的众多积累,包括对5G标准、技术、产品等的标准和洞察,高通成功研制出5G毫米波及6GHz以下射频模组系列,这些产品将大大简化5G智能手机的设计流程,加速5G终端产品的上市进程。
沈磊透露,高通将助力OEM厂商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首批5G手机。届时,5G智能手机的下载速率可高达5Gbps,下载一部高清电影仅需要几秒钟。而借助于高通高度集成的射频模组,5G手机能做到和现在的4G手机一样轻薄。
不同于2G,3G和4G,5G将用来支持增强的移动宽带、具有高可靠性和超低延迟的通信以及大规模机器间通信三大类主要应用场景。这就需要更大的带宽、更短的时延和更高的速率。要想达到上述愿景,5G频率将涵盖高、中、低频段,即统筹考虑全频段。
(节选自《5G手机也能轻薄?》《中国通讯网》2018年8月21日)
材料四:
“但5G并不是简单的4G加1G,带来的也不仅仅只是更快的传输速率和更高的网络带宽,也将带来更高的可靠性,更低的时延,能够满足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行业应用的特定需求。”耿卫红说。
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一毫秒的网络时延有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个时候就需要高带宽、低时延、广覆盖的5G网络。5G时代,时延的标准会从秒级进入到毫秒级,也就是时延低于1毫秒,这个是人根本察觉不到的。
今年3月,中国电信、中兴通讯、百度公司在雄安新区完成国内首个基于5G网络实况环境下的无人驾驶车测试;河北移动、华为公司和保定长城汽车公司则完成首个5G—V2X自动远程驾驶启动及行驶测试。测试中,无人车转向、加速、刹车不在话下。
今年4月,重庆宣布将建立基于分级自动驾驶的智慧交通及自动驾驶演示验证与示范平台。5月17日,工信部相关人士提出将在5G和车联网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应用。
“在未来的5G时代,产生移动数据的终端将不仅仅是智能手机,而是包括物联网里的数以亿计的各种智能设备,例如汽车、摄像头、家用空调、冰箱等,实现大规模的机器间的相互通信,实现从端到端的全覆盖。”
业内人士畅想,未来,清晨醒来,卧室的灯将自动开启;来到卫生间,洗脸水已自动调至适合温度,数码牙刷记录并上传牙齿以及口腔的实时数据;坐在无人驾驶汽车上,就可以召开会议。
(节选自《5G来了,你准备好了?》《安徽日报》2018年6月12日)
材料一:
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四号的成功着陆,是人类又一个航天梦想的成功“落地”。
3日11时40分,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大胆创新、努力攻关,这是中国航天人让梦想奔跑起来的强大动力。年近九旬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士说:“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3日22时22分,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即月球车)顺利驶抵月背表面。着陆器上监视相机拍摄了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并由“鹊桥”中继星传回地面。据介绍,嫦娥四号着陆地是从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地,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摘编自《人类首次!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背》,“人民网”2019年1月4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成为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为地面与嫦娥四号探测器搭建起通信桥梁的中继星“鹊桥”发挥了关键作用。
“鹊桥”于2018年5月21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中继星“鹊桥”主任设计师孙骥说,“鹊桥”虽然不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角,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巡视器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
他介绍,“鹊桥”运行的轨道非常特殊,环绕地月第二拉格朗日(L2)点,距离月球背面的探测器最远有7.9万公里,距离地球近50万公里。嫦娥四号探测器的信息传給“鹊桥”后,会首先进行解调等处理,再传回地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表示,将尽力让“鹊桥”工作时间足够长,在其寿命内如果外国航天器想去月球背面探测,也可以通过这颗中继星获得帮助,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摘编自《“嫦娥”成功落月“鹊桥”功不可没》,“新华网”2019年1月7日)
材料三:
50年前,美国宇航员威廉 安德斯将月球背面描述成孩提时代玩过的沙堆,“没有边界,满是碰撞痕和坑洞”。那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看见月球背面的样子。
50年后,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面山地荒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地球来客。1月3日,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世界首张近距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这是全球第一艘在月球背面实现着陆的人造航天器。
《华尔街日报》称,在未来几周的探月任务中,中国的长期计划应该会有明显的早期收获。在月球背面作业本身就是一项壮举,因为此前月球背面与地球的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美国“福布斯”网站表示,2019年1月将迎来密集的航天发射仅月球就会“接待”两批地球来客。除了中国的嫦娥四号,印度计划于 1 月 31 日发射该国首个月球着陆器和漫游车“月船2号”。古往今来,人类不断加快探索宇宙的步伐,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条看似永无止境的道路上,夹带着好奇心的驱动力、民族自豪感的激情,以及数以万亿美元计规模的产业诱感。摩根士丹利估计,2019年,投资界将开启“太空之年”,到2040 年,太空经济规模将达到1.1万亿美元。
(摘编自《万亿蓝海待掘 投资界开启“太空之年”》,“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一: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电影市场空前活跃,电影票房总收入增长迅速。
国内电影票房收入情况及预测
我国电影基础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电影银幕数量41179 块,是2012年的2.14倍,使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电影银幕拥有量最高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材料二:
“十二五”时期是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2016年中国的文化消费进入一个攀升阶段,消费需求由模仿型向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转型。资本市场非常活跃,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14年、2015年资本市场关注最多的领域就是影视传媒、游戏动漫、教育培训等。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法制化步伐在加快。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管理正在经历着由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转型,这个转变对未来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祁述裕《重视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
材料三:
和高速增长的前几年相比,2016年电影行业除了增幅等数字上的变化之外,也没有出现“爆款"的国产电影,曾经被捧上天的IP改编影片,经历了从高空跌落至尘埃的过程。
电影制片人安晓芬认为这与“创作大小年”相关:“一部好的作品,最快需要两三年的开发、沉淀和培育,才能制作上市。”业内人士还认为,这是电商票补退潮后的市场容量的真实展现。去年正值各大电商建立票务平台的旺季,9.9元烧钱式票补带动了电影消费。到了今年,电商票务平台格局已定,票价恢复到了正常的40多元。一些习惯了 9.9元的电影观众,在选择电影时就会更加谨慎。
(摘编自《2016 中国电影行业高增长时代终结 缺乏爆款 IP 崩盘》)
材料四:
《湄公河行动》《战狼 2》这些传播正能量、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国产优秀影片反映了我国电影创作的提升和进步,也反映出我国电影正在形成“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创作格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还认为,“中国电影不仅要满足观影人群差异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还应与中国观众建立更加紧密、良性互动的关系。”优质的作品创作离不开优质人才的培养。在国家多种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电影行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这些新鲜的面孔,不断为行业注入生机与活力,推动国家电影事业的日新月异。
为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 该法案对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提炼,并以法律的形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意味着我国电影将在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环境中迎来新的机遇。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材料一:
中日韩三国在电动车产业展开“电池战争”,《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并向电池产业的顶峰攀登,而较早开发电动车电池技术的日本和韩国正争相增加生产,有分析称,东亚三强正在上演电动车电池的“三国演义”。
报道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正颠覆超过130年的汽车产业史,目前在全球十大锂电池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七席。排名第一为日本的松下、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进入前十的还包括LG化学和三星SDI两家韩国企业。电动车电池领城形成“东亚三强”的局面。
在产能方面,中国当仁不让地处于领先。《日本经济新闻》称,福建宁德时代在2017年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销量从2016年的6.8吉瓦时增加到11.8吉瓦时。比亚迪亦不甘落后,到2020年其动力电池制造能力将扩大到60吉瓦时,这一数字相当于2017年中国总产能的一半。报道援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称,到2021年中国将生产全球70%的电动车电池。
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力则来源于电池技术领域的创新。文章指出,半田在被认为可接替锂电池的固态电池技术方面进行了领先的研究,计划到2030年将花费1.5万亿日元用于下一代电池的研发项目,包括固态电池。半田还领导由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发起的100亿日元国家项目,以开发固态电池的基本技术。
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力。报道称,LC化学在中国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上个月在南京开设了第二家电动车电池厂。LG化学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新工厂的任务是应对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到2019年底,LG化学预计该工厂每年可生产50万块电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动车制造商供货。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固态电池作为能将电动车续航里程大大提升的新技术将是中日韩电池企业展开争夺的“技术高地”。有分析称,松下、丰田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供应特斯拉的高镍圆柱电池就是日本企业的龙头产品,在高密度能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目前,汽车电池厂商们已经纷纷与车企建立合作,为其提供电池,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合作关系版图。如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为德国车企,松下的客户为日美车企,LG化学的客户则为韩国和欧洲车企。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二:国内动力锂电企业产能规划明细(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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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17 |
2018(预测) |
2019(预测) |
|
|
宁德时代 |
7.5 |
17 |
24 |
82 |
|
比亚迪 |
10 |
16 |
26 |
40 |
|
沃特玛 |
8 |
20 |
20 |
20 |
|
国轩高科 |
5.5 |
9 |
14 |
20 |
|
力神 |
2.3 |
10 |
14 |
20 |
|
亿纬锂能 |
1.4 |
9 |
13 |
13 |
|
成飞集成 |
3 |
5 |
10 |
15 |
|
中国其他 |
63.3 |
68 |
47 |
36 |
|
中国合计 |
101 |
154 |
168 |
246 |
|
中国需求 |
27.0 |
34.3 |
48.1 |
101.5 |
注:GWh为电功单位。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材料革命主导未来趋势
据了解2025年前后,新一代拥有低钴、高能量密度和阴极锂镍锰钴(NMC)811等特性的锂离子电池将进入量产。在石墨阳极中加入少量的硅,可将能量密度提高50%,而能够承受较高电压的电解质盐也将有助于提高性能。
2025年至2030年期间,但金属为阴极、石显/硅复合材料为阳极的鋰离子电池可能会进入设计阶段,甚至还可以引入固态电解质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性。此外,但离子技术可能会被理空气、但硫等其他有着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理论成本的电池所取代。但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实际性能尚待测试。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鋰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埋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钢,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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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商 |
18年第二季度出货量 |
18年第二季度市场占有率 |
17年第二季度出货量 |
17年第二季度市场占有率 |
年增长量 |
|
三星 |
71.5 |
20.9% |
79.8 |
22.9% |
-10.4% |
|
华为 |
54.2 |
15.8% |
38.5 |
11.0% |
40.9% |
|
苹果 |
41.3 |
12.1% |
41.0 |
11.8% |
0.7% |
|
小米 |
31.9 |
9.3% |
21.4 |
6.2% |
48.8% |
|
oppo |
29.4 |
8.6% |
28.0 |
8.0% |
5.1% |
|
其他 |
113.7 |
33.2% |
139.5 |
40.1% |
-18.5% |
|
总计 |
342.0 |
100.0% |
348.2 |
100.0% |
-1.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设计之初就秉承“零换乘”的先进换乘理念,引入高铁换乘,其航站楼将成为世界上首个高铁下穿的机场航站楼。大兴国际机场的地下东西两侧是城际铁路和高铁,中间三条是机场专线和地铁。五条线路站台区总宽度约270米,相当于把整个北京火车站塞进航站楼里,这在全球都堪称壮举。要想实现这种世界创举,需要解决和克服巨大的设计和建设难题。考虑到高铁会以300公里的时速从航站楼下方穿过,为了有效缓解地下轨道运行的震动对于航站楼运行的影响,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横间的隔震技术——这是航站楼工程最大的亮点和难点,属于国内首创。新机场航站楼的柱子并非直直的由上而下,而是每个柱子在地上地下的交界处都支了一层橡胶垫,所以,整个航站楼不是硬硬地戳在地上,而是支在1100个软软地橡胶垫上,这也使新机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隔振建筑。
(搜狐网2019年9月25日《大兴国际机场多项创新科技尽显大国风范》)
材料二
2019年9月25日晚,中国联合航空KN5957次航班于23:2l起飞。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机扬,已经109岁的南苑机场正式结束民航运营,其民航业务全部转移至北京大兴机场。南苑机场是中国最早的机场,它见证了中国民用航空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变化过程。从1949年1万人的旅客运输量和不足1万吨的货物运输量,到2018年6亿旅客和739万吨的货物运输量,70年间中国民航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新投入运营的大兴机场更是计划在2021年和2025年分别实现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7200万人次的建设投运目标,到2040年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需求。
(新浪网2019年9月26日《再见南苑机场,你好大兴机场》)
材料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9月25日出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并宣布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国外媒体纷纷投来关注日光。路透社报道,尽管美中仍然陷在贸易战之中,这座不到5年时间就建成的机场将促进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状如凤凰的新机场将有助于减轻北京首都机场的压力,后者的运力限制经常导致航班延误。在农田中崛起的大兴机场还将服务于来自周边河北和天津的旅客,而庞大的高铁、城际列年、地铁和公交车网络将把京津冀地区连为一休。新机场有望到2025年处理72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并最终达到1亿人次。随着中国将在202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航空市场,大兴机场将成为又一个全球航空中心。法新社称,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航站楼之一的机场是“中国梦”的恰当化身。新机场位于北京与河北廊坊交界处,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国家发展的新动力源、支撑雄安新区建设的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大兴机场正式投运标志着北京的航空运输走进了双枢纽时代,京津冀地区一个终端区、两座城市、三座千万级机场,由华北空管局统一协调指挥的格局已经形成。
材料四
表1 2018年内地机场旅客吞吐量排行
|
地区 |
机场 |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
增长率 |
|
北京 |
首都 |
10098.3 |
5.4 |
|
上海 |
浦东 |
74.5.4 |
5.8 |
|
广州 |
白云 |
6979.0 |
6.1 |
|
成都 |
双流 |
5278.7 |
6.2 |
|
深圳 |
宝安 |
4934.9 |
8.2 |
|
昆明 |
长水 |
4608.8 |
5.3 |
|
西安 |
咸阳 |
4465.3 |
6.7 |
|
上海 |
虹桥 |
4362.8 |
4.2 |
表2北上广三大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
年份 |
北京首都 |
上海浦东 |
广州白云 |
|
2009 |
17.1 |
12.9 |
11.6 |
|
2010 |
13.7 |
21.2 |
11.0 |
|
2011 |
7.3 |
7.8 |
7.7 |
|
2012 |
3.9 |
7.4 |
8.0 |
|
2013 |
2.8 |
7.3 |
7.9 |
|
2014 |
3.0 |
7.9 |
7.6 |
|
2015 |
4.1 |
3.9 |
13.1 |
|
2016 |
4.0 |
7.9 |
9.1 |
|
2017 |
2.9 |
8.6 |
8.5 |
|
2018 |
5.4 |
5.8 |
6.1 |
材料一: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各方积极响应,纷纷点赞。
如果教师的精力时间被非教育事务“占据”,被非教育教学给“耽误”,那么,我们对教育的一切期待就只能停留在设想层面。只有教师强,才有学生的快乐成长。只有教师能静下心来做教育的事,教育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给教师减负,首先要明确教师有哪些负担,哪些是本无须承担的负担。当下教师的不合理负担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协助协调之负。也就是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当下,各级各部门的“小手牵大手”工作,还有地方各种各样“重点工作”都让狭小校园难以装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工作进学校呢?这是因为各地都在“假设”一种工作情景,认为让学校、教师参与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名义上说需要教育部门一起参加,或者说只要学校部分参加这项工作,就能提高工作效果;但实质上却是教育部门在分担其他部门的工作。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地方党委、政府没有厘清教育责任和职责,没有尊重教育的专业属性。
检查评比之负。一是现在学校和老师面对各种检查评比名目繁多;二是频繁出现“一事多查”而不是“一查多事”;三是检查评比过于重视“留痕”;四是将检查评比作为评价工作绩效重要的方式;五是检查评比“多头”管理,导致学校教师不仅疲于应付,让学生和教师分不清责任与工作的主次。这样的检查评比给教师带来了过重负担,而且对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帮助,让教师“沉沦”在文山之中,无暇顾及教育教学。这样的检查评比还可能导致教师对工作方向不明、目的不清,长此以往将让教师养成“务虚”和“不务正业”的意识与作风。
晋升晋职之负。大家都认同和认可教师是专业人士,体现教师专业属性最明显的就是教师职称。给教师评定职称并无过错,如果应用得好,对教师专业成长有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但现在一些地方的教师晋升晋职却在走向“务虚”式比拼、“衙门”式配置、“非实践”式评价。因为职称评定信息采用的并非来自教育教学实践成效,如此可能引导教师偏离主业,引导教师脱离教学实践和教学一线,去做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这也是教师负担过重的主要来源。
职责岗位不匹配之负。由于编制管理,学校工作职能职责在有意无意扩大,但学校在人员编制不到位和不增加的条件下,要完成更多的工作,其结果只是“小牛拉大车”——车慢牛累,其工作现状和工作效果可想而知。学校缺编已经是现实,一方面是教育教学岗位缺编,另一方面是教育教学辅助工作没有岗位。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会出台一些“土政策”支持帮助学校,但更多的地方由于各种因素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或者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
(材料节选自《让教师减负成为教育发展新动力》《中国教育报》2019年01月22日第2版,作者方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材料二:
图1 图2
(图片来自网络)
材料三: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方面提出20项务实举措,旨在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相关意见的发布,既体现了遵循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也契合了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段时间以来,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不仅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也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教育部负责人曾呼吁:各种填表、各种考评、各种比赛、各种评估,压得有些老师喘不过气来,要把时间还给老师。减轻老师负担,亟待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大幅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切实为学校潜心治校办学创造良好环境。
减负,先要摸清负担来自何处。教师负担重,既有教育系统自身原因,也有治理体系不完善和治理能力不足等深层次原因,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例如,有的地方工作刚安排就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要求老师在微信群中上传工作照片、视频,重留痕轻实绩;有的地方培训走过场、搞“摊派”,人数不够教师来凑,培训内容脱离教育教学,让教师疲于应付;有的地方搞庆典、招商、拆迁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也要找教师、进校园,等等。消除这些不合理现象,需要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形式主义顽瘴痼疾,确保减负真正取得实效。
教师不合理负担是多年积累造成的,有一定的复杂性。给中小学教师减负,切忌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应坚持分类治理,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治标”之策,是突出重点,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严格控制涉及学校的检查评估项目、实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制、精简规范各类填报工作、严格控制借调教师、规范各类教师培训等;“治本”之策,则是协调好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的关系,提高专业水平,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实实在在为教师松绑减负。同时,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要形成合力,充分考虑区域、城乡、学段等不同特点,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
需要看到,减负不等于没有负担,教师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必须承担的职责,是正常、合理和必要的负担。需要“减掉”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中小学教师不应承担、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在浙江,经过规范和整治,全省各地各类进校园活动从年初的平均每所学校18.1项减少到4.8项,减少73.5%;在陕西,对未经同意的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不予认定学分,减少了30%的培训项目。这些做法让当地教师能够把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投入教育教学工作。实践告诉我们,切实解决教育系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对于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严肃问责,才能扎扎实实将减负工作一抓到底、求得实效,让广大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选自《人民日报》时评《教师减负要一抓到底》,2019年12月20日)
材料一
“历史与我何干”的心态、诋毁英烈的谣言,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心态。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否定中国历史和现实,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二是宣扬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及西方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进一步凸显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正因为形势严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要有一种阵地意识。
如何守护好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南京市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为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加大了对历史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力度。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成倍增加,有效地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作用。
整个社会应该形成一个保护、开发、传承爱国主义遗产的良好循环。加大公共投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持续发展能力。环境美化、展品创新、纪念品开发等环节,都要突出教育功能,要让参观者在浸润式的环境中感知感受、认知认同爱国精神。
(摘编自蒋芳《守好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
材料二
您觉得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什么作用?
您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资料来源于网络)
材料三
在讲好爱国故事这一点上,目前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存在困扰。
“看不懂”“靠自悟”的现象,在一些传统的文物博物馆、革命历史纪馆中普遍存在。有的展览多年不变,有的解说艰涩难懂,有的摆放山寨文物,等等。这样,很难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感知爱国故事、历史文化的魅力。
有的爱国主义教育仅停留在参观旧址、实物和照片及其他文献资料,跟不上时代脚步,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探索,很难有时代感;有的爱国主义教育简单拼凑,打造不出品牌特色。
讲解方式千人一面,讲解员队伍建设问题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一大难点。
(摘编自张璇《警惕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失能”》)
材料四
目前,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较为滞缓的建设速度不相匹配,已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该多方位做好延伸和保障工作,提升爱国故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一方面要加大免费开放的力度,凸显其教育价值,并保障经费的投入与使用切实到位,实现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自2008年起,国家要求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了解到,免资开放补助经费多年没有增加,而场馆陈展及建设现代化水平高,对科技手段、现代化设备设施依赖程度深,导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金吃紧。
另一方面要丰富基地构成类型,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要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深入人心,就要将其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去。文物博物类、革命历史纪念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传统基地构成模式,还可增加风景旅游区类、科学技术观念教育类、劳动实践体验类基地,尤其应该多建设一些改革开放成果教育类基地,如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科研基地,让大家感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摘编自滕军伟《讲好爱国故事,发力何处》)
材料一:
废弃的工厂、关停的煤矿、古老的作坊……这些曾经的“工业引擎”承载着城市记忆,见证了历史风貌,如今却因各种原因沉睡,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脚步中被遗忘。如果能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工业遗产,让其由“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转变,不仅能传承工业精神、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还能唤醒沉睡的价值。如何变“锈”为“秀”,让工业遗产不再“沉睡”?
首先,需要对工业遗产进行甄别区分。所谓工业遗产,是指在工业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遗存。不同的工业遗产之间,其价值千差万别。对于各方面价值较高的工业遗产,应保护优先,以用促保。同时,既要防止因过度开发而保护失当,也要尽量规避因过分限制而难以改造利用。
其次,要挖掘历史底蕴,赋予文化内涵。这些年不少改造完成的老旧工业文化项目,除了工业遗存各有不同外,在形象与内容上都普遍趋同,难言特色。工业遗产的重新开发和利用,需要充分发掘其背后凝聚的独特文化理念,各地宜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可照搬照抄。位于成都的立巢航空博物馆,就被设计成航空科技与历史综合展馆、城市候机厅、多媒体学术报告厅、模拟飞行厅、航空主题餐厅等功能区,让民众“看得到航空,听得到航空,摸得到航空,甚至吃得到航空”,把高大上的航空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吸引了众多游客和专业人士前来参观,并成为“2020年成都八大消费新场景”之一。
工业遗产是城市的固体记忆,让其不再“沉睡”,需要审慎、巧妙地进行加减法设计,留住工业时代的“锈色肌理”,打造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带”,方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并呼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吴徽平《让工业遗产不再“沉睡”》)
材料二:
工业遗产最基本的形态是厂址、厂房、设备以及相关的史料。近年来工业遗产的概念在持续扩大,包括工人的住宅、使用的交通系统及其社会生活遗址等,都已纳入工业遗产的范围。工业遗产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它们见证了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人类所创造并需要长久保存和广泛交流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保护工业遗产,就是保护历史,保护城市记忆与国家记忆。
然而作为需要被保护的工业遗产,仅仅有历史价值是不够的。如果仅仅着眼于“历史记忆”,那么工业遗产大可以通过别的成本更低的方式,如照片、影片、文字等等来呈现,而不必保留那么一大片厂房与厂址。工业遗产在历史价值之外还要具备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工业遗产应该是多重价值的相得益彰。
长期以来,人们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普遍缺少重视,世界各地的工业遗产一直面临着毁坏遗弃以及掠夺式开发导致的严重威胁;在我国,随着城市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在工业遗产拆与保、遗弃与利用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如今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渐好转,国家与社会都越来越重视对于“工业遗迹”的保护工作。然而很有必要提醒的一点是,即便以前不少工业遗迹遭到了破坏,但其现存数量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全部纳入“保护”之列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什么是“芜”?什么是“菁”?应该依据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这五个指标来判断。它们是“遗产”,同时又活在当下与未来,是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应该被看作后人甩不掉的包袱,而是可以继续发挥功用、创造价值,甚至融入创意空间、数字经济的潮流之中的。而去芜存菁的过程,也就是删繁就简的过程。“简”,才可以凸显精华,才可以节省保护的成本。
(摘编自翟春阳《保护工业遗产要去芜存菁》)
材料三:
将工业遗产与创意产业园相结合的“以用促保”模式,是当前国内较主流的一种工业遗产开发模式。如上海M50创意园、广东中山岐江船厂改造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有赖于所处城市的经济实力、文化氛围与消费人群。
就山西省阳泉三矿工业遗产的开发而言,因不具备这些经济、文化及区位优势,所以不能简单地模仿和跟风。而应在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基础上,不断挖掘自身的特质,确立符合本区域发展特点的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指导,打造出一套独特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保护和再利用方案。
“以用促保”的保护模式,需要先期高昂的资本投入。除一些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之外,许多地方遗产保护工作都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方面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这是遗产保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省、市两级政府可以在财政规划方面给予阳泉三矿保护项目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还需制定一整套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加入到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
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阳泉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时刻。鉴于此,阳泉三矿的遗产保护工作应纳入阳泉市总体规划的部署和安排之中。否则,在未来的城市变迁中,这一保护项目极有可能与未来的建设产生抵触。因此,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应将这一保护项目上升到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的高度。只有做到了系统化、前瞻化,这项工作才能真正与城市发展融合起来。
工业遗产“以用促保”最重要的目的是重点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艺术、文化价值,而不是将工业遗产通过“经济开发”的方式变为盈利的工具,使工业遗产的开发充溢商业气息。此外,阳泉三矿是山西省首个“国家工业遗产”项目,该项目的顺利建设与推进还需尽快出台与此相关的保护、开发、再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以免在开发与建设的过程中因法律法规的缺失而导致保护主体不明、技术规范缺失、责任主体不确定等问题的出现。
(摘编自李钺《因地制宜留住文明》)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自《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则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长,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导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渐长》)
材料一:
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作为民众喜闻乐见和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一直以来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俗包罗万象,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信仰习惯、神话传说,都是民俗涵盖的内容。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乡土行渐远,如何活化
乡土民俗,不仅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是文学家特别是多土作家关注的焦点。
文学离不开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民俗。民俗文化在乡土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抓住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民间语言。乡土作家通过文学叙事,在文本中恢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既展现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意趣横生,又有助于挖掘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遗产,探寻民俗文化的当下价值。乡土作家对民俗文化的活化大体有三重路径。
在作品中传达民俗趣味和民俗意味是乡土作家“活化”民俗的策略之一。传统民俗文化看似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存在,但通过乡土作家的书写,就可能产生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审美趣味,通过这种审美趣味又产生了审美意味。这种意味与审美主体心灵的升华有关,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如汪曾祺对民间把玩蛐蛐、鉴赏古玩等民俗活动的书写,刘庆邦、毕飞宇笔下的民间传奇人物等。他们大多都没有拘泥于逻辑安排,而是根据不同民俗特性,彰显民俗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意味,让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渗透到读者的精神生活中。
对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书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活”起来的重要探索。乡土民俗作为村民千百年生活中习焉不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既可以通过产业转化的方式实现经济上的振兴,也可以通过挖掘其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的振兴。如张炜的《独药师》中,作者除了对胶东民俗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呈现之外,还主要挖掘并讲述了流传已久的道家“养生文化”,发现了它对现代人的重要价值,以此彩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科研人员的到来让楚王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楚王庄得天独厚的地城条件,如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历史悠久的楚国文化遗存、古老的烹饪技巧等,克分利用起来,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作家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化可能性的独到思考,既让读者认识到了乡土民俗的非凡价值,也通过文本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民俗文化之路。
不仅如此,乡土作家也在思考,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价值在彩显民族文化自信上的重要作用。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文化“活”起来的深度思考。民俗除了与个体情感产生直接关联外,还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华传统根性文化的凝聚和再现。如果说乡土民俗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大多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那么作家通过小说所展现出的中华文明精神则大多是自觉的选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背后,实际上都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渠道。
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为本土文化注入活力,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让民俗文化在民众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摘选自田振华《乡土文学:让民俗文化“活”起来》)
材料二:
民俗文化具有类型性特征,即民俗文化事象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彼此类似的性质。它是群众在共同需要、共同心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结果。它是一种模式化的文化现象,是与上层文化的重视个性与独创性相对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一篇伟大作家的作品不带有个性。从中国的古代诗人李白、杜甫到外国的诗人作家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莫不如此。上层社会的文学越个性化(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共通之处),就越被认为有价值。民俗文学则不然。它一般是具有类型化特征的,如狼外婆、田螺娘、巧媳妇、傻女婿四大传说,这些故事谁来讲、在哪儿讲,它们的基本情节,乃至于某些语言,都是大体相同的。即使不是相同类型的故事,它们的母题和情节也往往是相同或相近的。民俗文化由于是民众的自发创造,又为民众所享用和传播,因此它们一般缺乏个性而表现为一种类型、模式。当然,讲类型不等于否认变异,类型文化在结构上是一种同中有异或大同小异的文化。类型性降低了民众识别、传习与操作这种文化的难度,提高了它在人脑中的信息贮量和在信息传递中的关联程度。变异是对于类型文化的适应性调整。总的来说,类型性虽然标示着民俗文化在文化史上的平期状态,但是对于产生这种文化的社会,是起着相适应的作用的。
比起上层文化,民俗文化还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社会不太发达的时代)。但它在时空中传承、扩大和演进时,也必然呈现出种种变形或变质以及消亡等现象,从而产生与其稳定性相联系的变革性特点。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这种特色是通过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的民俗文化有些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淘汰了其中的陈腐成分;也有些在今天的现代化目标面前显得格格不入,必将被改革。移风易俗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民俗文化的稳定形态,这是文化进步的自然法则。
(摘选自《钟敬文谈中国民俗》)
材料一:
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做完最后一次手术后,让邓颖超找来《长征组歌》的唱片,在熟悉的旋律中与病魔相搏。长征,就是以这样丰厚的典藏和精神的光芒,给人以追忆、启迪和力量。
80年前,我们党领导红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如果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自然摇篮,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象征,那么长征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透过总书记这一饱含深情的期许,我们应更加珍视长征的历史馈赠,更加坚定走好新长征路的时代担当。长征精神展示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
长征的解读从未停止。有人感叹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有人认为“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还有人拿长征比较,“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
长征精神是用血与火熔铸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血战独树镇……红军官兵几乎平均每天一次遭遇战。徐向前在回忆百丈关大战时说:“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长征精神是用生与死锻造的。4支长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沿途补充兵力1.7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担负后卫的红34师,原有7000余人仅剩下90多人。无数个“军需处长”为了战友甘愿以命换命,无数红军官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是所信仰的事业。
长征精神是用苦与乐冶炼的。聂荣臻元帅曾说:“碰到了困难,人们就想起长征,想想长征,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长征以战斗之频、河山之险、给养之难、病疫之侵、霜雪之冷,考验着红军官兵的意志与耐力。然而,就是这支每时每刻与死神打交道的队伍,休息时,有的读马列经典,有的表演《红军舞》,有的用法语唱《马赛曲》、用俄语唱《国际歌》……到处洋溢着乐观、友爱和热情,被斯诺称为“最幸福的中国人”。
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闯过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读懂、汲取长征精神,就应该经常检视自己可否拥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激情,可否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可否保持“千锤百炼不怕难”的韧劲。
远离长征的枪林弹雨,沐浴时代的杏花春雨,我们只有像红军那样闯关夺隘、像红军那样心系人民、像红军那样紧密团结、像红军那样艰苦奋斗,才能在新长征路上展现出强大的中国精神、凝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
(辛士红《读懂长征的精神力量》,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宝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省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撒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摘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材料一:
历史学进步、新陈代谢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进发出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教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先看传统史料的数字转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传统史料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教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录。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档案资料来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丰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破坏、篡改和散佚。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于历史学的“教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摘编自周兵《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
材料二:
就历史学内部来说,历史地理是最早自觉引入各种教字技术的领域,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分不开。而经济史领域因为处理量化资料,也很早就引入统计分析软件,并且建设数据库。不过,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来说,进一步开发适用的教字人文工具也存在一些困难。虽然传统中国史料中也包含大量经济相关的数字,但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面临诸多瓶颈。仅就最基本的价格与度量两类数字来说,银两有多种不同的成色、计重,各类货物的称重、体积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如果这些数字不能进行统一的换算,就很难应用现有的数字人文工具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推动我们去思考如何结合史料与研究主题的特性,开发有针对性的教字人文工具。
任何一种技术、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适用限度,须与其他研究方法技术相配合。数字人文热之下,更需要我们对历史学学科传统进行冷静地审视与反思。数字史学研究必须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否则研究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技术方案自然也就“无的放失”。数字人文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辅助研究者进行史料辨析、建立因果链条等,但是数字人文并不能代替研究者决策。至于历史感的形成和升华还是需要依托传统方式,阅读、写作、经历、田野考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能够使这些方法的运作更为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感的培养方式。
(摘编自《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 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 6000 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 年我就拿到 1000 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 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地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落,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 2015 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 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 38%,中国只 有 16.8%,还不及 OECD 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 350 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 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 500 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 又有“里子”。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 2017 年 1 月 19 日《光明日报》第 6 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摘自 2015 年 10 月 13 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截至2020年3月28日,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近几年,电商繁荣发展,快递业务量也随之增大,智能快递柜迎来发展良机。
2020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智能投递设施等纳入城乡公共基建范畴。而早在2013年,国家邮政局就对智能快件箱的总体功能、系统结构、安全要求等都制定了严格的行业标准,规范行业发展。不论是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一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还是国家邮政局局长提出的“末端转型升级”行动计划,无一不是剑指中国快递业的末端配送。
(摘编自《2020年中国智能快递柜行业发展背景、投放量、市场规模及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材料二
(图表来源:《2020年中国快递行业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快递柜对于末端配送(快递与即时物流)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2019年我国快递行业产生业务量635.2亿件,每日单量1.7亿,预计中长期随着网购渗透率的提升,快递行业仍将保持高景气。快递包裹量的快速增长给末端配送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而快递柜则极大地缓解了末端配送的压力。
经历了近10年的发展,快递柜行业亦经历多轮洗牌,运营商仍未实现盈利,一方面是入场费、租金、运维等运营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是盈利模式方面还未取得明显的突破(目前运营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快递员收费及广告收入)。
总体来看,快递柜行业还存在技术壁垒。智能快递柜连接了商家和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决定了其对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的高要求,此外,智能快递柜制造企业将产品销售给运营商后,需要提供送货、安装、调试及后期及时的维保服务,若智能快递柜制造行业能形成覆盖全国的营销及服务网点布局,就可以更好地为大型客户提供全国性的售前、售后服务。
(摘编自《2025年中国快递柜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及竞争壁垒分析》)
材料四 从2020年5月开始,不少消费者在使用丰巢快递柜取件时,发现屏幕上多了一则通知,该快递柜服务推出了会员制,普通用户超过12小时未取件将收取费用。5月6日,杭州某个“硬核”小区为抵制收费,宣布暂停使用丰巢快递柜,更是将此事推向风口浪尖。
记者在走访中得知,外界对快递柜收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快递员在将包裹放入快递柜时,已付过一次费了,在购买商品时已支付快递费的用户,为何还要再次付费?二是其他快递柜大部分为24小时内免费使用,丰巢却缩短了一半时间。
关于“超时收费”是否合理,北京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嘉熙表示,本质上,快递柜提供的服务属于委托合同的范畴,收费合法。换句话来说,快递柜服务从诞生以来就是商务服务的范畴,不属于公益服务。
5月8日,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昂鹏表示,丰巢快递柜实行收费是市场行为,但前提是需要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是否将快递放进快递柜。他说,快递柜解决了一部分收件人的痛点,主动需求是存在的,他们是潜在的会员客群。
然而目前国内的消费黏性还没培养起来,虽说丰巢与速递易的合并形成了先占优势,但最终市场的竞争领先还要靠服务激活,要更加凸显消费者的选择权。目前,要想全面推进既向快递员收费,又向消费者收费的经营模式,运营商还需慎行。
(摘编自《三问丰巢超时收费:智能快递柜全面开启“收费时代”,还有多远?》《广州市物协:快递柜实行收费是市场行为,选择权应属消费者》)
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三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三是数字化治理,即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该报告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见一斑。
(摘自胡继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日报》2019年10月29日)
材料二:
2021年地方两会上,数字经济成为热词,多地政府吹响数字经济号角。数字经济为何变得如此火热?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2020年,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生力军”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多数国家实施了严格的跨境旅行和国际运输限制,国际贸易甚至一度中断。国际贸易受阻和中断导致抗疫物资短缺,部分国家在抗疫中捉襟见肘,全球化因此成为疫情危机的“替罪羊”。美国、日本等国誓言以本国生产和区域化替代全球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本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合作方式。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等极大地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成为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不同于疫情是加剧“逆全球化”浪潮的短期变量,数字经济这一数字化、信息化的力量是抗击“逆全球化”的长期因素。因此数字经济必将对各国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
(摘编自马相东《抵御“逆全球化”数字经济展现韧性》,《光明日报》2021年2月18日)
材料三:
作为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是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跳板”,也是未来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蓝海”。一方面,数字产业化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到实体经济中,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出大量新业态,在刺激消费、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让中国经济结构更优、活力更足。
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既要“抢抓先机”,更要“行稳致远”。在抢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特别是当前“新基建”站上投资风口,一些地方在大干快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期等问题,影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以数据中心为例,其建设并非每个地方都适合建设,不合理地布局数据中心,必然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不仅无法对发展质量带来应有的提升,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与此同时,作为新生事物,数字经济发展必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在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其所带来的平台垄断、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也在日渐显现。需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开辟新空间、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吴秋余《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既要抢先更要行稳》,“人民网”2021年4月3日)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了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材料一: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会议提出,要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在网络和数字化时代,文化新业态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其中文物成为重要的标识要素,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用文物讲述中国故事,最传统的方式就是举办文物展览——琳琅满目的各种文物,躺在展柜柔和的灯光里,迎接着八方来客近观远望、打量端详。在无声的展示中,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历史能被知晓多少,取决于太多外在因素。讲解员的水平、参观者的文化素养、展览的时间,甚至展览场所的交通条件、展览当天的天气状况等都会影响展览效果。这种静态展示中的文物,其实是中国故事被动的讲述者。
要想让文物成为中国故事的主动讲述者,就得让文物“开口说话”,即借助于科技、产业甚至艺术的赋能,将文物背后的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主动挖掘出来、呈现出来。网络游戏与文物结缘较早。《王者荣耀》中的长城和敦煌,《QQ飞车》中的司马台长城赛道,《天涯明月刀》中的云冈石窟……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为玩家架起了了解文物和历史的桥梁。很多自带中国文物元素的国产游戏已成功“出海”。2020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4.5亿美元,不仅在美、日、英、德等主流市场站稳脚跟,在沙特、土耳其、印尼、巴西等新兴市场也表现良好。在游戏的超级数字场景中,一件件文物不再是身蒙尘埃的老物件,而成为外国玩家眼中中国文化最好的讲述者。
文艺工作者也从文物中找寻灵感,或直接把文物作为创作素材。网剧《古董局中局》围绕古董鉴宝展开,剧中文物以及主人公许愿的文物鉴定素养,成为展开“局中局”至关重要的线索,而线索背后的鉴宝故事与文物行业的种种规矩,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则运用综艺手段直接讲述文物背后的中国故事。许多文博单位及相关机构、文物爱好者、文博“发烧友”更是直接试水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制作推出了内容丰富、异彩纷呈的文物类短视频节目。根据抖音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5月,抖音上跟博物馆有关的短视频数量超过3389万个,播放超过723亿次,获赞超过21亿。
用文物讲述中国故事不难,难的是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在近日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文化+科技”国际论坛上,各界专家的一个共识是,要破解上述难题,须运用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数字化水平,推动文物利用方式的创新。论坛期间,推出了故宫超高精度“数字文物”,并借助VR、AR技术还原了故宫倦勤斋的部分场景,让观众见识了数字化赋能文物的强大能力。专家们认为,数字化技术手段是让文物“开口说话”的一条捷径,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的指间、耳间和心间。
讲好中国故事,文物不仅要“开口讲中国话”,还要学会“讲外国话”,即做好文物的海外传播工作。总体来看,自从“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推出以来,我国文物“出海”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带有中国文物元素的文化新业态在海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线下模式的有益补充,助力了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不过,不同文化业态尚未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合力,且在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摘编自洪宇《讲好中国故事,须让文物“开口说话”》,2021年12月22日光明网)
材料二:
从春节的《唐宫夜宴》,到端午的《洛神水赋》、七夕的《龙门金刚》,今年河南卫视打造的“中国节日系列”文化节目纷纷成为爆款。上个月,由B站与河南卫视联合出品制作的文化剧情舞蹈节目《舞千年》再获成功,离不开节目对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坚守,以及对传统文化之美的用心挖掘与呈现。
高质量节目的用心体现在细节之中。《唐宫夜宴》为了重现唐朝少女丰腴的身姿,演员们下足了功夫,眼角两道月牙形的妆容特意模仿风靡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斜红”。这一期的《舞千年》,为了给观众更好的沉浸式体验,节目组实景采撷了20座城市的人文风貌……除了用心,节目的成功还离不开创新。在综艺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跟风、模仿很容易让观众审美疲劳。《舞千年》为了有所突破,融合了综艺、舞蹈、影视三个领域,不仅展现舞蹈艺术,还以影视剧的形式辅助叙事,“剧中有舞,舞中追剧”的表现方式颇具新意。为了与节目内容紧密结合,应用了大量科技手段。通过三维、AR、水下拍摄技术等,节目实现了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的完美结合。
当然,文化节目的“出圈”必然离不开与时代的同频共振。除了“中国节日系列”、《舞千年》的突围,近年来《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一批节目同样受到了广泛好评。在文化自信的今天,优秀传统文化节目用年轻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让观众在穿越中实现与历史对话;而反过来,观众的认可又激发了这类节目更好地挖掘与传播传统文化,为讲好中国故事增添动力。
“中国节日系列”文化节目走红后,河南多地的博物馆、景点,以及文创产品等的热度随之提升。事实证明,真正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不唯流量、不盲从跟风,踏踏实实用心、创新做出的文化节目可以“叫好又叫座”,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红利。
(摘编自张雪《传统文化节目为何频上热搜》,2021年12月19日《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