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现场报道】
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记者会的主持人是两会新闻报道组组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秋俭。
【张秋俭】
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张秋俭】
现在开始提问。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
请问林毅夫委员,您曾经预测过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增长20年,我们注意到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下调经济增速目标到7%左右。请问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是否有所调整?在传统优势消退的情况下,中国新的动力有哪些?目前发展如何?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非常感谢你的发问,让我不仅有机会阐释你问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澄清在媒体报纸上对我观点的误解。第一,我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有没有调整。第二,在新常态下,旧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还没有新的增长动力。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调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里我讲的是“潜力”,不是说中国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包括你问的问题是假定我认为有20年8%的增长,这跟我的原意是有差距的。
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预测是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得出的。当然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它的基础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靠这个机制,平均每年增长就在2%-3%之间。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世界前沿之内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三倍,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靠的这个机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应该达到今年总理所讲的7%左右的增得好,会比7%还要高。
【香港商报记者】
请问杨凯生委员,在经济新常态下,您觉得金融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很多人都会担心会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您是银监会的顾问,请问银行业方面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尤其是现在互联网金融这么热的情况下,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监管?传统银行业应该怎么应对这个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谢谢你的问题。我知道现在有不少朋友,包括媒体朋友和专家学者、业界朋友都很关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甚至我注意到你还用了一个词: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美国侨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中国有一带一路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又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请问一带一路会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一些摩擦关系?
【厉以宁】
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来看,关键是制度创新,它要复制一批可以推广的模式供大家磅来用。所以丝绸之路海上、陆上的一带一路都是在上海自贸区的影响之下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贸易和投资是并重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投资,适合于投资的就投资,适合于开展贸易的就贸易。第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条带实际上有很多基础设施要做,我们把基础设施能够搞好,这对整个路线将来的畅通是有好处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如此。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跟沿线国家更好的合作,更好的谅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也考察到一个新的情况,过去老以为连云港是最好的通向中亚、东欧、西欧的路,但是最近发现了,重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利用了长江水道,这条水路使成本大为降低。所以一定要大家拿出相互信任、诚意出来,这样一带一路一定能搞得好。
【张秋俭】
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材料一:
10月9日,是第48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迸露了一个煎磅信息:“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三年位列世界第一;全球快递业务增长中,中国贡献了四成。”
据了解,顺丰、中通等6家企业成功改制上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业务规模已进入世界邮政前三强,创造了中国服务业和世界邮政业发展的奇迹。不过,马军胜也指出:“随着中国快递业走向世界氯先,我们更应正视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加快培育国际级快递品牌,打造中国快递企业的航母群。”
(摘编自郭丁源《中国快递业还缺几个国际巨头》,2017年10月11日《中国经济导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快递服务业的法律地位。此法提出的“鼓励竞争、促进发展”原则,极大地释放了快递服务业的发展活力。同时,快递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快递业给物流行业和众多关联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营收带动效应,数据表明,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巨大,较好地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随着快递行业体量不断增大,如何优化快递末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了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在中国邮政集团上海邮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周焕德看来,快递末端建设还存在不少的短板:网点分布不均现象较为突出,末端网点建设水平不高,表现在标准不统一,配套设施不完备、功分区不科学;快递企业对基层网点建设重视不够,对网点硬件建设和服务软实力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
(摘编自郭丁源《中国快递业还缺几个国际巨头》,2017年10月11日《中国经济导报》)
材料四:
日本快递企业只有21家,且每年快递业务量的92%都集中在大和运输、佐川急便、日本邮政三家快递企业,这些快递企业无论是从营业网点的深度、广度,还是企业的设施设备、各级转运中心都有很大规模,这为企业打造统一的、标准的服务质量,快速而高效干支线运行和一体化的管理提供了支撑保障。反观我国,几千家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的公司都小规模,快递行业的各种资源都碎片化,在这样的现状下要使整个行业高效、快速、低成本运行的难度很高。
在日本,日本邮政专攻音通邮件业务,大和运输等民营企业专攻小包裹业务,DHL等外资企业专攻国际包裹业务,佐川急便等物流企业专攻综合物流业务,整个市场是“差异化竞争、专业化经营、合作化发展”战略。从单个日本快递企业成长历程来看,其业务开拓也是一直专注于专业化方向的客户消费心理、行为习惯,从而实现多样化、高质量的快递及相关的运输服务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以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及范围经济性效益。反观中国,数以千计的快递企业均提供标准快递服务,适成整个行业在价格上的肉搏,陷入“谁先涨价谁先死、谁不涨价谁等死”的怪圈。中国快递行业应充分挖掘快递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合理的细分市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根据行业新的赢利点。
(摘编自肖玉徽等《日本快递业现状对我国快递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发布的《2016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和《2016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调查评估报告》中指出,67%的地市政府网站存在财政、人事、统计等信息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全面的现象;72%的地方政府网站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方面,以动态新闻、政府文件为主;过半数的部委网站未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开展解读,而是以转载新闻媒体相关报道为主,且解读回应形式单一;超过90%的网站存在征集意见不反馈或反馈不及时的现象等。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报告》认为,主要亮点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步入正轨,行政权力办事资源整合度较高,应用互联网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服务渠道呈现多元化、移动化的趋势等。《报告》也指出了平台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平台渠道有待整合、服务功能有待优化、内容质量有待提升等。
(节选自2016年12月29日人民网)
材料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到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将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务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17日搜狐网)
材料三“互联网+政务”主要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让百姓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
“互联网+政务”与以往提出的搭建政府网站、政府平台完全不同。有一些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滞后,而且各个职能部门间的数据互不来往,单打独斗。“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闹剧其实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共享的结果。“互联网+”的落地,不仅要把所有信息打通,而且让政府随时随地为个人提供政务服务成为可能,这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节奏。
“互联网+政务”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先导。“互联网+政务”,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在流程优化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方法和程序去完成原有的业务功能。
“互联网+政务”的实现还将不断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最终将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
(节选自2015年6月30日新华网)
材料四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各地加快清理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彰显了国务院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决心。“三个不得”则给各地政府划定了利企便民的底线:加快信息跑路,减少群众跑腿。而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职能部门必须舍得“割肉”。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将办事大厅搬到了“网上”,群众却只能浏览办事流程,无法进行网上审批申报;有的虽然开放了网上受理渠道,但核心审批仍要群众跑腿;有的政府部门固守各自数据信息,导致部门信息无法互通互联,信息跑路遭遇“梗阻”。
(节选自2016年9月20日新华网)
材料一: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服务了区域经济发展,彰显了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三年前,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学校456所、骨干专业3815个、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1933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727个。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351项国际合作,招收沿线各国的学历教育学生近6000人、培训超10万人次。此外,职业教育不断补齐短板环节:高职生均拨款制度进一步落实,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1.2万元;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等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相继发布。
(选自《教育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材料二:
[注]E表预测。
材料三:
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较快,但和欧美国家相比,仍然较为落后。目前,欧盟有半数以上的国家职业教育比例在50%以上。我国受经济结构调整、高校扩招和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不强的影响,职业学校招生人数持续减少,同时生源质量有所降低,有的学校报到率仅达60%。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都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更明显。我国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基础薄弱,如我国每万人中职业教育平均在校生,东部地区为115人,西部地区仅为58人;西部地区职校生平均预算内的教育经费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办学条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大。
另外,欧盟国家职业教育观念比中国的职业教育观念要强,自古以来我国都是轻职业,重学术理论的发展。我国人民传统上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没有普通教育价值高。
(选自《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材料四:
目前来看,我国职业教育量大面广,遍布于大中小城镇。且专业一般都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立,目标明确,专业对口,量体裁衣,学以致用,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
我国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低,比较适合边工作边学习,迎合了普通百姓的需要。高等教育只有在考虑到传统精英教育的同时,也考虑到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教育需求,吸引他们进入高等学校,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我国职业教育正是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它是国家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促使高等教育加速进入大众化的重要因素。
社会在变革,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和工作岗位逐渐消亡。另一些新技术和新工种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无线通讯、多媒体、图形设计等。在这样的形势下,职业教育也在进行改革,以培养新一代的劳动力。既使学生掌握适应当今社会的专门职业技能,又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在出了校门以后,能够持续提高职业技能,灵活地自我调整。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一片光明。
(选自《职业教育的优势与发展趋势》)
材料一:
俄罗斯移动支付笔数同比增长75 倍,加拿大增长12 倍,澳大利亚增长6倍,马来西亚增长8倍,新西兰增长7倍,芬兰增长 5 倍……8 月 15 日,来自支付宝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伴随着中国人的出境游高峰,一股移动支付的发展浪潮正席卷多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去年暑假发表演讲,认为不普及移动支付会让中国游客嫌弃新加坡落后。一年过去,新加坡移动支付普及度果然出现明显增长,出租车、樟宜机场、知名景点中,已经有超过七成支持使用手机付款。新加坡旅游局甚至官方出马,在暑期联合商家向中国用户推出“支付宝价”,对于中国人熟悉的优惠方式,他们显得完全不陌生。不仅是新加坡这样的热门目的地,像迪拜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也在奋起直追,银行表示他们正加强与支付宝的合作,期望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将接入支付宝的零售商从现在150家拓展到1000家。
(摘自《暑期全球“抢人”招数多:多国移动支付几何级增长》,《北京青年报》2018 年 8 月 17 日)
材料二:
当今,我国的移动通信用户发展迅猛,在医疗支付方面各种移动支付手段都相继推出,移动支付手段在医疗领域能解决传统“挂号、收费、候诊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弊病。因此,应该更好地普及移动支付融入医疗领域。之前患者到医院就医,挂号、候诊、支付都需要排队等候,绝大多数的时间浪费在排队等候上,使得患者的就诊体验降低。医院通过缴费自助设备来进行挂号缴费等项目,减少患者排队等候的时间。在当今社会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广泛的投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作为移动支付与医院的患者服务系统的一个交接点,可以让用户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让患者自助完成就医的各个环节。例如掌上 APP,一个可以支持挂号、患者取药、检查、入院和手术的费用支付软件。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仅通过个人手机就可以悉知医院就诊的各类信息,让患者在家里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医院排队叫号情况,预约挂号也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手机也会推送检测报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实现在线支付医疗费用,减少就医时间。
(摘自胡川《移动支付在医院收费系统中应用的现状与思考》)
材料三:
移动支付的整个过程都是自主的,现在的扫码乘车出售的都是单程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售票环节进行结合,避免了现金交易,使得进出站口时间大大缩短。在进站时,乘客可以使用有地铁专门开发的支付 APP 或者是第三方软件(例如支付宝、微信等)购买虚拟的二维码电子票。乘客进站时,只需在具有二维码识别功能的检票机上进行扫码即可进站,此时乘客进站点的位置信息就通过二维码传输到系统中;乘客出站时,经过二维码识别检票机进行扫码,此时的二维码包含出站点的位置信息,通过后台计算进行资金的扣除就完成了整个乘坐和支付过程。二维码电子票验证系统是整个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核心,一般来说传统的地铁站必须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均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移动支付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在当时检票口进行设计的时候,很多地铁站的检票口都预留了二维码的识别接口,因此只需在闸机上接入二维码扫描器即可,无须投入过多的成本。
(摘自耿伟娜《移动支付在地铁中的应用及发展》)
材料四:
移动支付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时代趋势。与国外不同的是,海外发达经济体在“轻现金化”过程中,路径大都从纸币到信用卡再到移动支付,而信用卡普及率仍不高的中国,则直接进入了移动支付阶段。不过,对于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移动支付实现了“弯道超车”,专家持谨慎态度。任何国家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模式都与其习惯、文化、经济密切相关,各国情况不同,相关监管模式及监管制度也不同,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同时,随着轻现金社会到来,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技术层面,二维码支付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市场层面,部分支付机构可能会挪用备付金或开展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合规层面,部分市场机构可能会违规收单等。另外,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轻现金社会易对老年人、文盲、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造成伤害,造成个人敏感信息泄露,不利于个体管理金融风险等。此外,取消现金也不能杜绝金融犯罪。
(摘自周军《移动支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材料一
目前,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人类遗传病超过7000种,此类疾病患者多达3.5亿人。有些人携带突变的基因并不表现出病征,但他们的后代则可能要承受严重病痛的折磨,甚至失去生命。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能解决这些疾病的终极武器,希望将致病的突变基因“拨乱反正”,终于,他们从细菌身上找到了一些“基因编辑”工具,让这个根治人类遗传病的美好愿景有望变为现实。
众所周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主要遗传物质,为螺旋互绕的双链结构。在DNA链条上,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片段就是基因。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像人们编辑文字那样修改DNA链编码。CRISPR/Cas9是目前最主要的基因编辑工具。从它诞生以来,就因强大的功能,对生物科技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编辑植物和动物的基因组成为可能。
CRISPR其实是存在于细菌和古菌体内,用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攻击的一种防御系统,它是DNA分子中一系列重复的序列,并且这些DNA之间存在“spacers”(间隔)。细菌会将病毒的DNA整合到自己的基因组中,使这种病毒DNA最终成为CRISPR序列中的“spacers”。总是位于CRISPR附近的基因,被称为Cas基因,它们会产生与CRISPR共同进化的酶。在激活状态下,这些Cas酶能够充当切割DNA的“分子剪刀”。人们熟知的Cas9就是一种有强大切割作用的酶,它在向导RNA的指引下能够对各种入侵的外来DNA分子进行切割。CRISPR可以在同种病毒再次发起攻击时,记住这种病毒并发送RNA和Cas酶来定位和破坏病毒,从而给予细菌保护或免疫力。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有“基因魔剪”的美称。它在切割DNA后,可以把携带特定基因的新DNA序列嵌入新的“spacers”。自2012年8月“擎旗”以来,它经常登上生物科技领域的“今日头条”。从修改植物基因,到改变蝴蝶翅膀的图案,从编辑蚊子抗疟基因,到精确剪切艾滋病病毒……它高效、稳定、廉价的修改和设计能力受到世界各地实验室的热捧,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界炙手可热的“大将军”。虽然专利纠纷、伦理禁区、脱靶效应像地铁入口处的三叉旋转杆,时不时敲打一下CRISPR/Cas9技术的膝盖骨,提醒着别急功近利。但毋庸置疑,以此为重要核心技术的生命科学,已经迎来了爆炸式发展的大时代。2015年,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召开时,还在考虑是否限制将之用于修改人类胚胎;2017年初,这个问题就变成了需要限制用于增强人类功能的胚胎基因修改与设计。
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已在食品、医药、农业等多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相关产品也逐步投入使用。由于基因编辑技术存在多种类型,譬如基因删除、基因插入、突变等,如何做到检测准确、高效且多样是一个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各行各业应给出符合自身行业要求的、精准的、具有操作性的检测标准,以便监管的高效展开。
“基因魔剪”已小试牛刀,但还远没有达到雄霸天下的程度,刚刚起步5年的CRISPR/Cas9技术,还有巨大的应用空间。阻断遗传病、消灭肿瘤、延长寿命乃至物种升级,才是人们的希望之巅。因此,在变成“双刃剑”之前,“基因魔剪”还可以大胆地攻城略地。
(取材于房琳琳等人的文章,有删改)
材料二
电影《蜘蛛侠》中,主人公彼得·帕克被一只神奇的蜘蛛叮咬后,他的DNA发生变异,成为了一个运动和感知能力超乎常人的存在。在那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感召下,帕克化身为拯救世界的蜘蛛侠。当然,这样的“变种人”只是科幻电影中的想象;但当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术日益成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候,人类将迎来怎样的挑战,是每个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2018年11月9日,国内首份《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正式公布。这项调查揭示了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为基因编辑技术在中国如何理性、健康地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大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图一 受访者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支持程度
图二 受访者对基因编辑技术合法化的支持程度
(以上图表取材于《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被调查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持积极态度,但较少与家人或朋友谈论基因编辑技术等新兴科技议题,也较少接触相关的信息,因而,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知识素养的水平普遍较低,绝大部分被调查公众认为自己需要补充和了解基因编辑技术的信息,且有较高意愿使用基因编辑技术预防和治疗重大疾病。
2018年11月26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爆了一轮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争议。实际上,早在基因编辑技术诞生不久,此项技术在改造人类基因上的应用就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学家C教授提醒人们别低估了基因调控机制的复杂性,即使是严重疾病背后的基因也可能拥有预计不到的功能。无论我们能多么精确地编辑基因,有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能一“编”了之的,更别提这项技术本身的安全性了。目前,基因编辑技术亟需在脱靶效应、基因导入系统等方面做出突破。
对于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R教授指出:“体细胞改造是对家庭和个人的责任,而性细胞改造是对社会的改造。”他强调,个人无权决定应该对性细胞中的哪个基因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清楚一个基因突变到底会引发哪些疾病,又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疾病或缺陷的定义也是在改变的,今天大家觉得不好叫疾病,但再过两百年可能又觉得是好事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W教授则认为一项有颠覆意义的新技术引发争论是非常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公众一起参与,会综合考量基因编辑技术的一些所谓危险因素。W教授还认为人们对于所谓的缺陷基因的定义是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未来很有可能会随着认识的深入而改变看法,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讲,是否可以编辑生殖细胞的基因是无解的”。
尽管科学家们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讨论莫衷一是,但是不可否认,基因编辑技术是一项非常先进的技术。这项技术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促进了干细胞的进一步研究,基因编辑技术开发的产品也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
(取材于陈晓雪等人的文章,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模式是互联网的产物,对现行的产权观念提出了挑战和深化要求,但并非否定产权,共享经济仍然是建立在供需双方拥有各自所要交换的所有权为前提条件的自愿交易。与传统的市场经济通过交易确定物品的所有权有所不同,共享经济依靠技术更深入地分解界定产权,在其交易模式中使得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拥有物品所有权的供给方,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将物品使用权出让,实现私人生产要素的社会化,带来其价值的显著提升。需求方则通过租、借等共享方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物品的使用权,满足自身的需求。共享经济模式中对产权的细分化界定,促使了一种新的双层产权结构的产生:以财产的所有权为主,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在下层,财产的使用权在上层。资源的供給方拥有所有权,但使用权变为共有,这样的共享过程中所涉及的实质上是信息、数据和服务的共享。
(摘编自《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30日)
材料二:
先不说共享单车、共享停车、共享租屋等已走近普通大众的共享产品,现在,市面上“花式共享”选出:共享马扎、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宠物共享冰箱、共享红酒……“共享+”百花齐放,这是好事。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共享”,蹭着“共享经济”的热度,做起“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意,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透支了“共享”的公信力,成了“伪共享”。
共享经济其本质是整合闲散资源,盘活存量经济,减少浪费,避免新的资源开掘。“伪共享”则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并未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产与生活痛点,而只是营造“繁荣假象”、制造“虚假需求”,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成了“非共享、不经济”。“伪共享”蠢蠢欲动,不外乎资本逐利冲动、短平快挣热钱等心理作怪。一些“共享项目”虚火高烧、想象力贫之,单纯靠拼密度、拼规模抢占线下网点商圈的野蛮生长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摆脱资本热捧与营销炒作,走向理性、合规、审慎,在分享平台上做深做透,才能找到真正清晰的发展焦点和盈利路径。
(摘编自《人民日报》,原题为《“共享+”不是赠热度》)
材料三:
近日,共享单车企业ofo小黄车陷入经营困境,用户纷纷申退押金。截至12月19日中午,ofo小黄车的在线排队退押金人数已突破1119万人。事实上,当共享单车行业兴起并主推押金模式时,就有不少学者专家对用户的押金安全产生了担忧,并呼吁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监管部门在2017年年中也开始意识到这一行业存在的押金风险,并出台了相关办法。可以说,监管部门基本上把准了行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并且开出了药方。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剂药方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解决押金难退问题,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监管部门不能是旁观者。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提前做好研判工作,及时出手引导和规范市场。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确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企业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但当这一业态直接关乎消费者资金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时,那么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就必须适时出手,对失灵的市场机制加以矫正。
(摘编自2018年12月20日《法制日报》)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已言明,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都臻于完美的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2016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指出,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数据是人民健康水平、国民健康战略的“睛雨表”和“指南针”。
大数据可以提高卫生健康部门、医保部门的决策精准性、精细化水平,比如:预测下一个时间段季节病、流行病高峰期的时点、周期、烈度,可以提前部署医疗卫生资源,避免被动挨打的“非典”(SARS)事件重演。从这一总要求出发,广义的健康大数据可以从两个维度予以定义:一是涵盖人类个体产生的所有作为健康影响因素的数据,包括生理大数据(含基因等多组大数据)、心理大数据、环境健康大数据、生活方式大教据等;二是国民健康服务、国民健康保障这两大体系所产生的数据,包括医疗机构大数据、公共卫生大数据、健康管理大数据、医疗保障大数据、商业保险大数据等。
(摘编自梁嘉琳《医疗“人工智能”时代:健康大数据要怎么管,怎么用》)
材料二:
2016年-2018年医疗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全球医疗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层次分析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博裕金融懂医行数据库)
材料三:
为什么医疗需要人工智能?一方面来说,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保障,尤其是人类面临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挑战;20年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真正的劳动力是谁?谁来养育小孩?谁来照看老人?谁来照顾我们的健康?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医生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稀缺资源。举例来说,在美国看病比在中国看病更难,费用更贵;预约一家公立医院,得等好几个月才能看上病。全世界在医疗健康上都面临同样的难题:第一,支出很大,成本很高;第二,老百姓的体验很差。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社会各界纷纷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中。除不舍昼夜的医护工作者外,人工智能技术在快速体温检测、大数据防控、机器人接待、医学影像判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需要数据作为土壤。医疗行业的数据很丰富,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医学影像设备,产生越来越精准的不同层次的数据。并且,医疗行业是严重依赖数据做决策的行业,从这个意义上朱说,人工智能是医疗临床、科研等方面的极佳助力。
(摘编自2020年2月3日“中国新闻网”:《为什么医疗需要人工智能》)
材料四
2018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19%的受访者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68.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人工智能的价值是提高诊断效率,75.3%的受访者觉得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会使看病更方便,82.9%的受访者期待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测控与信息技术系教授马建国表示,医疗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减少很多人的工作量,“但是现在来看还不是很成熟,效率、准确度等还没有足够的保证。最基础、最原始的数据是所有算法的根本,在原始数据和仪器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大力突破。很多报道说医疗人工智能诊断比医生的准确度高,这样说还需要谨慎一点”。
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调查中,34.1%的受访者认为问题在于缺少数量充足、格式标准的高质量数据;23.5%的受访者觉得个人医疗记录具有敏感性,需要严格的隐私保护;20. 6%的受访者认为相关领域医生、护士等从医人员短缺是一个问题;18.6%的受访者认为病人可能对人工智能不信任。
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十分迅速,产品与应用也在不断地创新和迭代,逐步满足医疗的种种需求,技术的创新,推动医疗回归医疔本质,进一步缓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让人工智能发声,让医疗更精准。
与此同时,也要处理好医疗人工智能在主体资格、侵权责任、数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安全、可靠、可控的技术产品,更好服务医生、患者和医疗事业。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健康中国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为实现“健康中国”拓展了新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筑牢技术创新的基石,擦亮造福人民的底色,智能医疗时代大有可为。
(摘编自2018年8月21日《中国青年报》,201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力赞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大,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大多只20出头。他们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趋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脾气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网络平台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材料四: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授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审美教育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贯穿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
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广大家长应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善于以生动活泼的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通过审美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扎根。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
材料一:
疫情期间,各地中小学开展了“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效果怎么样?近日湖南省教科院智库“互联网+教育”研究团队进行了调查。
近八成学校开展网络教学。此次调查共在全国收回问卷6.7万余份,其中在湖南收回5.1万份。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基本成为常态,79.34%的调研对象所在学校已经开展在线教学,城市和农村分别为83.41%、77.42%。
录播、直播各显神通。调查发现,有36.48%的学校以“组织学习公共教学资源”为主,31.56%的学校以“教师录播或采用平台已建资源教学”为主,11.6%的学校以“教师直播教学”为主。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基本获得认可,但网络环境组织实施、师生互动交流等一些方面仍有改进余地。
农村地区在线教育仍具挑战性。在线教育教学中,家庭是否具备上网条件、终端是否有电脑等设备,是重要影响因素。和城市相比,农村家庭电脑拥有率较低,在线教育教学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摘编自《推动在线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2020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图片选自《新华网》)
材料三: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一些上课难的问题让人揪心。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非四个方面:要么没有宽带接入,要么手机信号不稳定,要么缺少终端硬件,要么各项费用偏高。工信部曾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所有农村都能够村村通宽带,弥合“数字鸿沟”。疫情之下,更“硬核”的手段是把建设提速,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向毛细血管的末端,宽带网络不仅要进村,国家要想办法进入村民家里,让散居深山的农户拥有稳定的手机信号。
让有学龄孩子的家庭通上宽带,或者有稳定的手机信号覆盖是当务之急,对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不用爬雪山、不用坐在悬崖边上网课,是国家对孩子最基本的呵护。
与此同时,要鼓励没有在家上网课条件的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困难。一些课开通前给学生的问卷上,所有针对是否具备在家正常上网课条件的问题,都只包含两个选项,一是“可以”,二是“不可以,但我能想办法克服”,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形式主义做法。一些地方官员甚至顾虑,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自己上网课困难,会给地方形象抹黑,是不顾防疫大局,这显然也是必须纠正的错误观念。
对因为客观条件限制落下功课的同学,学校还应该制订补救计划,帮助学生在恢复课堂教学前把功课补回来,不能让“数字鸿沟”演变成“知识鸿沟”。
(摘编自《解决课难不妨再“硬核”一点》,2020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对中小学生进行在线教育,是在疫情防控形势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客观需求,但是不能只有在线知识文化的教育,而缺少了防骗意识的教育。鉴于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对网络上的各种骗局并不了解,同时在防骗意识上也严重匮乏,所以我们在开展在线教育的同时,也要对防骗教育进行补课。而这种补课,可以分为线下和线上方式来进行。
从线下来说,在把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交给孩子之前,要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同时还要向他们灌输正确、健康的价值观、金钱观,避免他们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从线上教育来说,制作网络课程的机构,不妨在每次上课之前先对孩子进行一段预防网络诈骗的教育,就像现在在上网课之前,都会有一段预防新冠肺炎的教育一样。这些措施,会有效提高孩子们的防骗意识。
与此同时,家长还要做好技术预防工作,大人要做好自身手机支付的安全措施,不要轻易告知孩子手机支付密码、银行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同时通过交流互动,告诉他们不要盲目扫描二维码,以防恶意软件和木马病毒被强行安装,更不要盲目点击不知来源的链接以防进入钓鱼网站。
(《上网课也要补上“防骗课”》,2020年3月10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一:


(图片来源于2017年11月新华网)
材料二:
从21日早上起,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迅速传播,到当日晚间,无数人的朋友圈已经被这篇文章刷屏。随着疫苗事件的持续发酵,恐慌、愤怒情绪蔓延,不少山东的家长们炸开了锅,纷纷用刷屏表达着愤怒。
山东的家长之所以表现得格外恐慌和愤怒,原因在于几天前曝光的2017年11月的一起疫苗违法事件当中,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问题疫苗共计 252600 支,全部 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家长的情绪反弹,有信息来源作为基础。
而问题疫苗究竟销往哪里,自己的孩于是否注射过问题疫苗,如果注射了又如何补救等,家长们眼前如同一个信息黑洞,难以及时获得足够值得依赖的信息,只能用猜想来增补信息 真空,进而加剧了恐慌情绪。
因此,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的正确方法,不是简单呼吁民众保持足够的理性,而是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既要跑在谣言前面,也要跑在猜想前面。
首先,对于一些模棱两可的网络信息,要有权威部门及时发声。比如,《疫苗之王》所说“问题疫苗打入 25 万儿童身体”是否属实,就是一个对公众情绪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疑问,对于这类问题,不仅要迅速释疑,而且要用确保准确的数据来提高说服力。
其次,后续将如何应对这起事件,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处理思路,让民众吃上定心丸。民 众的恐慌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深入分析,应该将之当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根据疫苗流通规则,同批次的疫苗销往哪里,大方向是记录在案的。然而,就个人而言, 接种的疫苗是否属于问题批次,是否也有详细的记录,已接种问题批次的儿童能不能得到通 知并及时复检,以及是否应补种等事宜,都是压在家长心头的疑问,此类疑问不解,恐慌就 难以消除。
(摘编自罗志华《“疫苗危机”:别让信息黑洞加剧恐慌》《新京报》2018 年 07 月 22 日)
材料三:
这个周末,问题疫苗引发全民焦虑,无数家长连夜翻看孩子的接种记录本,一项项对照是否使用过问题疫苗。疫苗造假,曝光必须无死角,监管切莫轻飘飘。面对问题疫苗,忍耐 后的质疑和冷漠,追问后的维权和用脚投票,都值得监管部门认真反思,慎重对待。
近日,长生生物接连被曝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百白破疫苗为“劣药”。国家药监 局出手后,多家媒体跟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对事件的追问中,公众对于疫苗安全的焦 虑不断升级,唯有尽快公开真相,才能回应质疑。
疫苗乱象,非一日之寒。行业积弊已久,奈何每次处罚都轻飘飘。
我们看到,某些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恶企,在被查出问题之后,虽也受到一定惩罚, 但与获得的孽利相比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让其痛改前非。人命关天的闹剧后,受害者维权 无力,企业“自罚三杯”,监管者惯性失语,如此“宽松”也是变相纵容造假、售假的重要 原因。
这背后有个政绩观的问题。如果对这些恶企处罚太重,动辄判处“死刑”,势必影响当地的 GDP 和税收的数据,因此,处罚多是些“软刀子”。
药监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流向市场的药品负责。对消 费者而言,其权益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和维护。假疫苗横行,那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失职,就该有人对此负责。如果做不到,设立这个部门干嘛?
毋庸讳言,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依然是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和不放心的问题之一,应 该引起足够重视,它不仅关系着人民健康,也关系着人心聚散。
(摘编自胡琴《面对疫苗乱象,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人民网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一: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中国自古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无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科,因此百年来传入中国的有欧洲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美国个体权利政治学等。客观地说,这些外源性学说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势,但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模式”危机证明了“历史终结论”[注]的终结,西方政治学也随之陷于困境,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中格外引人注目,而这显然不是既有的西方政治学所能解释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最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历史政治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那么,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都是古老的学问,二者的事实性组合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就是以政治学视野去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的发现中去丰富和发展政治学。具体而言,在认识论上,历史政治学研究政治问题的情景论;在方法论上,重视问题的时间性和时间进程;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
历史政治学能够进一步解释政治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重大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比如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历史的血脉和基因并未因此而隔断,历次的制度变化依然没有割断5000年文明史。再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后是连续、统一的。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阈中,不仅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更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安排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和方向,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强化了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与基本制度。
历史政治学不但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还是发展政治理论的重要路径。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理论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而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
能够连续性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是发掘历史政治学的富矿,但中国历史上的丰富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被系统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未来,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新界定相关概念,推进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摘编自杨光斌《扎根中国大地的历史政治学》)
[注]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是由日裔美人福山提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材料二:
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它的学科主体和本体性是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有几个维度需要注意。
一是可界定的政治学维度。有边界才有学术分工,才能形成学科的主体性。中国历史学也已做得那么丰富了,我们再添一块砖一块瓦,没有意义。历史政治学一定要注意它的本体性是政治学。它与历史学有什么区别呢?历史学重在摆事实,政治学重在讲道理,在于分析和解释。
二是可标识的政治学命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核心对象和要素,政治学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及其相关问题。只有从政治学的命题入手,它才能够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当然也有交叉的地方,比如说赵鼎新老师研究历史,也研究国家,也研究历史社会学。这个有交汇,但是还是要有分工。
三是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为什么政治学起源和发端于古希腊,中国有丰富的政治实践却没有能形成一门学科,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明确定义的、超越个别经验的、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中国路径是独特的,中国经验是独到的,中国故事是独家的,但是从中国路径、经验和故事提炼出来的概念应该是可交流的、可传播的、可意会的。历史政治学要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让他者听得懂的中国之理,你要让人家听得懂你的故事,而不是只能自己听得懂。
四是可整合的政治学范式。历史政治学重在讲道理,寻找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连接起来,就要通过特定分析框架和范式加以解释和分析,有方法、有范式,才能自成一家,才有学说。历史政治学是不是能够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甚至解释世界,就看其有没有独到的分析框架和范式。一门学科,包括历史政治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于叙事。历史学的优势在叙事上的精细、考据,但问题在于它不注重说理。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一事讲一理。一个事情里面有一个道理,能够从中国叙事当中提炼出中国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中国人自己听得懂的理论。我们现在一事讲一理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是最缺的是万事皆一理,也就是从中国叙事当中有所发现,从中国道理当中有所启示、有所超越,形成具有普世性的概念和框架。这是第三个层次。
(摘编自徐勇《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
材料一:
长征运载火箭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
长征火箭已经拥有退役、现役共计4代17种型号。其中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E、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甲5个型号已退役;长征二号丙、长征二号丁、长征二号F、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长征四号乙、长征四号丙、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长征十一号12个型号在役。另有长征五号乙、长征六号甲、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5个型号在研,长征十一号甲1个型号在论证中。
长征火箭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不同类型卫星及载人飞船的能力,并具备无人深空探测能力,低地球轨道(LEO)运载能力达到14吨,太阳同步轨道(SSO)运载能力达到1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GTO)运载能力达到14吨。
截至2019年3月10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发射300次,发射成功率接近96%。
(选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二: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300次发射,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靠的是什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龙乐豪院士认为,靠的是牢牢把握住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的拓路者长征六号火箭为例,2015年它以“一箭二十星”创造了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瞄准国际运载火箭先进技术水平,浑身上下几乎都是新的,很多技术在世界上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自主创新成果达十几项。据介绍,长征五号突破了12项重大关键技术和247项关键技术,代表着我国科技创新与工业制造的高水平,不仅使火箭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带动了国内工业制造能力的提升。
未来,比长征五号更大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将研制9.5米级的火箭箱体,也将带动国内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新装备等向前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王伟童《长征火箭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人民日报》2019年4月1日)
材料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1日报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中国火箭的绝对主力,承担了中国96.4%的发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9.2%。
报道称,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长征系列火箭的快速进步:自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至2007年6月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100次发射用时37年,年均发射2.7次;再至2014年12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长征火箭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5年,年均发射13.3次;至2019年3月10日,长征火箭完成第三个100次发射,仅用了4年多时间,年均发射23.5次。
报道称,尽管长征系列火箭也曾发射失败,尤其是2017年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失败。但长征系列火箭接近96%的发射成功率,在世界上仍属于先进水平。而且,与前50次发射相比,长征系列火箭后250次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在第三个100次发射中,长征火箭共将225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97%。特别是2018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达到37次,首次位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并创下世界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报道称,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有密切关系。如果革弊兴利得当,这种体制在需要高投入、高协调、高精准但见效慢的航天领域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报道称,这些年,中国航天打破论资排辈的弊端,青年人才挑大梁的局面蔚然成风。不拘一格用人才也是中国航天科技进步的“秘诀”和保障。
(摘编自《长征火箭完成第300次发射 新媒:中国航天从量变走向质变》,参考消息网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一:
2020年,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突破8000亿元,蝉联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首。苏宁控股集团以6652.59亿元营收排在华为之后,并蝉联互联网零售行业第一,正威国际集团营收紧随苏宁之后位列500强榜单第三名,达到6138.99亿元。今年已是华为第五年蝉联这一榜单冠军。
从上榜企业地域分布特征来看,浙江仍是民营企业500强最集中的省份。今年共96家浙江企业上榜,也是浙江连续22年蝉联上榜企业数量第一。
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首次突破200亿元,达202.04亿元,相比2019年的185.86亿元,增加了8.71%。
同期,民营企业500强纳税总额达1.37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70%。第二产业入围企业331家,其中,制造业企业288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入围企业164家,比上年增加7家,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总额分别占500强的59.34%和36.34%。
(摘编自腾讯网)
材料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是两个不可偏废的轮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要使其适应现代市场发展需要,同时增强发展后劲,发挥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加大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既要发挥好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主力稳就业增收入的重要作用,也要发挥好民营企业在创新发展和开展创新创业方面的中坚作用,保证民营企业公平公正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营造更为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宽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领域市场准入等举措,将打破所有制之间的区分界限,使国企民企作为同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和经济建设,并从制度、政策、融资等多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刘向东说。
(摘编自《国常会:进一步为民企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材料三:
从大的趋势看,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是越来越好,而不是变差。表现在法律给予产权保障,政府观念也得到转变,民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要繁荣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在这点上社会已形成共识。
关于企业制度问题,要按成本效益原则来考虑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决定企业的制度、融资渠道。从现实角度考虑,要重视建立健全企业制度。家族制也可视为一种企业制度,但需要严格、规范的管理,才更有利于融资、上市。国际上许多上市公司都是家族控股企业,但他们不靠血缘关系管理,而是靠制度管理。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怎样与经理人合作,与其他投资者合作,与竞争伙伴合作,这就需要制度市场是有波动的,有低潮、高潮,有萧条、繁荣,而且是有周期的。怎样驾驭波动周期,防范风险是企业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要意识到市场高涨不会是永远的。而我们许多企业却恨不得以最快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往往就造成投资过度,生产能力过剩,结果资金流吃不消,市场一波动,企业陷入困境,中小企业受影响和冲击更是首当其冲。因此,中小企业在大发展中要及时观察市场动向,了解宏观政策趋势及本行业市场状况,有效防范风险,避免因市场波动而倒闭。这对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了解宏现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走势,以使规避风险,稳健发展。
(摘编自《政府应对民企一视同仁著名经济学家类纲为民营企业家释疑解感》)
材料一:
文艺有起源于游戏一说,文学也是人类游戏的一种。文学固然是作者个人抒发情感、载道咏志的工具,但同时也是生存劳动之外娱己和娱人的玩乐形式。并且,文学作品生成的过程,既是作家呕心沥血、潜心耕耘的创作过程,亦是一种按照审美图谱和创作成规进行的工艺意义上的制作过程。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并依靠体制的力量获得更多的推送机会、大众审美在严肃文学中的延续以及短篇小说的文体变化,皆是这种“制作性”的体现。
进入网络时代,在“制作”视角下观察创作,媒介融合效应测试作家的讲述如何在众生喧哗中被关注,网络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虚拟情境”,吁求文学的新变。
网络文学在商业化之前仍然是自发写作、激情写作的产物,而阅读收费制度建立后的网络文学开始走上自觉之路,在商业机制的作用下发展出一整套“制作工艺”,以建立自身造合大众阅读的形象。例如,“小白文”成为网络文学的基本法则,通过使用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和大量使用网络用语等方式消除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人物因为车祸、生病等意外事件实现穿越或重生,这种情节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只是为了达到新奇效果而写出的;作者将长篇故事化整为零,使每一个章节有大致相同的字数和相对独立的情节,且每个情节都会出现小高潮,这足以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阅读快感,为了迎合读者,作者宁肯牺牲结构的整体性也要进行这种技术操作。
媒介融合对文学的改变还体现在文学与其他文本形态之间的互文关系上。在严肃文学中,一部作品因为复杂的艺术手法和多意性的主题而无法用影视、舞台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展现,那么它就被认为有很高的艺术性,例如意识流小说。但在网络时代,这一观念正在发生反转,将文字转变为影像成为一种荣耀。严肃文学中的场面性描写增加,画面感增强,这意味着电视普及对影像审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网络文学中,可向影视、游戏等转化的IP潜质和业绩更成为评价网络文学作品的核心指标。在新媒介时代,文学作品成为可以被不同艺术技巧重新解构、适应不同传播方式和满足受众审美偏好的超文本。尽管不同文本形态之间的转化是一个艺术化的再造过程,但超文本与由其分化出来的子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是以产品开发的形式出现的,这使一部文学作品变成了文化工业制作链条上的起点,而非作家艺术创作的终极成果。
只有依赖媒介才能存在的文学必然不能逃脱被“形塑”的命运。数字化、交互式的互联网取代纸媒和单向的低级电子终端,成为主要的媒介载体,由信息的传输者变成了语境提供者,全面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媒介的崛起既使文学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也为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21世纪前2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21世纪必将是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
(摘编自桫椤《21世纪文学20年:新世纪以来的媒介之变与文学生产》)
材料二:
严格来看,文学的“商品化”是现代媒介与消费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现代媒介为消费意识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技术平台,同样消费意识又成为现代媒介发展的潜在动因。正是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文学作为一种既定的“商品”走向消费成为可能。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学一度凭借自身“形而上”的审美意蕴成为睥睨一切“物性”的存在。尽管传统文学活动中不乏商业化的因子,但以赤裸裸的“商品”关系来看待文学却是传媒时代的产物。
文学服膺现代消费的表现形式通常包含两种。第一种形式是文学服务于消费社会的商品流通。现代消费意识的传播离不开诸多文化资源的推手效应,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典范,自然成为迎合消费社会的有效手段,打破传统的界限而投身现代消费潮流,自然成为文学的现代使命。诚如学者指出的,在消费社会中,“那些浓情蜜意或者虚情假意,已经使当代消费生活变成文学叙事,那些消费诱导引发的消费冲动,以及在购买现场与导购员之间发生的讨价还价,都是典型的文学性语言推动消费情境时产生和展开的”。文学迎合消费时代的第二种形式则是文学作为直接的商品进行流通。作为商品的文学在前传媒时代并不罕见,以一定的商品价值衡量文学本身并未产生对文学本体审美特征与价值取向的篡改。而由传媒主导的文学生产则不同,文学的“商品化”供给与“消费化”流通成为传媒主导文学生产的显性存在,影视票房、网络点击量都成为“媒介文学”商业价值评估的标志。如胡友峰所言:“审美活动与消费活动的联姻成为电子媒介时代的一种审美风尚,人们的审美活动必须依附于经济上的支付,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审美原则不再是价值理性的‘度’,而是商业盈利的‘度’。”正是在现代消费意识的浸染下,商业逻辑已然渗透到文学生产、流通乃至消费的整个链条,决定着文学本体的审美特征与价值向度,传统意义上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自然难以迎合现代媒介文学所呈现的价值诉求,以经济指标衡量文学价值的现代评判标准成为现代“媒介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审美特征之一。
(摘编自王婉婉《从“文学媒介”到“媒介文学”——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技术维度与审美逻辑》)
材料一:
文学与数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条道上跑的车,实则文学与数学有着奇妙的同一性,先看几位著名文学家关于文学与数学的远见卓识:
雨果说:“数学到了最后阶段就遇到想象,在圆锥曲线、对数、概率、微积分中,想象成了计算的系数,于是数学也成了诗。”
福楼拜说:“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汇合。”
哈佛大学的亚瑟•杰费说:“人们把数学对于我们社会的贡献比喻为空气和食物对生命的作用,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数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已‘数学化’。”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现代科学六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应当和文学艺术六大部门(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园林,书画造型,音乐,综合)紧密携手,才能有大的发展。
文学与数学的同一性来源于人类两种基本思维方式——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同一性。文学是以感觉经验的形式传达人类理性思维的成果,而数学则是以理性思维的形式描述人类的感觉经验。文学是“以美启真”,数学则是“以真启美”,虽然方向不同,实质则为同一。而文学与数学的统一归根到底是在符号上的统一,数学揭示的是隐秘的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符号体系,而文学则是揭示隐秘的精神世界的符号体系。一为重建世界的和谐,一为提高人类的素质。
人类文明经历了两次分化——艺术与科学的分化及艺术、科学本身的分化。如今又在进行两次综合——艺术本身的综合及文学(艺术)与数学(科学)的综合。
(摘自易南轩《数学与文学》)
材料二:
数学,理性、阳刚;文学,感性、阴柔。数学,刚正、肃静;文学,随和、豁达。数学,深沉、内向,攻下费马大定理了,也没有几个人晓得这事;文学,热忱、张畅。孩子一句“鹅、鹅、鹅”,也会一千几百年红不够。
数学与文学,一左一右,一南一北,天生有非常距离。
比较起来,文学很像一个性情中人,很率性,情之所到,一根草,一棵树,一个梦,都能演绎成篇。在文学那里,将一池水往海里说,叫夸张;挖空心思将其写得天花乱坠,叫修辞,都被看好。平白、浅显地说一件事,叫白描;想方设法往深里说,叫哲理,都称功夫。说一个小故事,让人没法忘记,叫短篇小说;像《清明上河图》那样(但不用图),将一个城市的市井繁琐,编成长长的故事,叫长篇小说。一种情怀,抒发成高山流水或者孤鹜落下的,叫散文;这种情怀,如果还能酿成杯茅台,叫诗歌。总之,无论什么话题。说了有趣,说了动情,说得别出心裁,说得点开人的情窦或心窍,都叫文学,都称创作。
数学不是这样,数学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这里没有包涵,不讲妥协。只有铁面一张。既忌讳泡沫,也反对弯弯绕。数学不是说明问题,而是发现和解答问题。提问和答问是数学的两大发动机。提问越深,答问越简洁,越受人尊重。数学用的是另一种思维,一种不对即错的二元思维,过与不及都不允许。数学的较真过于迂腐。不妨让全世界的国家元首,考考中国中考的数学试卷,虽然他们都是天下俊杰。他们的文学都不会差,但是,能让那张卷子给出60分的,绝对是条好汉了。数学喜欢把一切重蹈覆辙交给计算机,把一切以往成就的继承,都叫学习。能称得上创作和发现的,台阶真的不低!
(摘自潘国本《数学与文学》)
材料三: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们对数据背后规律的探寻,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比如,电影行业对票房、排片率、上座率等数据的关注。但直到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在线文艺作品最后的“黑匣子”才真正打开。如今,所有观影数据、用户交互数据、播放表现、演员等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量化成一些固定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面貌,已经广泛为采买、制作、投资、宣发和播放各个环节提供参考。
比如,“选角”是大数据应用的一大场景,大数据算法可通过舆情数据提炼出网友对演员的评价标签,计算演员和候选角色的标签相关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扮演者就是由大数据参与推荐的。除了选角,大数据还能指导剪辑。观众对视频的观看反应,比如何时拖动视频进度条快进等等,都会纳入监测范围,从而让制作者对观众喜好判断有据可依。而在重大体育赛事中,机器甚至可以智能生成精彩短视频(如进球瞬间),直接成为内容生产的一环。此外,在“千人千面”的分发机制下,不同用户在视频平台看到的首页是不同的。就算是看到同一内容,其封面图和推荐文案也可能是量身定制。
大数据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到底有多大?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大数据描述为文艺创作的“爆款炼金术”。伴随网络视听的迅猛发展,竞争越发凸显,为了从中突围,制作方对于“爆款”的追求较以往更甚。用数据说话,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节目反馈“不确定性”,提升“爆款”命中率。另一种观点则将大数据置于艺术家“创意”“灵感”的对立面,认为技术探索在文艺创作者的智慧面前显得虚妄。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文艺作品具有特殊属性,用大数据描绘它的难度远高于一般商品,但否认科技与艺术在当下深度融合的趋势,同样不可取。事实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新技术无一不在深刻影响文艺发展。
因此,应合理认识大数据在文艺创作中的参考价值,善于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捧。通过分析数据,有助于了解观众喜好和习惯,认识当下艺术潮流、创作方向,从而为创作提供参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甚至可以将人力解放出来,使创作者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到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中去。
(摘编自庄卓然《善用大数据,赋能好作品》)
材料一:《唐诗三百首》中李白的《静夜思》,传播极广,几乎所有牙牙学语的孩子都能成诵。但近日有好事者传递一则消息,说在日本教科书中发现李白的《静夜思》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提出中日传本的不同。其实,这首诗的李白原文和明清传本的差别,对研究唐诗达到入门水平者来说,是几乎人所皆知的老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大约一千首左右李白的诗歌,最主要的来源,第一是李白本人的文集,第二是唐宋时期的各种诗文选本,第三是唐宋时期的各种史书、笔记、诗话、类书、地志等。元丰三年(1080) 晏知止刻于苏州,为李集最早刻本。今存宋蜀刻本两种,均源出晏本:一为足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即清末陆心源丽宋楼旧藏),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影印本、巴蜀书社1987年影印本等;一为残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旧时流传较广的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以及清王琦《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重在注解李诗,版本则稍晚于前述诸本。以上各本以及《全唐诗》所录《静夜思》文本,都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几乎没有异文。
那么,《静夜思》 的两个“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大约十七八年前,日本关西大学森濑教授曾到复旦中文系作关于此诗的学术报告,有两点印象很深刻。一是关于此诗的异文,他充分调查了三十八种文本的异文,最后的结论是,两个“明月”的文本,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中,明清选本或沿袭其文本,尤以《唐诗三百首》影响最大。他在报告会上分发了他做的各本异文统计表,密密麻麻两大张,足见治学的严肃。二是两种文本的优劣,森濑教授也有很仔细的分析。他显然更赞赏未经明人改动的文本,为此他还仔细揣摩李白作此诗时到底是坐着还是站着,引起听讲者极大的兴致,至今我还记得他为此几度起立讲说的神情。森濑教授的论文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那张表也附于文末。
李白这首诗,只有李白原作和明人(应该就是李攀龙)改作的区别,不存在中日传本的不同。至于中、日教科书中选取不同文本作为教材,大约一是尊重明清以来文本的家喻户晓,一是尊重李白原作的面貌,各有考虑立场的不同。
(摘编自陈尚君《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
材料二:文献在抄录过程中,文本从流动变化到基本定型,也有一个存优汰劣的客观规律存在其中。对于同一文本的各种异文,抄录者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基本认知判断。于是,历年所流传的文本便会变得逐渐趋同,最后形成众人所认可而熟悉的形态。而对趋同文本撬动最后一根杠杆的,便是印刷业兴起后的刻本。当然,同一文献不同刊本间所存之异同,则是由于刊刻之际选择底本有异而形成。这种异同说到底,还是来自写本时代的遗传。就李白的《将进酒》而言,敦煌卷子所显示的文本形态,正是写本时代的流动生长状态。三种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同,或许就是这首诗的原初模样。
人的心理,总是乐于接受熟悉的事物,而排斥陌生的东西。对文本接受的阅读心理也是如此。除了学术讨论,包括李白的《将进酒》,定型后的长期流传与 阅读,让人们对文本的本来就是如此、本应就是如此,深信不疑,从而本能地排斥其他异文。这里面,尽管有着优劣判断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感性的“熟人” 因素使然。什么版本在什么地城流传开来,被广泛阅读,便成为亲切的“熟人”。李白另一首有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文本,但日本人自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传入并广泛流传之后,熟悉的则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收入中学国语课本的也是这个文本。
关于古代诗文的文本聚讼,时常见诸报道。最近,收录到小学语文课本中杜牧有名的《山行》一诗,其中一联记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于是,有人就提出质疑,不是“白云深处”吗?怎么记作“白云生处”呢?对此,编辑出版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做了解释说,从版本的角度,作“生处”的较多;从诗意上说,“生处”和“深处”意思都讲得通,但据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远甚”的说法,用“生”字意境更佳。基于这两个理由,新编教材的这首诗就用了“生”字。自然,有了前句“远上寒山”,从诗本身来说,我也觉得作“深”有些语意重复,不如作“生”为胜,不过,历代传抄刊刻,让文本处于流动的状态,后出终是以众胜寡,以俗胜雅。
究竟哪一个文本更好,哪一个文本是原貌,其实大可不必深究。跟语言一样,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生成史。
(摘编自王瑞来《从李白〈将进酒〉说来开》)
材料一:
随着众多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社区团购一度站上热门风口。“简单地说,社区团购是依托真实社区的一种区域化、小众化、本地化的团购形式。”浙商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陈腾曦表示,大多数用户的涌入主要依赖于团长在各类微信群“一分钱活动”的轰炸,它是一种快速的裂变营销,可以帮助企业在很短时间内,聚拢各个社区的居民,使之成为其客户。他指出,社区团购解决了城市社区消费者下班没有时间逛菜市和超市、超市排队时间长、距离菜市场远等日常痛点。“社区团购+直播短视频”模式抓住了用户喜爱看短视频的习惯,引发消费者产生消费冲动,最后促成他们在社区团购平台上下单全套某道美食的食材。
每日优鲜等电商更多服务于一线城市居民,下单后30分钟或2小时之内就能送货上门,这需要在消费者附近部署一定密度的前置仓,以便快速提供配送服务。社区团购的初始流量依靠微信的社群属性,由团长带动熟人及周边人群,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小程序等实现裂变式增长。
(摘编自《理性看待社区团购》,中国日报网2020年12月25日)
材料二:
QuestMobile的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在2020年5月达到11.6亿的高位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与波动。互联网巨头们想要像过去那样靠跑马圈地就获得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返,对用户的分层运营以及流量的交叉复用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由于“买菜”生意具有高频、受众广的特点,很容易成为流量入口。所以,巨头重注这一领域,不仅可以开拓生鲜市场线上用户,而且也可以防止竞争对手通过社区团购抢走原本属于自己的用户,守护其商业版图。
社区团购往上游撬动的是一整条农副产品供应链,往下对接的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一日三餐,而当生鲜产品的供应模式一旦跑通,那么从生鲜到日用百货乃至更多品类的扩张更是水到渠成,“预售”+“社区自提”的模式有可能成为下沉市场家庭的主流消费方式。因此,各大互联网巨头无论是出于流量目的,或是抓住新零售的创新红利与增长前景,都不会错失社区团购带来的机遇。
未来的社区团购谁将成为行业的赢家和幸存者?只有在供应链和履约能力上面进行精细化运营,控制好成本;在商品盘、用户定位、服务体验、品牌运营上实现差异化,保障好收入;使消费者、生态伙伴及投资人长期受益,或许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未来的头部企业当中保留一席之地。
(摘编自《再思社区团购:巨头考量与监管之眼》)
材料三: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
材料四:
随着资本对社区团购的关注,社区团购模式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高速发展。为了抢占用户,一些社区团购平台通过巨额补贴,以低于进货成本价格销售商品,利用欺骗性的语言、文字等标价,诱导他人与其交易的行为时有发生。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已依法对部分社区团购平台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敦促企业积极整改。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副所长刘斌指出,当平台企业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消费者倾销商品,且形成一种规模效应时,一些消费者可能就不再从小商小贩那里购买水果蔬菜,这就会使得小商小贩失去生计的抓手。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挤压了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危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未来,国家还应完善规则供给,考虑出台规范社区团购相关市场秩序的文件,严惩社区团购领域内的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刘斌进一步补充道,针对社区团购平台滥用数据算法手段进行垄断的行为,在监管时还应衔接《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他强调,加强监管的目的在于推动社区团购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消费者营造稳定便利的平台,企业只有恪守法律底线、诚信底线,才能行稳致远。
(摘编自《社区团购如何健康发展?》,《人民网》2021年11月28日)
材料一
“一带一路”建设,在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垫稳定之基。政策沟通、战略对接、求同存异,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的鲜明特征。“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国家间经济互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发展之力。从“无数铃声遥过碛”的大漠驼队到日行千里的跨国班列,从“映日帆多宝舶来”的海运胜景到生机勃发的现代港口……古今共鉴、互联互通让各国经济在融合中加快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合作,是欣欣向荣的生机,相关国家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越走越宽广。“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国家间人文互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人文内涵。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道上,文化的播撒日益频繁,文明的对话日益深入,正绘就民心相通的美好画卷。从身走近,到心走近,“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架设起文明的桥梁、友谊的纽带,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
(摘自国纪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材料二
亚吉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全产业链走出去的铁路,是从投融资到运营的全产业链跨国电气化铁路项目,也是中国海外第一个集投融资、设计、施工(土建、轨道、电气化、通讯信号)、主要装备材料、监理、机车、运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全流程“中国化”的跨国电气化铁路项目,全部使用中国标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型项目,对中国铁路标准走出去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同时,中国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到铁路沿线的工业园区建设。目前,中土公司建设的埃塞俄比亚南部阿瓦萨工业园项目已竣工,这是中土公司在埃塞承建的第一个工业园,也是“埃塞首个由中国企业设计、建造的现代化轻工业纺织园区”。另外,还有中土公司参与的孔博查工业园、阿达玛工业园、德雷达瓦工业园正在建设。目前铁路沿线的工业园区、物流产业、城镇建设开始起步,初步达到了“一条铁路带动一条经济带”的效果,这一发展模式被媒体誉为“亚吉模式”,成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新样本。
亚吉铁路是埃塞乃至东非腹地物资出口、交通运输的血管和生命线。为了帮助吉布提对接亚吉铁路带来的进出口货物,在中土公司积极推动下,中国招商局已经成功入股吉布提港务局。2014年8月16日,中国招商局和吉布提政府签订了建设多哈雷港口的合同,工期30个月,占地面积200万平米,码头前沿1375米,6个泊位,最大停靠驳船10万吨,设计吞吐量708万吨和20万标箱。
(摘编自第一财经《一子做“活”非洲东海岸,中国血统的亚吉铁路今投运》)
材料三
材料四
| 项目投资 | 交易规模(亿美元) | 资金支持 |
| 蒙巴萨至内罗毕标准轨铁路项目(非洲) | 38.04 | 中国进出口银行36.04亿美元信托贷款;肯尼亚政府出资2亿美元 |
| 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铁路项目(非洲) | 40 | 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9亿美元商业贷款 |
|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光伏电站项目(亚洲) | 15 | 国家开发银行提供6260万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4亿元人民币 |
|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亚洲) | 16.5 |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国际金融公司提供贷款2亿美元 |
| 老挝南欧江水电项目(亚洲) | 28 |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建行提供13亿美元贷款 |
(摘编自《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