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脱贫”一词代替“扶贫”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此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脱贫攻坚战”的表述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进展喜人。然而,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贪”上。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感受到,不怕“难”字当道,就怕“懒”字沾身。如果没有“靠人不如靠己”的斗志,只寄希望于更好的政策、更多的援助,显然很难根本脱贫。这更证明了“扶志”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脱贫,推动当地发展,其实正如人的身体,不能只是简单输血。输血只能救急,让人体自身可以“造血”,这才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正确方式。“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精准扶贫需要用心扶志。扶贫干部不能急躁,不要埋怨,要多些耐心,善加引导,努力让制定的帮扶措施更加扎实细致,更加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要“多开院子会”“多交政策底”,让贫困群众看到改善境遇的希望,増强脱贫致富的信心,从而调动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与斗志。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记者近日在部分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少数群众一味追求物质上的“获得感”,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为“理所当然”,在热火朝天的帮扶工作中,自己则“袖手旁观”;还有少数群众不愿意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坐等“天上”掉“现金”;有的甚至恃“穷”而骄,为满足自身不当欲望无理要挟,阻碍扶贫工作。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攻坚的对象,也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此背景下,少数贫困群众“参与感”不强,其弊端显而易见。这不仅会导致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白费力气”,难以形成扶贫攻坚合力,延缓乃至阻碍扶贫攻坚进程,而且有可能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少数群众在扶贫攻坚过程中的“参与感”不强,与其自身存在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甚至懒惰习惯息息相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层干部的工作缺位。在从事扶贫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漫灌”、“扶持”、“救济”等思维,习惯扮演“给予者”的角色,没有将贫困群众真正纳入到扶贫体系中,不注重发挥甚至忽视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用什么点亮黑夜
陈怡嘉
①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科技新闻:有人在健身房的地板下装上特殊的装臵,收集人们跳健美操时蹦跶的能量,用来供应健身房本身的照明需要。我不由感叹现代人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身上多余的热量成了脂肪,成了健康的负担,而我们同时又一直在向自然界索取能源。可惜,似乎这样的创新发明仍然无法大规模推广,离我们的生活仍然很远。我们生活中所使用的电好像一只只尾巴干净灵动、却顶着一脑袋脏泥巴的蝌蚪——在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37%是由电力生产所产生的。家中雪白干净的插座,那一头连接的却是大量能源损耗、极高的碳排放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②火力发电的缺点人产早已知晓,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大致为1公斤煤产生3度电,同时会排放出很多有毒有害气体,并且发电过程中能量的损耗浪费非常严重。
③水力发电曾经被视为获取清洁绿色能源的有效途径,大江大河被视作取之不尽的能源宝库。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逐渐逐渐深入,“水电是否算得上真正的绿色能源”开始成了存在着巨大争议的问题。埃及阿斯旺水坝的故事说来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建坝发电、控水灌溉的眼前利益晃得埃及人兴奋不已,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摆脱从法老时代开始就靠尼罗河泛滥吃饭的日子,待到他们兴师动众地转移了坝区里的若干历史文物遗址、筑坝蓄水之后,却发现得不偿失:没有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淤泥,下游农地很快贫瘠下去,尼罗河入海口的水质也发生了变化,鱼类不再集在河口觅食,坝区在若干年后即将被泥沙淤积,蓄水量和发电量开始下降,血吸虫病也开始流行。而当地区局势不稳、有战争隐忧之时,大规模蓄水的阿斯旺水坝又会成为惹眼的目标,一旦被袭击,大片土地将成泽国……这水坝建得闹心,成了烫手的山芋。1998年,一篇《水坝与发展》报告,尖锐地提出了“水坝对环境破坏严重”的观点,在解决能源紧张与破坏生态环境之间,水电究竟更靠近哪一端?
④与水力发电一样,核能也备受争议,核能发电仅有50多年的历史,但1959—1995年间,全球就发生了18次重大核事故。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可能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欧美大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安全及环保的需要,如今已基本上停建核电站或提前关闭了核电站。但在碳排放成为关注热点的时候,核能又开始受到青睐——日趋严重的气候变化促使国际知名环保人士挑战禁忌,他们认为,石油、煤等常规燃料对环境的威胁比核能更大,与其完全拒绝核能,不如思考如何解决核能的经济与安全等问题。
⑤火、水、核能都不是理想的发电能源,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当科技精英仍在上下求索之时,我们还是只能使用“脏脑袋”的电。
(选自《人与自然》2011年第3期有删改)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冥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摘编自李方莉《陶瓷背后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摘编自黎云常《中国陶瓷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
材料三:
传统是景德镇的历史辉煌,也是历史留给景德镇的宝贵财富。如何通过传统,又怎么样跳出传统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个重大变奏。景德镇陶瓷文化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土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走求变、创新和现代化之路。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现代的重构不是彻底重建一种全新文化,不是完全移植外来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统,并体现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陶瓷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传统创作文化理念、陶瓷器物中的人文精神、制度文化、独特工艺、民族文化需要好好继承。景德镇陶瓷要走向世界,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更要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将陶瓷产品与景德镇悠久的艺术传承与当代的审美观念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悠久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打文化品牌战,扎根民族,博采众长,创造出不仅外观精美而且极具文化内涵的,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本色而且结合世界潮流的产品。以审美的意识发掘文化遗产,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美的规律,找寻陶瓷器物中的灵魂,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摘编自李兴华胡菁惠《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材料四:
马鞍岭是藏于景德镇莽莽群山中的普通村落之一。这里自唐末五代就出产优质瓷土,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充足的山水资源,为瓷土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外界称之为“瓷之源”。
从去年开始,当地政府把马鞍岭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点,将其打造成一个集陶瓷文化、休闲旅居、创客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并对马鞍岭村的民居、道路、管网、水系等进行改造优化,基础设施有了大幅改观。
周末和节假日客流如织,游客纷纷来此感受陶瓷文创旅游的浓郁氛围,瓷器和陶瓷文化已成为扶贫新利器。
(摘编自新浪网2018年6月《光器成为扶贫新利器》)
材料一:
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并一直在指导它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部署大规模5G测试网络。投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表示:“中国运营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执行政府政策,而大多数全球电信公司试图平衡竞争因素,因此自然会放慢投资步伐。”
中国政府还承诺向中国运营商提供大量5G频谱。与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运营商相比,这种安排要宽松得多,在这些国家,运营商向监管机构支付数十亿美元,以获得使用频谱碎片的权利。
为中国移动运营商建设基础设施的中国塔公司表示,在政府分配频谱后的3年内,该公司将有望实现5G覆盖中国。在美国,这一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因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
诺基亚全球5G技术开发主管迈克墨菲表示,中国运营商将主要使用与3G和4G类似的频段,这将使它们能够重用一些现有的基站。但在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计划使用一种高频频段,这种频段的信号传输距离较短,所需的基站数量是4G的3至4倍。运营商需要与每个城市就安装这些站点的合同进行谈判,一些城市已经发出了抵制的信号。
(摘编自《中国为何在5G领域遥遥领先》)
材料二:
5G的“领跑”优势,来之不易,凝聚着中国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以中兴通讯为例,2013年至2017年,中兴通讯研发投入达563.18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约12%。2018年1—9月,研发投入为85.2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4.5%。
专利数字更为直观。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兴通讯专利累计超过7.3万件,全球授权专利累计超过3.5万件,其中5G专利申请超过3000件。
中兴通讯研发的业界首个基于AI的5G网络切片商用运营系统,实现切片敏捷部署、智能分析和快速自愈,极大地简化5G网络运营,运维效率提升30%以上,建网成本降低约20%。
截至2019年2月底,中兴通讯已与全球30家运营商开展5G合作。
(摘编自《5G争夺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材料三:
4月2日,在2019互联网岳麓峰会上,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深度诠释了“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的观点,他通过实际案例对“5G改变社会”进行了阐述。
5G可以实现4K超高清直播。1月13日,通过中国移动的5G试验网络,成功将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4K超高清信号回传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机房,实现了我国首次5G网络4K传输。
5G可以实现VR远程实时教学。中国移动通过VR将成都一个小学和四川凉山一个小学实时连接,经过5G传输,实现了“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坐在不同教室进行同一场教学。”
5G可以实现远程医疗手术。3月16日,中国移动助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
5G可以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结合,比如环境监控、智能路灯、智慧政务等。此外,5G还可以实现智能化无人驾驶、智慧生产等。李跃认为,5G既是一个高速率低时延的移动网,又是一个可以为各行各业服务的专用网,5G发展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摘编自《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5G发展将为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材料四:
在5日闭幕的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广受关注。不过,一些业界人士也提出了这种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德国凤凰接触器公司通信软件研发负责人弗兰克·哈克梅尔在工博会上说,随着无线网络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5G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更加重视,而网络运营商应该负起更大责任。
此外,也正是由于5G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
克普克说,虽然5G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这些因素都增加了5G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不过,对于5G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而且全球业界已经有不少抵御网络风险的传统方法和安全机制。
(摘编自《工业领域的5G之路仍存挑战》)
东坡居士
林语堂
在元丰三年(一O八O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二月至黄舍……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倚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
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需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
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
在元丰四年(-O八一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
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摘编白张振玉译《苏东坡传》)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李佩:中国真正的“贵族”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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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大讲坛创办以来,每周五的下午,李佩先生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十几年如一日。讲坛的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健康、时事等领域。这个讲坛不仅是知识的学园,更是精神的殿堂。讲坛的影响已超越中关村的地缘环境,辐射到更远的地方。讲坛的受惠者不仅是老年人,还包括众多的年轻人。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有删改)
长征胜利万岁
10月18日这一天,进吴起镇之前,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时,队伍中顿时沸腾起来了!
“吴起镇到了!”同志们欢叫着冲着跑了下去,看到这个欢乐热烈的场面,我们都很高兴。(1)
是的,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和整个红军一样,经过万水千山,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不少同志流了血,许多战友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2)
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3)
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我们早就听说,吴起镇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名将吴起的功绩而命名的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一看,除了一条小河,一排古老的窑洞之外,却看不出有什么纪念吴起的古迹,倒是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们。
啊,原来这里挂的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
苏维埃!多么亲切的名字啊,见了她,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可不是,自从去年离开瑞金、于都河,无论在巍巍的雪山上,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不管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都惦念苏维埃。如今,在陕北吴起镇的窑洞门口,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名字!(4)
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同志来了,我们互相祝贺,互诉衷肠。
没隔多久,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也来到了吴起镇。我们红军刚想在吴起镇安营休息,怎知敌人又追上来了。(5)
自从过了哈达铺,我们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迅速北上抗日,一般不和敌人硬打,尤其进入陕北后,更是如此。除非敌人穷追、拦阻,惹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给予还击,搬去前进路上的障碍。
然而,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6)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人各自的伏击阵地。(7)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战士们在一旁手里握着枪,眼睛紧盯着川里,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此刻谁都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一下扑过去,将敌人彻底消灭。(8)但是,这次是联合行动,必须听从统一指挥。我知道,现在两边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都等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见到万马奔腾、千钧雷霆之势。这时,我习惯地转过头去,看看后边阵地。
刹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镫里,硬给马拖着跑了。(9)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在缴获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的密电,电报称:
“……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红军长途行军”“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这话都不假,但却是我们“相机包围”了蒋介石的骑兵,并把他们给歼灭了。(10)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除伤亡了一些同志外,原团参谋长现二大队大队长李英华同志也壮烈牺牲了。他是在哈达铺整编时由四团调到二大队去的,在此之前,一直在我们四团任参谋长,我们天天生活、战斗在一起。长征途中,他组织司令部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怎么也忘不了他!(11)
就在我们回击二马①骑兵的同时,军委警卫连、工兵连在左权参谋长的率领下,也拔掉了陕北最反动的地主豪绅安在千佛山的一根钉子。原来那里有一股反动民团,经常下山来作恶,当地老百姓恨之人骨,这次把他们消灭了之后,附近各县的乡邻全都拍手称快,他们欢天喜地,抬着猪羊来慰问红军,红军的威信更加高了。(12)
打完二马骑兵,我们在吴起镇边休整了一个星期,10月30日,在陕甘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送下,我们又向陕北甘泉前进。经过几天的行军,于十月革命节前夕,即11月6日,在甘泉县附近的区域里,我们中央红军与刘志丹、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二十七军会师了。虽然那天天降大雪,我们仍穿着单衣,但情绪很高,心里始终觉得是热乎乎的。
吴起镇战斗之后,有一天,我和黄开湘同志由于事先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而这个会为了防止敌机骚扰,确定天一亮就在吴起镇附近开,于是便从驻地骑着马直奔会场。(13)
天虽奇冷,但我和黄开湘同志不知性急还是怎么的,骑着马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地,一头是汗。路上碰到了我们的老首长同志,我们赶紧勒马下来,向他敬了个礼。小平同志与我们热烈握手,然后问:“你们驻扎在哪里?离这儿多远?”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他又问道: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了敌人不少布?”
“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我说。
小平同志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好,照指示办!”我回答得很爽快。
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又说:“讲妥了,一言为定!如有多,还可以给机关同志添件衬衣。”
我点着头说:“好,我回头派人给送去。”(14)
我们牵着马跟着小平同志,边走边说,不一会儿,就到了会场。
太阳快要出来,人已到了不少。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一纵、二纵的同志已把一个晒麦的场子占得满满的了。
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只几十户人家,这里四周有土墙,墙外长着几株大树,正是天然的屏障。
会议还未开始,会场里熙熙攘攘,许久不见的同志相互寒暄、敬礼、握手。我找了一个靠墙的地方坐下。(15)
天刚蒙蒙亮,会议开始了。
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等同志先后走进会场,会场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同志首先讲话,他说:“同志们,辛苦了!”话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
是的,今天在这里开干部会,同志们格外兴奋。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度过了长途跋涉、征战万里的艰难岁月。你们——党的领导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红军的胜利,不知疲倦地操劳着,全都消瘦了,花去了多少心血啊!你们在这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运筹帷幄,把我们从一个胜利引向一个新的胜利,是多么不易啊!要说辛苦,你们最辛苦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十分激动。(16)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②、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17)
“长征万岁!”会场里刹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8)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9)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20)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没有
,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
,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我们越听越激动,越听越高兴,深深感到:胜利来之多么不易!
这时太阳在天空露出了笑脸,阳光灿烂,也许是由于刚才骑马狂奔出了阵汗,衣服湿了,现在骤然一热,我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寒噤,但还继续听着毛主席的讲话,只觉得周身的热血直往上涌。(21)
毛主席这会儿打着手势,说道:“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听完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异常兴奋,纷纷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最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宣布大会休息一下,休息后全体进行盛大会餐。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节选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钟扬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000个优质的种子。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湿度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将在80年到120年后,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植物的1/5。
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个角落,成为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而他,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
(有删改)
材料二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通常一天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材料三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您那感人肺腑的事迹,使我心中仿佛升起了一团火……在您笑迎顾客的同时,我正坐上喜送公粮的大车!
王安石:无私交才显王道
王安石(1021—1086)
个性名片: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奈何“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人物简介: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心为民力主改革,可惜天未亮,他起得太早。
著名的包公包青天难得人情世故一回,借着牡丹花开,很风雅地置办了酒宴,请来同事小聚。作为主家和上司,包公周全地一一请酒。平日里不喜应酬、滴酒不沾的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力喝了几杯。轮到王安石时,包公嘴皮子都磨破了,一张黑脸都急白了,执拗的王安石仍目中无人地岿然不动。最后,暴脾气的包公没脾气了,只得放弃。
此时的王安石,已至中年,并在官场浸泡二十余载,依然做不到官场那种客套又俗套的应酬——酒肉吃进肚里,朋友挂在嘴上。他的人生信条简单得可怕,你走天桥,我走地下道,无私交才是王道。
碰王安石钉子的,不独有实力派的包公,还有权力派的仁宗。
按照帝国规定,凡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便可回京述职,留到皇帝身边。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提拔方式,有宋一代,一直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他人没有条件也想创造条件地上,王安石却一再矫情地拒绝,拿仁宗签发的入京圣旨当白纸。一来二去,连钦差都习惯了他的躲猫猫,直接把圣旨送到家门口。这一次,王安石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得知消息的王安石从茅房里跳出来,抓起圣旨一路狂奔,硬生生将圣旨还了回去。
情商如此低下,又如此不识抬举,王安石的前途,本该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神宗的1069年,却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宰相职),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
没办法,他情商低自有低调的活法,让别人无话可说。
当年,20岁的他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等,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他用甩开他人若干条街的才华,让人望尘莫及。
随后25年里,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全部大获成功。他靠真枪实弹挣得的官声与民望,让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埋头点赞。
最绝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他一条都不沾。
他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几乎绝无仅有。他正经得连自己夫人都觉得无趣,于是夫人亲自出面,为他物色了一个美貌女子。结果,他不仅退还了女子,还帮女子家还清了债务。
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装钱的袋子回家,直接就上缴给夫人。据说,他的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款,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官居宰相高位那么些年,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
如今,翻看官方修订的《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他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他活得如此低调又本分,人品和文品一样无可挑剔,即便是他最凶猛的敌人,也很难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至于变法的完败,真是怨不得他,悲剧在于,天还没亮,而他起得太早了——超前,注定了他是孤独的伟大者。
我爱这片苇荡,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水天一色,被绿意密织的苇荡就似这蓝天下铺陈的苇毯,荡舟其间,让人不识“醉”美四月天;暑气初上,洪水漫过,唯有这蒹葭挺立,在狂风暴雨中傲然独舞,笑着多少风吹浪打;秋风萧瑟,白露为霜,金黄澄亮,苇浪翻滚,苇絮飘飞,收获的苇荡正是恋人定情的好去处;冬日暖阳,候鸟南飞,万物萧杀,独有这苇杆百折不摧,让百鸟突兀齐飞。我爱这雪裹苇原,皑皑苍苍,静依湖边,独钓寒江雪,这苇、这雪、这鸟被自然工笔绘成一副让人难以忘怀的绝美画卷!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传承的是文化,寄定的是情丝;“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搅动的不只是一湖离怨,更载满了湖洲人历尽流年的千古吟唱!在苇中依偎,有阵痛,有离愁,有远方,有诗歌,却不曾有过彷徨和悔意!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釆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