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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王安忆

    行李房前的马路上没有一棵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他已经将八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了，很有信心地骑在他的黄鱼车上，他徒劳地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退了半步，然后说：“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小伙子就说：“十五块钱。”他说：“十块钱。”小伙子又说：“十二块钱。”他要再争，这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株树，树影团团的。他泄了气似地，浑身没劲。小伙子跃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小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恩。”小伙子接着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机关”。“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也想含糊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洗，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他很渴，可是心想：如果要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小伙子又问道：“你每天在家还是在单位洗澡呢？”他先说“在家”，可一想这人也许是想在他家洗澡，就改口说“单位”，这时又想起自己刚说过单位浴缸没人用，就又补了句：“看情况而定。”那人接着问：“你家的浴缸是大还是小？”他不得已的说：“很小。”“怎样小？”“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里面要蜷着腿。”“那你就要把水放满，泡在里面；或者就站在里面，用脸盆盛水往身上泼，反倒比较省水。”“是的。”他答应道，心里却动了一下，望了一眼那人汗淋淋的身子，想：其实让他洗个澡也没什么。可是想到女人说过“厨房可以合用，洗澡间却不能合用”的一些道理，就再没想下去。这时已到了市区，两边的梧桐树高大而茂密，知了懒洋洋地叫着。风吹在热汗淋淋的身上，很凉爽。他渴的非常厉害，他已经决定去买两瓶汽水，他一瓶，那人一瓶。可是路边却没有冷饮店。

    “我兄弟厂里，天天有洗澡。”小伙子告诉他。他想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是在哪里。可他懒得说话，正午的太阳将他烤干了。望了望眼前明晃晃的一条马路，他不知到了哪里。他想，买两瓶汽水是刻不容缓了。那人也想是渴了，不再多话，只是埋头蹬车，车链条吱吱的响，他们默默骑了一段。他终于看见了一家冷饮店，冰箱轰隆隆的开着。他看到冷饮店，便认出了路，知道不远了，就想：忍一忍吧，很快到家了。为了鼓舞那人，他说：“快到了，再过一条马路，就有条弄堂，穿过去就是。”小伙子振作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天气，你一般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他支支吾吾的，小伙子又说：“冷水澡洗的时候舒服，热水澡洗过以后舒服。不过，我一般洗冷水澡就行了。”他心里一跳，心想这人真要在他家洗澡了，洗就洗吧，然而女人关于浴缸文明的教导又响起在耳边，就没搭话。

    到家了，小伙子帮他把书搬上二楼。他付了钱，又从冰箱里倒了自制的橘子水给小伙子喝。小伙子很好奇的打量他的房间，这是两间一套的新公房，然后说：“你洗澡好了，我喝了汽水就走。”这一会，他差一点要说“你洗个澡吧”，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那人坐了一会，喝完了橘子水，又问了些关于他家和单位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出门后说：“你可以洗澡了。”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

    “民宿”作为一个“舶来词”于2014年7月开始，拥有相关搜索热度。在政治、经济、资本环境良好的大背景下，客栈民宿市场日益火爆，及至2016年8月，“民宿”的搜索指数超过了“酒店”。

    因为“民宿”具有由“主人文化”带来的当地特色化体验，住宿空间高度个性化、体量小而美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人旅行时选择“民宿”——这种非标准化住宿形式。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民宿的发展迎合了当下“自由行”的热潮。

    从提供民宿的企业来说，民宿相较于标准化住宿，更容易取得良好的营销效果。不同的地缘环境，不同的装饰风格，不同的风俗习惯，都能天然地打包、呈现出受到“自由行”游客欢迎的产品形态。特色化住宿迎合了出行用户的关注点多样化的特点，“特色”逐渐成为影响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民宿预订OTA大鱼自助游的宣传语“为一张床，赴一座城”，昔日的小众市场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我国在线旅游渗透率持续快速提升，在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民宿的流量入口价值逐渐显现，为在线旅游创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万亿级周边游市场中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表一：用户预订民宿关注点分布

表二：2015年中国客栈民宿分布（家）

（摘编自《2016-2017中国客栈民宿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由于乡村旅游民宿发展时间较短，尚存诸多问题。

    首先，民宿经营涉及旅游、安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由于缺乏主管部门，需要地方多头管理，难免出现责任推诿、监管不力的情况。再者，目前，国内尚未出台针对民宿从业的具体法律法规，不能对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是民宿产品。一是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民宿除了满足基本的吃饭、睡觉功能外，个性化、特色化并不耀眼，乡野、风俗、乡情、文化等要素无法做到有效融合。二是基础设施不健全，目前，民宿经营者多是乡村农民各自为政，自我发展，财力上不足以完善娱乐、购物、交通、卫生等旅游基础设施，眼界上不足以做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规划与布局。

    最后，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一是建设与经营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多数经营者只看到了经济利益，环保、绿色等理念被弃之不顾。二是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多直逼环境承载能力。乡村民宿吸引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部分地区超过环境承载量，这将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进而造成不可修复的危害。

（摘编自王璐《乡村旅游民宿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材料三：

    台湾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总干事、民宿主人陈巨凯认为，有些地方对民宿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台湾平均1家民宿只有4个房间。我到浙江莫干山随便住一些民宿，发现每家都超过20个房间。到天津看一些民宿，有的超过70个房间。”他说，民宿的界定应该是小而美的，能够为游客提供独特和精致的体验，而不应该追求酒店化经营。民宿一定要有特色，这可以来自建筑风格，也可以来自“主人风格”。如果建筑缺乏特色，则“主人风格”可以弥补，例如设定专门化的有意思的主题体验。民宿的重点不在硬件，而在软件，应该通过全面而细致的服务，让客人回忆、回味、回头。

（摘编自《海南日报“民宿要小而美 令人感动回味”》）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选自光明网，有删改）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选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有删改）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选自新浪网，有删改）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金庸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巔峰。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凤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擒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绍、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时代。

    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逸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

一个寂寞的黄梅人

    读过那么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谈风格》，汪氏直言其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前只是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作品深受南朝《世说新语》的影响，现在突然出来废名这么个人来，我先是吃惊和好奇，接着便是满怀惭愧。原来废名是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文坛的旷世怪才，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我从书城买回一本废名的作品，才发现废名竟是我的湖北同乡，是黄梅人。

    读过废名的短篇小说《柚子》、《半年》、《枣》、《桃园》、《竹林的故事》、《菱荡》、《阿妹》，感觉文本确是怪怪的              ， 其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乡下的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鲜明主旨和思想深度。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废名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与汪氏不同的是，废名的散文又写得像小说。读到汪氏的《受戒》、《詹大胖子》中的汉语文字，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母语的缱绻之爱，感觉语言被净化了，字里行间诗象疏朗清逸。废名的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莫名的情愫。当我们奔波在现当代作家的文本之中，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读到废名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个孕妇吃到了心仪的酸李，那种愉悦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废名写他熟虑的生活，写生活的欢乐和辛苦、寂寞和沉郁，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里，他灌满自然而然的诗绪。《柚子》里的柚子、《桃园》里的王老大和阿毛、《半年》中的新婚妻子芹等人物，个个写得形象鲜明，              ， 没有一丝粉饰。文中的人物哀乐，一草一萼，天然妥帖，真似走进了意蕴其中、韵流弦外之妙境。这种“天然”既不同于我们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碎片，也别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他文中的世界是从他心中自然流淌出的别有洞天的秘密，《菱荡》中的人物与天籁之间简直到了相呼应的境地，整个篇章就似天青色的树叶一样纯静天然。

    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故事逻辑在废名的小说中是缺席的，所以，我们读完他的一篇小说，视野的尽头都没有“故事”的影子。无怪乎当时的评论文章说他的小说：“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觉得是在讲‘故事’。”读他的《桥》时，读者还可以走进作品里，而读到《莫须有先生传》时，就明显感到文字的佶屈聱牙，表现形式和文中人物的思想是那么的                ， 生涩得难于前行，耐着性子读完一段，有些不知所云了。如此看来，废名确实是寂寞的，他的文本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欲把他的读者引入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困惑，但那奇特的字句之间生长的意境却是久久难忘。我因着阅读的惰性，逼近他的文本已感到太困难了，他的“                ”（鲁迅评语）难道真像是一座“孤绝的海岛”？

    停留在合肥，一种想去看看废名的愿望疯狂地催促着我。驱车几百公里，终于来到湖北黄梅他的孤独的坟墓前，没有绿荫匝地的诗意，没有喈喈的鸟叫，也没有晚风悠扬的浅吟或低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走进“林茂无鸟声”的虚空里，有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闲静和伤感。

    你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但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你的生命之水在汩汩地流淌。你为了学术上的分歧和朋友熊十力论争得扭打在一处，第二天，又和熊十力坐在昨天扭打的老地方继续辩论；你在北大跟你的学生上课，直指鲁迅作品之间的优劣……这些可贵的学风令现代人汗颜。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潜心儒释道研究，你的小说里充满着静寂的意境，这种特殊的小说美学特征是你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

    你把冯文炳这个真名废了，废了名字就叫“废名”，你的名字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你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将是我们永远崇敬的。你留下来的文字是鲜活的汉文化元素，是留给岁月的珍贵遗言。在历史的无限的河流里，你永远也不会寂寞的。

    9月19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五位作家获得了这一殊荣，他们分别是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和刘震云。

    记者：在你最初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刘震云：当时我在菜市场买菜，然后出版人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评出来了，有你，然后我就买西红柿、鸡蛋，回家中午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当时新浪的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这面吃的跟别的不一样，我说挺一样的，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

    记者：但心情不一样。

    刘震云：没有大喜。如果是惊喜的话，那就证明《一句顶一万句》写得不够好。

    记者：你很自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吗？

    刘震云：那倒没有，那也很可能它评不上，我只是觉得它评不上的话，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看法，我跟它相处那么长时间，我肯定知道它是好的。你比如讲《-句顶一万句》，没评土茅盾文学奖，它会减色很多吗？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的是杨百顺从故乡“出走”的过程，下部“回延津记”讲的是牛爱国从异地“还乡”的过程。通过“出走”与“还乡”，《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的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但这部作品的名字却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记者：为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呢？

    刘震云：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一句顶一万句”这个说法不是从我开始的，2000多年前有人说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早晨我得到一句有见识的话，我晚上死都可以，孔子这个话是很讲究的，他不说朝闻道朝死可矣，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明明白白活一天，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天顶一万天。其实《一句顶一万句》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

    记者：会是什么？

    刘震云：《一天顶一万天》。

    记者：我不知道对您而言现在是否是你文学作品上的一个巅峰？

    刘震云：不是吧，我觉得我的写作刚刚开始。为什么说刚刚开始呢？是由写作者变成倾听者的刚刚的开始。

    从写作者到倾听者，是刘震云在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时的最大感悟。作为一个倾听者，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将每一个人物的话都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另一部与说话有关的作品《手机》，《手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因为职业的关系，严守一每天都要说很多的话，但在这部书的封底，却写着这样一行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记者：似乎说话的这个关键词还是在您的作品中延续？

    刘震云：当然，我觉得，说话是重要，说什么样的话，谁在说话，是作者在说话，还是书里的人物突然自己想说话，而这个话别人没说过。我觉得这个是靠作家的想象力抵达不了的，而是人物自己。我觉得，他突然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情绪和心灵的出口，所以当严守一的奶奶去世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他应该怎么表述呢？严守一像他6、7岁一样，拿着一个手电，一个人又到村口的同样的土岗上往天上写了一个字，奶，想你。我突然觉着的话，往天上写字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地想跟严守一坐在一起聊天。可能他在说，我在倾听，够了。当你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你的写作也变得无比的自由，接着就有了《一句顶一万句》。

    记者：但很多人也会说，这些书中的人物也是你作家创造出来的。

    刘震云：你是创造出来了这么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创造是怎来的，过去的话，可能是刘震云让谁来的，现在的话是你们两个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了。我曾经说过一个去我们河南汴梁的理论，我也出发了，我出发的同时，可能书里的人物也早就出发了，然后在一个黄河边上，大柳树下，我们遇到了，我说你去哪，去汴梁，你呢，也去汴梁，抽起烟来，特别对劲，说咱俩一块走吧。

    记者：只是个同路者。

    刘震云：是个同路者，是你的朋友。这样的写作状态是不是更水乳交融一些，情感上，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解放。

    记者：哪方面的解放？

    刘震云：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记者：我现在就很解放，很自由。

    刘震云：好的主持人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而不是最好的提问者。

（摘编自《面对面·刘震云文学之路》，有删改）

    材料一:

    最近，一档全新的原创文化类节目《上新了，故宫》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引发全民关注。《上新了，故宫》打破了大众对故宫的刻板印象，让文物“活”了起来，既有内容，又有产品，“零距离”走进大众视野，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年轻人传递文物的温度与文化的内涵。

    节目将静默的文物转化为富含精神文化内涵的文艺产品。每期节目都有一个主题，明星嘉宾围绕主题探寻文物的前世与今生，挖掘文物背后的价值与精神内核；通过与国内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合作，设计与时代接轨的“年轻化”文创产品让“旧文物”焕发“新生机”，实现深层次的“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故”在探寻故宫来知领域，“新”在获得文化新认知；另一方面，“故”在感知文化记忆与历史内涵，“新”在打造全新文创产品。

    节目实现故宫与创新的完美结合，打开了故宫文化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它通过将文物变为文创、文创变为产品的方式，让故宫文化以具象化的文化产品被更多年轻人“带回家”，打通了观众与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新通道。“故”与“新”、“旧文物”与“新创”的平衡实现了观众与古老文明的对话，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优秀文化的弘扬开启了新纪元

    （摘编自滕华琳《从<上新了，故宫>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材料二:

    “超级网红”故宫又一次登顶热门话题。从故宫“紫禁城元宵灯会”的吸睛式宣传，到网友对活动质量的褒贬不一，再到网媒、专家对“故宫开发利用的边界”的广泛评论，一系列话题让我们意识到，当故宫顶着闪耀了600年的历史光环走到当下，变得可亲可近时，文物保护与文化创新的冲突正在悄然酝酿着。

    不可否认，故宫作为皇家文化代表，在文创研发上，其占有的资源无可匹敌。故宫文创品类从朝珠耳机、书签等“小玩意”拓展到珠宝、美妆等多个领域，融入当下生活场景。显然，故宫文创自成一派，也带动了中国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之风。不过，对于以传承传统文化为责任的文物文创，再创作的尺度依据什么测量？是否需要建立行业标准？这些问题需要宫作为“龙头”有所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同质化重、质量不够好等问题，也需高度重视。既然是文创产品，也应当符合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既要有适合普通大众所需的生活小玩意，也需要有追求高端品位的精致工艺品。供给以创意审美为底线，无论是趣味化还是高雅范，自内而外新生的力量才是艺术表达的本真诉求和创新方式。

    故宫作为文创的先行者，在文创传播方式上常有突破。从“雍正卖萌图”开始，故宫的文物有了“深入民间”的温度和“与民同乐”的态度，故宫持续的“花式卖萌大法”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流行表达。但当沉默的文物变得热闹起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时，是以突破传统保护的方式达到展示价值和传播需求，还是以更安全的方式爱惜羽毛般保存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些过火的宣传提醒我们，过于迎合观众的设计可能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给人留下缺少自信的印象。如果说文物创新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现代创造，那么，文化顺应时代趋势被创造和利用的方式应当更加自信。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活化都是一条被认为能激活文化价值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呈现，开放的底线却难以衡量。对于故宫而言，关乎的是历史，是标志，“过去”的姿态固然重要，但现在以及未来更值得思考。在市场热闹、消费者追捧的背景下，引发争议的文创可能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新生，但也让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物保护陷入盲目发展态势。文创商品的复制雷同、传播方式的低俗献媚，都会丧失文化传承的根本需求。

    相比于热度，文物资源的开发需要“保护和利用”的冷思考。无论是用受众喜欢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文化审美内涵，还是通过满足商业价值来实现文化创意的结果，文化遗产再创造的最终意义还是要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岑梅玲子《从故宫文创看文化遗产创意边界》）

    材料三:

    近年来故宫推出的文创产品多成了爆款，让“束之高阁”的文物走入寻常生活，收获市场美誉度的同时，也成功引领了国内博物馆做大做强文创产业的热潮。这已然说明，故宫的跨界正在让沉睡的历史博物馆迈向苏醒，不仅对激活内在丰富的文化价值、盘活传统文化和故宫超级IP（知识财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现代商业体系带来一股清流。

    一项近40万人参与投票的调查显示，超半数投票者反对故宫取消年夜饭。在某种程度上，故宫火锅、故宫年夜饭等越来越接地气的载体，体现了现实中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其实，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类似的创新之举价值几何，没有具体的判定标准，最终还应取决于市场的效果导向。不管是此前被叫停的“故宫火锅”，还是此次被取消的“故宫年夜饭”，只要在保证文化传承、创意融合的同时，保持质量稳定，与民众生活贴近，得到大众认可，皆是可以接纳的。支持“故宫年夜饭”，并不是意味着鼓励高价消费，而是给予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摘编自孔德淇《“故宫年夜饭”该不该取消，让市场效果说话》）

    ①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艺术家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成了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在白居易看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是绝对的，在诗的浪漫逻辑中，爱情是无条件的，甚至可以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它不合客观的理性，却恰恰充分符合人的情感激动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③情感逻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像理性逻辑那样统一，它可以自相矛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神化诸葛亮不满，而对关云长的形象特别称赞，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④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因为在这以前，他在诸葛亮面前签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是要掉脑袋的；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汉献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于他有厚恩。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很懂得关公的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就提起往事，要关公放自己过关以报当年的厚恩。关公按自己的情感逻辑思忖，感到自己的确还欠着曹操的一份恩情，只好今天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求得恩义的平衡了。

    ⑤关公的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不是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理性，而是他独特的情感逻辑。这种逻辑明明是违反理性逻辑的，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恩怨分明”以求得“信义素著”之名。如果罗贯中的笔下，关公的“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一贯到底。

    ⑥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

    ⑦然而让人物进入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情感逻辑，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关键。有时，这种逻辑并非像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那样直接，而是相当曲折的。

    ⑧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去代替情感逻辑。而对于我们来说，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和科学研究中，占着天然的优势，因而一个人的社会经验越丰富，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理性逻辑的优势就越强，以理性逻辑代替人物的情感逻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概念化的危险越大。倒是在小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始民族那里，情感逻辑往往具有相对的优势。

    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接受理性教育时，要特别留意保持情感的活跃，不让它被优势强大的理性逻辑所吞没。同时，除了自我保护、自我体验以外，还要认真关注不同人物情感的特殊性，这不仅是作家的职业训练，而且是青少年的基本修养，文学作品的阅读正是提高这种修养的最有效途径。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傅小平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地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钟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钟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钟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钟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钟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钟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跟随几个朋友创作剧本,解决家里营生。

    1941年,钱钟书回到。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钟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经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钟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杨绛字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如今,“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钟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在杨绛先生去世前,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她整理出版。这位百岁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节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杨绛)

    ②从仲夏到中秋,我们走进杨绛的世界。在杨绛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我们惦记她,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美好品质。

(采访记者手记)

材料一：

    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宝统计显示，2019年，号称“带货一哥”的李佳琦赚了将近2亿元；网红美食视频博主李子柒也赚了1.6亿元。如果以2018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指标看，2123家公司净利润不及李子柒。也就是说，全部A股公司有六成以上盈利能力不及一名网红。2019年可以说是网红经济的元年，这一年，很多网络红人创造出了各种“神话”也刷新了人们对“网红”的认知。

    网红经济火爆，其背后的MCN公司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MCN全称“多频道网络”，可以理解成网红孵化器或者网红经纪公司。《2019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显示，MCN相当于内容生产者和频道之间的中介。MCN不生产内容，只是将众多力量薄弱的内容创作者聚合起来建立频道，帮助他们解决推广和变现的问题，最后再以一定的比例与创作者分成。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MCN机构数量已经超过6500家。MCN机构萌芽阶段，盈利主要依靠粉丝打赏和广告收入，而2019年直播电商的兴起，则让MCN机构的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加速了流量和内容变现。

（摘编中国青年网《李佳琦年赚2亿，李子柒1.6亿！六成A股公司盈利能力不及网红》）

材料二：

    这两年，无论是顶级带货网红还是处于中尾部阵营中的网红都能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今年“双11”期间“淘宝第一女主播”薇娅在线8小时，吸引4300多万用户观看，直播间共给出78条商品链接。

    社交电商每日一淘首席运营官淡焦成认为，网红带货是粉丝经济的产物，粉丝基于对网红的认可或者信任而产生购买行为，网红的人格特质以及专业能力起到信任背书作用，从而减少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时间。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网红直播带货如今已从城市向乡村蔓延。根据淘宝直播数据，从10月21日天猫“双11”预售启动以来，仅用10天，农村网红主播们就卖出3万多吨农货。

    “网红带货正在形成新产业链，带动就业创业，同时也推动内需市场，催生出新消费模式。”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B2B事业群总裁戴珊说。

    而网红不规范的带货行为也在侵犯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网红带货问题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这意味着规范市场秩序、解决发展中的痛点需要多方合力，建立协同共治机制。”

    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高度关注“网红”食品信息，梳理违法犯罪线索。要求电商第三方平台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并对“刷单”“假评论”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曙光认为，监管部门要多措并举，要求平台建立“网红带货”的资格审查机制及诚信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网红带货”黑名单，并严厉打击从事“数据造假”的主体。

    “平台自身也要下大力气，严把质量关。比如对网红售出的商品应全程溯源；对于合作的网红与商家，要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提高准入门槛。”淡焦成说。

    11月14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谈及“直播带货”时说，“任何业态模式的运行都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必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一道，推动电子商务的规范化发展。”

    而一些作为市场主体的电商平台，也已开始“查漏补缺”。比如，快手平台对于售卖过程实行全程监管，对于违规的商家和账号，实施商品下架、快手小店功能限制、账号封禁、保证金扣除等多种处罚。淘宝直播要求主播更专业，引导他们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挑选、试用商品，保证消费者购物体验。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7日）

材料三：

《2019年淘宝直播生态发展趋势报告》对淘宝直播持续爆发的前景预测如下：

（摘自《2019年淘宝直播生态发展趋势报告》）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有句古语，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不仅仅是过去，即使现在很多人也觉得太高的学历没有什么用，还是抓紧时间赚钱才是王道。但重视研发和人才培养的华为公司却并不这样认为，近期，华为内部顶级博士薪酬文件公开，8名博士年薪从100万到200万不等。

8月23日华为AI芯片与全新计算框架发布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华为努力点亮人才灯塔，希望广纳全球英才，为华为发展做贡献，公布他们薪酬也是向全球告示，真正人才的价值，也欢迎他们加入华为。华为内部的心声社区挂出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6月20日在公司EMT(经营管理团队)内部的讲话。任正非称：“今年我们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明年我们还想从世界范围招进200~300名。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

(摘编自中关村在线)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专业毕业时的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 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十”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

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 工程”）。

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王选常常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提前一站下车；为节省复印费，许多资料都是一笔一划手抄下来。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3）扶植新秀，甘为人梯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Script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退思园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在    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令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或许是时值黄昏，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在一切古典园林都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奢侈愿望了，但有时竟然也能      。就这样，我们从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园林和古典戏曲的近似。难怪古代曲论家李渔会把编曲与工师营建宅院苑榭     。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园林都要有自己的韵律。正是因为有了“韵律”，全部构建才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

材料一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由来已久。它是城市里的边缘经济，因为影响市容环境而难登大雅之堂。

地摊经济具有“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高学历、技能要求；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是如此。地摊经济属于边缘经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动商贩自身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包括经营规格、经营场地等；对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甚至承担高额租金的合法经营商户构成不公平竞争；妨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以及出现各种扰民行为；售卖假冒伪劣商品，尤其是不合格食品；等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近来，“地摊经济”火遍大江南北，各地政府纷纷发出支持“地摊经济”发展的好声音。“地摊经济”把“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转化为群众“真金白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受到广大群众点赞，一时间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发展“地摊经济”是“一切为了人民”的集中彰显。“人民至上”本身就是要造福人民。今年的疫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消费市场低迷、群众就业困难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发展“地摊经济”，一方面解决了疫情防控下，消费者在餐饮、卖场等室内消费信心不足的问题。摊主经营费用低，没有装修费，没有铺面租金压力，没有雇员工资压力，不用交税，既降低了商户运营成本，也增强了消费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就业难题，因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岗位的群众通过摆地摊实现灵活就业。西部一个城市，因设置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实现10万人就业。与此同时，发展“地摊经济”还方便了市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发展“地摊经济”是“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人民至上”本身就是要依靠人民力量。面对今年的疫情影响，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就要把就业摆在第一位。而实现就业不仅需要政府千方百计扩大内需，稳岗扩岗，增加公益岗位，也需要依靠广大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摆地摊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一个地摊不仅解决了一个人的就业，还圆了一个家庭的增收梦，甚至是致富梦。发展“地摊经济”，正是依靠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愿望，实现增收致富梦想的鲜活例证。

发展“地摊经济”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验。“人民至上”本身就要求政府提高服务能力。十年前，全国不少城市都将“地摊经济”列为取缔对象，甚至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对待小商小贩，损害了群众利益，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和城市管理成本。近日，各地陆续提出放开“地摊经济”，纷纷为小商小贩“松绑”，允许市民在指定的时间或区域占道摆摊经营，帮助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度过经济“寒冬”。这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治理观念的转变，更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

与此同时，这种转变也给城市主管部门更好地服务民生提出了新的思考。发展“地摊经济”要避免“地摊经济”走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要做好“放、管、服”相结合。一方面要切实担当起城市管理的主体责任，在“管”字上下功夫。深入调研，问需于民，研究出台符合街区“地摊经济”发展的制度、标准和规范。强化法治保障，对在占道经营过程中严重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及时依法纠正，为“地摊经济”的规范经营、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确保“放”而不“乱”。另一方面要坚持服务为了人民，在“服”字上下功夫，强化对地摊经营者的规范引导，营造公平、整洁、宽松的地摊经营环境，发挥街道社区的主阵地作用，发动群众参与到对“地摊经济”的管理和服务中来，增强群众自治能力，使城市治理能力在发展“地摊经济”中经受住考验，得到提升。

(摘编自《发展“地摊经济”是对“人民至上”的生动

诠释》，“中国经济网”2020年6月1日)

材料三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某物业管理人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地摊经济的基础。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金台咨询报道称。

“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对地摊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的公共素养，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自觉维护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才能让地摊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一市民向谷河传媒表示。

(有删改)

太阳、行星、卫星和小行星都大约处于______。 但为何会这样呢？大约45亿年前，太阳系还只是一团巨大的、不断旋转的尘埃和气体云。随着这团尘埃和气体云的坍缩，它变得越来越扁，就像做披萨的厨师将面团甩向空中、旋转成一张面饼一样。与此同时，在气体云中央，气体分子聚集形成的高温高压，导致氢气和氦气原子开始融合，就此促发了一场长达数十亿年的核反应，______就此形成。随着太阳不断长大，气体云持续坍缩，一个围绕恒星旋转的扁平的原行星盘形成了。此后，星盘中的尘埃颗粒不断旋转、相撞、结合，变成大颗粒，大颗粒变成小石子，小石子继续相撞、结合，最终______。虽然这些天体大小各异，但基本都位于同一个平面上，因为构成它们的原材料都来自这一平面。

据专家介绍，“碱性水”概念本身只是商家宣传的噱头。商家营造“养生骗局”的套路往往是：先广布“科学流言”为产品造势，再针对现代人的普遍“健康焦虑”精准推销产品。

要抵制科学流言，          ， 更要提高科学素养。对于商家随处捏造或是移花接木而来的各种“伪科普”信息，公众若能多基于科学逻辑和生活常识作出理性判断，就不难识别“伪健康”营销陷阱。

针对“科学流言”的现象，权威机构不妨尝试搭建完善“科学流言搜索平台”。一方面，         ；另一方面，公众在平台搜索权威解答，通过这个渠道提升科学素养。目前，针对伪科学营销仍存在监管空白和“法律盲区”，有关部门还需积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因此，        ， 就能更好地推动网络时代去伪存真，从源头处避免“科学流言”像野草一样在社会上疯长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