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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丰碑    金涛

  “人们不得不对人类中居然有以这般坚强意志追求终极真理的灵魂，从内心产生深深的敬意。”这番对史蒂芬〃霍金的评价，用在高士其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高士其1925年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翌年夏天，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1927年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28年，高士其在实验时不慎受甲型脑炎病毒感染，留下严重后遗症，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医学博士课程，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高士其于l930年秋学成归国，但他已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从事科学研究了。于是，这位细菌学家从此离开了实验室，用手中的笔与读者交流，开始了科普创作的生涯。

 自1935年发表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以来，高士其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相继出版。高士其认为：“好的科学小品能给人以智慧和力量，点燃理想的灯和希望的火花；培养读者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开阔眼界，启发思想，引导他们幻想未来，激励他们向科学技术进军。”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奠定了科学小品在科学文艺中的地位。这种小巧玲珑、随笔式的文章，以其独特的视角，融科学知识与社会人文于一体，深入浅出地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论，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

 高士其对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的巨大贡献之一，是率先倡导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理念，开创了科学诗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创新。

 高士其对科学诗的探索，对于广大的科普作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科普创作也如艺术创作一样，贵在创新。这里最重要的是科普形式的创新，切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诸如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诗等，都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善于从其他文学艺术中汲取营养，创造出别开生面的作品。科普创作往往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内容的陈旧而需要不断更新，这是所有的科普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也不例外。但是，高士其的有些作品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当“非典”肆虐之时，他早期的作品如《菌儿自传》，以极为生动的笔调揭露这些危害人类的“小魔王”的真面目，引起人们对于病菌、病毒的高度警惕，使很多初次接触其作品的年轻读者感到亲切。

抗战时期，高士其以笔为武器，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高士其曾说过：“我写这些科学小品，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一方面，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一方面，唤起民众保卫祖国，保卫民族。”l937年高士其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奔赴延安投入革命的洪流。

 高士其对中国科普界的重大影响，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坚强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支撑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向大众传播科学的事业。我有幸多次见过高老，他永远是那样和蔼可亲，眸子里闪动着慈爱的光芒，尽管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却用文字，用他的行动，关爱中国的科普事业，关心年轻一代科普作家的成长。

 高士其胸襟广阔，热情似火，善于团结所有热心科普事业的人，也宽待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他深知中国的科普事业的发展，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科普队伍，他向党中央建言成立中国科普研究所。他的一切努力，绝不是以科普之名谋个人之私利，都是出自发展壮大中国科普事业的公心。

 不论是文学家还是科普作家，都是以作品奉献社会，以作品与读者心灵沟通，而不是像鲁迅当年批评的那种拿不出一本像样的作品，却像奴隶总管那样作威作福、鞭笞他人的空头文学家。高士其是科普作家的领头人，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高士其在我的心目中是永远的丰碑，是中国科普界的一面光辉的旗臶。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他由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贫病交加时，发表的第一篇著名的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没有用真实姓名“高仕錤”，而是用了一个新的笔名“高士其”。他说道：“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李宗浩《永远的高士其》）

 ②进入到科普信息化时代，加强受众的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科普方式应该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王大鹏《为受众量体裁衣的科普》）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袁行霈

    李白的诗歌固然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但只凭这些显然不足以产生那么强大的艺术力量。李白乃是以气夺人。气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经屡见不鲜。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于这些方面的。读者都会感到，李白的诗里有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慑服于他的力量。李白的诗，综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

     所谓气奇，是指李白的诗歌显示了超凡的创造力，创造了许多按常规不可思议的诗歌形象，使人惊讶、叹服。南北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激发了盛唐人的创造力，而李白的创造力尤其旺盛。他既尊重传统、学习前人，又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为他所不齿。他的艺术风格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许多诗的写法也是前人不敢想像的。许多自然界的景物，前人曾不止一次地吟咏过，但在李白的笔下又有了新的创造、新的生命，成为新的意象。还有一些自然界的景物，前人似乎忽略了，没有形成饱满的诗歌意象，李白却有新的发现，咏之于诗，成为独具特色的意象。

    李白诗歌的气逸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李白的诗风飘逸不群，他的才情不受拘束。这种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李白的山水诗中表现得很突出。他笔下那咆哮愤怒、一泻千里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往往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李白追求自由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不肯让诗歌格律束缚自己，当感情达到高潮时，往往冲破格律的束缚，写出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和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是一个文化比较自由的时代。李白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和时代的脉搏是一致的。

    所谓气壮，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这也是植根于盛唐时代的。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育了李白乐观自信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和打击，李白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他有深沉的苦闷和忧愤，但主导方面还是对前途的自信和斗争的勇气。李白经常写自己的愁，但只要和中唐孟郊、李贺的愁比一比，和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愁比一比，和宋词里那类锁在小楼深院中的闲愁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即使是愁，也是强者之愁，也有一股浩然壮气充溢其间。盛唐时代，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相当充分的地步。李白粪土权门，蔑视富贵，以布衣的骄傲和王侯相抗衡，以桀骜不逊的态度向社会的庸俗挑战，显示了人格的力量。这是中国古代志士最可宝贵的节操，也是李白诗歌最具魅力的地方。

（节选自《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材料一：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河北易县找准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把旅游业作为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来抓，在全省率先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旅游+美丽乡村”、“旅游+优势产业”等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被列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易县积极推广“旅游+扶贫”模式，把特色扶贫产业发展成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了“旅游经营、旅游务工、旅游产品、旅游分红”四种旅游扶贫业态：通过建立旅游扶贫试点村，贫困群众可以自己汗办采摘园、农家乐，可以在“家门口”的园区、商户里打工，可以制作、销售农家特色旅游产品，还可以加入旅游扶贫合作社，以资金、人力、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旅游产业获取分红。

——（摘编自《中国财经时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二：

2002年，江西赣州市规划开发脐橙基地，鼓励引导农户发展种植脐橙。几年后，单家独户零散经营的局限性显露：资金少、无技术、无销路、风险大赣州市高度重视，市里积极引导果农建立16家脐橙合作社，全面推广应用生物防治、测 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实施农资供应、技术培训、管理技术、开拓市场、果品销售“五统一”，同时引进脐橙加工企业，兴建大型保鲜库和分级包装车间，帮助果农包装销售，仅此一项每公斤可增收0.8元由“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增强了果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赣州市积极发挥产业发展对脱贫增收的带动作用，2015年，全市脐橙种植面积157万亩，脐橙产量128万吨，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体系，实现脐橙产业总产值105亿元，70万果农增收致富，解决了1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如今，漫山遍野的脐橙已成为赣州百姓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5日）

材料三：

    贫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表现在精神、能力等层面，背后的致贫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从这个角度看，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从经济维度出发进行政策设计，可能会“治标不治本”，难以确保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因此，应从单一经济维度的扶贫政策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有效衔接的系统扶贫政策。一方面，要对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给予高度关注，有序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同步改善；另一方面，应将营养健康、教育、医疗、就业等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有序串联起来，更加注重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地区实现彻底脱贫。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四：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30%，却提出今年要“摘帽”。

——（摘编自“新闻网”，2016年11月12日）

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评传》 《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时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有删改)

材料一：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3日，总书记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月，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2017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再次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摘自360百科《精准扶贫》）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又是如何探索提出的“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呢？十八洞村第一支书施金通向记者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十八洞村有225户993人，通过“户主申请，群众投票识别，三级会审，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记”，从全村甄别出136户、542位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5年的3580元，增长115%，减贫61户269人。这些贫困人口已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学生义务教育、家庭基本医疗和住房全部得到保障，学生入学率100%，家庭人口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率100%，住房全部达到安全标准。

（摘自腾讯《牵挂的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如何精准扶贫》〉

材料二：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鱼儿山镇头道沟村的精准扶贫工程——“帮扶认养”良种杜泊羊。该工程让这个贫困村找到一条致富新路子。

    头道沟村地处坝上，是丰宁县的深度贫困村，有258户贫困户，帮扶项目重点锁定在养殖引进杜泊羊上。杜泊羊产自南非，肉质高端，被称为“钻石级”羊肉，价格高、市场大，且这种羊生长周期短，适合坝上高寒环境。据测算，从购买羊羔到养成出栏，每头杜泊羊需投入500元，出栏销售可收入1100元，扣除成本每只可获利300元。

帮扶工作组人员与贫困户“一帮一”结对扶贫，在自愿基础上每人投入500元认养一只羊羔。河北省志愿者团体“道德90后”共同募集2.5万元认养50只羔羊。大家的扶贫爱心带动社会各界一举认养1000多只羊，筹集资金53万多元。与此同时，驻村帮扶组又组织建起了杜泊羊销售平台，吸引社会各界参与认养，上线仅一周即认养300只羊，筹资15万元。

    到11月底，合作社已在线出售杜泊羊肉720份，回笼资金80余万元，实现净利润21万元。预计到2018年底，头道沟村仅养羊一项人均收入增加1600元。

    头道沟村这种“政府+社会+市场”三合一的扶贫模式，特点是政府帮扶主导，社会资金参与，市场化机制为依托，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精准扶贫之道。

（摘编自2017年12月15日新华《河北一村庄认养“杜泊羊”拓展精准扶贫新路子》）

材料三：

    近年来，中兴镇立足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据了解，中兴镇为解决贫困群众长久脱贫问题，使“输血”变“造血”。成立夹江县龙井沟果业专合社，以“支部+专合社+贫困户”为模式，成功引进春见耙耙柑，打造万亩柑橘现代园。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该专合社，流转土地，发展脆李、柑橘等80余亩，每年可为集体经济实现增收100万元。流转土地100亩，建立中兴镇扶贫基地，他们把这100亩平均分给每一户贫困户，每户一亩，由专合社统一管理经营，受益归贫困户，预计每户可增收1万余元，实现了长期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他们在园区设立“一库五名单”台账，吸纳贫困户就近就业80余人，每人可通过园区就业实现增收13000元以上。

（摘编自2017年11月20日搜狐：《精准扶贫开良方  脱贫致富拔穷根》）

材料四：

    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必须形成严密的政策与法律实施体系。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特别指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要做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大法治保障力度。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要求。扶贫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归功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良好政策导向。扶贫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监督环节，应主动适应精准扶贫政策要求和破解实践难题的需要。

（光明日报《加强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2017年11月21日08：51）

材料一：

    芯片，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芯片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芯片组合。它们相互依赖，组合在一起能发挥更多作用，比如，计算机里的中央处理器（CPU）及手机中的射频、基带和通信基站里的模数转换器（ADC）等，就是由多个芯片组合在一起的更大的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其单位为纳米。一纳米为十万分之一毫米。这就对设计、制造工艺都有非常严格、高标准的要求。一颗芯片的制造工艺也非常复杂，一条生产线大约涉及50多个行业、2000—5000道工序。其中，光刻是制造和设计芯片的纽带，目前光刻机领域的龙头老大是荷兰的ASMI，已经占据了高达80%的市场份额，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全球仅ASMI能够生产，售价都超过1亿美元。

自1993年1月以来，英特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个人计算机所用的CPU处理器中，英特尔就占据了八成分额。人们耳熟能详的奔腾、赛扬、酷睿等处理器都来自英特尔。目前，英特尔的年营收率仍然在继续增长——无论是从PC，数据中心服务器，还是物联网芯片。而在手机芯片中，高通是另一大巨头，目前国内除了华为、三星等手机厂商外，其余安卓手机厂商采用的全部都是高通处理器。除了购买芯片的费用外，高通还向每台手机收取专利费用，有100多家手机厂商都与高通签订了购买专利的协议。海关总署公开信息显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从2015年起已连续三年超过原油，且二者进口差额每年都在950亿美元以上。其中，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同比增长10.1%；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同比增长14.6%。而同期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额仅约为1500亿美元，中国在半导体芯片进口上的花费已经接近原油的两倍。

摘编自《一颗“芯”是如何炼成的》（《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6年3月，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违反美国相关出口禁令为由将中国最大的通讯公司之一的中兴通讯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产品。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同意支付约8.9亿美元的罚金。同时，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的3亿美元罚金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被暂缓执行。此后，中兴被从美国出口限制名单中移除，中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恢复正常。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又发布声明说，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5月9日，中兴通讯宣布受美国制裁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2018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也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但他表示，对中兴执行禁令也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特朗普预想可能会要求中兴支付高达13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更换管理层，成立新董事会，并采取“非常、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还预想中兴未来将从美国采购很大比例的部件和设备。

（摘编自《美国尚未与中国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新华网2018年5月23日）

材料三：

    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因为不掌握某些领城的核心技术，我们有时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甚至被卡脖子、牵鼻子没有安全和主动权可言。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等发布的资料）

材料一：

    荒漠化是全球生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为了“治病”，联合国于1994年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5年，联合国又确立了一个“世界目标”：到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也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威胁，影响超过4亿人口。土地荒漠化、沙化是沙区经济发展滞后、农牧民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过度开垦、放牧、滥挖采也加剧荒漠化程度。目前全国贫困县中，290个县在沙区，约占总数的35%。在发展中，中国坚持把“治沙”和“治穷”结合起来，沙区成为精准扶贫的一块主阵地，努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统一。

    “中国获得2017年‘未来政策奖’银奖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一个易受荒漠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可以找到一个睿智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凭借这些努力与成就，中国以及其他的‘未来政策奖’获得者，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世界未来委员会理事会理事兼副主席亚莉珊德拉·王德尔女士说。

（摘编自李慧《2017年“未来政策价格”的启示》，2017年8月23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可可西里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瑰宝。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及修复的过程是相当艰辛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从偷猎屡禁不止，到现在的零杀戮、零开采；从藏羚羊濒临灭绝，到种群日益壮大开始自然迁徙，再到雪豹、野牦牛、野驴等频频出现，这背后，是一个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索南达杰”式环保卫士的艰辛努力，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基层管护员，从一级级管理处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科技工作者的倾情付出，是从法治到政策、机制，以及人的环保意识等整个生态链的梳理和重构。

    申遗成功将本就名声在外的可可西里再次推上了国际舞台，提升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誉度、知名度和关注度，也使得中国为保护可可西里的种种付出，更加具有全球意义。保护好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让稀有的生物物种得到恢复和再生，是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贡献。地处世界第三极入口处的可可西里国际名声很大，这片高原上孕育的神秘物种更是引来全世界科学家的关注，可谓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生物基因库，其不停变化的地貌和生态系统，也为这片净土增添了神秘。当人们在担忧气候变暖时，也许可可西里的些微地理生态变化，就可能是一些信号。珍惜这里的生命，就是珍惜我们的星球。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具有世界意义》，2017年8月24日《经济日报》）

材料三：

    美国保护地体系在管理级别上分成联邦、州和地方三个层面，各个层面有不同的管理机构明确管理，即在不破坏保护地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开展娱乐、休闲、旅游等开发经营活动，如在国家公园内的经营项目一般通过特许经营的办法委托企业来进行经营。国家公园由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署负责，野生生物避难所由鱼类和野生生物署负责，海洋保护区由商务部负责，荒野地保护区由森林署、鱼类和野生动物署、国家公园署负责。

（摘编自《国外生态保护地体系对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的启示》）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筹备、建设到通车，历时15年，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经过伶仃洋海域中最繁忙的主航道，该航道目前达到10万吨级通航等级，远期30万吨油轮可以通行。如果在此建造桥梁，必然是跨径很大、净空很高、桥塔耸立的悬索桥梁。但同时该处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对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定。所以，隧道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为了实现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换，故在隧道两端修建人工岛。于是，形成了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超级工程”背后有“超级创新”。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极大，铺设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专利就达400项之多，填补了多个领域的空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二：

    日本《每日新闻》23日评论称，港珠澳大桥开通是大湾区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大湾区经济圈将超过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的报道提到，大湾区进一步整合面临诸多复杂情况，例如相异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中国内地的资本账户仍相对封闭，而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且没有资本管控。报道还特意关注一个问题：在香港和澳门，机动车都靠左行驶，而在中国内地则是靠右通行，如何解决?

    英国广播公司23日载文道，中国开通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但需要吗?此前，他们更是在网站刊长文列出一大串港珠澳大桥在香港的“争议”——逾千亿港元的拨款、实质效益疑问、工伤事故、建筑质量、环保等。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3日报道，又一个将香港拉入中国内地怀抱的项目完成，该项目将曾作为欧洲前哨的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联结起来。这个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它将粤港澳大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可与美国硅谷抗衡的高科技中心。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时空距离，从香港到珠海、澳门驱车仅需30分钟的车程。通车前，如果陆路往来三地，只能绕道东莞虎门大桥，车程在3小时左右；水路乘高速客轮也要1个小时。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而言，大桥的通车将提升珠海等三地人员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效率，加深香港与珠江西岸的联系，为香港与珠江西岸城市群的产业合作提供交通便利，为港澳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腹地空间，并由此促进港珠澳产业的互动交流和升级。也就是说，港珠澳大桥对于港珠澳大湾区、泛珠三角区域乃至“一带一路”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前夕，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表示，港珠澳大桥对大湾区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会为区内产生几十万亿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远超大桥本身1000多亿元港币的投资，因此他对大桥收回成本很有信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一：我国电商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材料二：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说。从狭义上来讲，电子商务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但从广义上来看，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消费迭代升级、跨境商务发展的主要方式，聚集新业态、孕育新动力。

    新技术层出不穷。刷脸支付、虚拟试衣、无人便利店……今年以来，又有不少新兴互联网应用在刷新消费者的认知。荆林波说：“电子商务技术已经从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向虚拟现实、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目前已经出现很多细分技术市场，企业为争夺这些技术领域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

    “感冒发烧不愿出门，半夜时分叫了‘闪购’，不到半小时药就送来了，”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居民孙强宇说，“现在不仅吃饭不用去饭店，可以在家点外卖，连周边的超市、便利店、水果店、药店、花店都能配送上门，在线上购买线下的商品和享受线下的服务非常便利。”

（选自新浪新闻2018年11月12日，有删改）

材料三：

    电子商务成为中国人的新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工作交往、对外联络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互联网。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还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项目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下，在日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撑下，超市、专业店等传统零售业态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新兴业态和传统业态无界融合成为消费市场供给的重要途径。

    “消费渠道无界融合将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既包括线上线下融合，也包括跨行业融合。企业在渠道选择方面应关注线上互联网和线下实体店融合的方向，整合两个渠道，从而在未来的消费趋势中把握机会。”赵萍说。

    今年，创办仅3年的拼多多上市备受关注，也让“社交电商”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热词。淘宝、京东、美团等平台纷纷推出拼购、拼团，不愿错过社交电商发展的红利。

    赵萍认为，电商社交化是一个大趋势。所有电商都离不开社交，一方面通过社交渠道为电商增加流量。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平台能够提升电商促销效果。社交化还可以使电商与顾客之间形成良好的黏性，通过实时互动，商家能更好地掌握消费者数据，了解消费者意愿，提供更精准的商品和服务，使营销更有的放矢。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地区网上销售规模超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34.4%，比同期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速高4.3个百分点。

    赵萍说：“电子商务正从大中城市、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乃至农村地区扩张。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在电商领域，广大农村也仍有巨大空间，不仅要把农产品卖到城市，还要让消费品顺利下乡。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2日，有删改）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李海平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竖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纯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选，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

    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19日，有删改）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的产量颇为壮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葫芦兄弟》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动画相结合，形成了木偶、皮影、戏曲等诸多形态的动画形象，鲜明地展示着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气质。

    但是，近年来，国产动画作品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其传统印象逐渐偏离观众的审美视野，虽然有不少动漫作品走向国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传统文化内涵却稍嫌不足。其中，许多作品放弃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风格的动画制作理念，放弃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品位和风格。同时，中国当代动画片在主体受众定位上存在着娱乐化、低龄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导未来的中国人在动画片的接受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有所疏离。

    因此，中国动画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借鉴、吸收的诸多实践，实际在当代有所断裂．在动画作品中如何更好地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动画作品的艺术水准，已成为今后国产动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动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实现国产动画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更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有效举措。

    欧美与日本一直是世界动画产业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经典作品不仅展示本国的生活面貌、思想精神，还出品了许多与世界各地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动画片。如美国出品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魅力。外国制作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动画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动画片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认知。但是，这种成功的典范，在引起我们的反思之时，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国产动画创作思路的一剂强心针，毕竟曾经的中国动画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创作的精神食粮。如何像前辈动画人一样有效地汲取和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思考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载体，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墨西哥文化。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因素。

    但应注意，国产动画创作在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时，也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素材，并不是要一窝蜂、赶潮流地都去进行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也不能在作品中随意地、不经考证地、蜻蜓点水般挪用一点传统素材，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生搬硬套进去，以为沾上一点传统文化的要素，就显得艺术品位高。我们应该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敬畏，在尊重传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材和再创作，从而使文化形式和作品内容达到水乳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片丰富的素材来源。在前辈动画人的努力下，通过汲取这些文化元素，创造了诸多跨时代的经典动画片。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潮流、当下的市场需求与动画艺术特色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作品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向世界展示、宣扬，这是今天中国动漫应该选择的重要道路。

（摘编自李春沐《中国动画片创作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

    材料一：2019年，综艺依旧以真人秀为主。不同的是，靠一档爆款通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收视占据前几位的此类节目在口碑方面与节目开播时相去甚远，舆论对这类节目几乎呈现出“麻木”的状态。不再相信真人秀里的感动、眼泪、温暖的瞬间，除了这些瞬间有“安排'生造”的嫌疑，还有一个原因是，真人秀给观众给得太多了，“套路化”之后失去了新鲜感。

    国产综艺面临着种种困境，比如节目创新遭遇瓶颈，主管部门对追星炒星不良倾向的遏制，严控明星片酬等。尤其对于某些综艺节目而言，单单依靠大牌明星，并以此作为宣传噱头以促进收视的操作，本身已经违背当下的主流价值。综艺节目除了本身传达简单的乐观向上、挑战自我等价值元素外，也要反思是否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

    市场遇冷，荧屏开始返璞归真％央视《主持人大赛》时隔7年回归，虽然还是极简节目形态，但频频登上网站新闻和社交媒体热搜榜。内容为王、尊重观众，才是国产综艺该有的样子％纵观2019年创造高收视率的十余部综艺，都具有比较强的专业倾向性。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口碑榜“泛不如专”综艺荧屏流行以巧博大》）

材料二：

    口碑综艺除了在收视上有好的表现外，无一例外都获得了观众的高分“点赞”。究竟这些节目“好看”在哪里？有什么秘诀？

    秘诀1：烧脑用心，不断突破

    和其他“综N代”相比，《明星大侦探》节目总导演何忱认为，其免于陷入“口碑下滑”的优势在于对模式的依赖程度较低，“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故事天然会带来一些新鲜感”。何忱表示：“我们的观众其实很垂直，用户画像很清晰，年龄层也比较集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和他们一起玩儿起来。”

    秘诀2:情感体验，治愈观众

    最近获得网友高评分的节目《奇遇人生》每集展现一位嘉宾的旅程％让观众感兴趣的是，旅途中的奇遇最终都回归到对人本身的探索，也让节目获得了观众的共鸣％这类节目的走红也因为踩准了某种情绪，“那些沉静、悠然的生活状态，带给观众强烈的'替代性满足'与治愈感”。

    秘诀3：内容新颖，传承文化

    相对于娱乐类节目的庞大明星阵容来讲，近年来文化类节目也开始打明星牌，用明星吸引观众，然后端出文化大餐来反哺观众。《上新了•故宫》作为一档文化综艺节目，借助全媒体平台和全新视听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故宫之美、感受历史之美、品味文化之美。它用明星带货“简单粗暴”的方式引导观众，让观众重新认知故宫和故宫文化，从而爱上一个全新的故宫。

（摘编自《广州日报》《口碑综艺获点赞“秘诀”》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本土综艺节目在注重娱乐化特性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强化节目的内涵，挖掘节目自身的创新性与社会价值。—些节目在环节和主题上融入公益元素，让公益成为一种创新着力点；一些节目在转型中注重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断挖掘能与当下受众产生广泛共鸣的现实话题，节目"合家欢”的属性越来越突出，以现实感获取观众共鸣。

    文化学者周逵认为，“从市场需求端来看，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再单纯满足于得到放松和愉悦，而更愿意看到对于当下社会现象的探讨，以及对某种社会群体的关怀，希望看到更有深度的内容。作为影视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担负起社会责任和教育的功能，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摘编自“央广网”《综艺节目如何更好地传播公益价值》、《人民日报》《综艺节目不再唯流量》）

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内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解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材料一：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入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工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办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材料二：

每逢星期四下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均开一个讨论班。这个自由、开放的学术活动形式是吴文俊院士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所有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每次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至今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记者前一段到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采访吴文俊那天，正好也是个星期四。下午三点，吴文俊准时走进了教室，坐在第一排。参加讨论班的人都知道他会来，对他的出现没有一点意外。他的学生、系统科学所副研究员李子明说，十多年来只要吴先生不出差在外，就肯定会参加。这次主讲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吴可研究员，他向大家介绍了难解的“杨-巴斯方程”后，讨论班成员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吴文俊一直认真地听着，谁发言他就把脸转向谁，竭力了解每个人随时迸发出来的想法。他的头发早已全白，但气色非常好。讨论班结束后，记者就从当天的问题入手与吴文俊交谈。

“其实今天的难题我听不懂。”吴文俊谦逊地说，“我到现在还胡里胡涂的，但越是不懂的你越要听，要学习，要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否则科研就做不下去了。”

“您已经八十一岁了，还有做学生的兴趣吗？”

“科研是永远做不完的。数学的难题有很多，简直是越来越多。坚持做科研可能是中国科学家的特点，中国科学家后劲很足，年轻时做科研，六七十岁后仍在做科研，甚至八十岁后还在做。华罗庚先生是一个榜样，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也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研究。我得向他们学习。”吴文俊回答问题非常快。

（摘编自《光明日报》《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吴文俊》）

材料一：

印度诗哲泰戈尔曾说过这几句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至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泰戈尔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看法，值得我们细加考察。

先谈“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我们理智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西洋思想最后所获得的是科学超然客公众号权力的秘密，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

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

“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至于现实得不近情理。”我们对最现实的器具，赋予其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

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我们有两大发明：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陆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我们发明火药，用来创造奇巧美丽的烟火和鞭炮，使一般民众在一年劳苦休息的时候（新年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位置和方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当的自然环境，“居之安而资之深”。我们到郊外，看那山环水抱的亭台楼阁，如入图画。中国建筑能与自然背景取得最完美的协调，而且用高耸天际的层楼飞檐及环拱柱廊、栏杆台阶的虚实节奏，昭示出这一片山水里，潜流的旋律。

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征服了

自然，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壮丽的交响乐，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厮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精神又要往哪里去？这都是引起我们惆怅、深思的问题。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与西方精神的缺陷》）

材料二：

泰戈尔是在东西方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化伟人，是既属于印度和东方世界，也属于西方世界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具有广博的文化视野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东西方各国的文明都有所研究。他爱印度，更爱世界；爱东方，也爱西方；推崇民族主义，更相信世界主义。因此，只有在世界文明视野中审视泰戈尔的文明观和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在论述世界文明问题时所特有的文化人类学家的哲学高度和文学情怀及胸怀。

中华文化始终秉承“仁者爱人”的传统，并致力于以中华文化的世界化推动实现世界不同文化的互利共生。在这一点上，泰戈尔的世界文明观与中华文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几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不仅是中国看印度的单向运动，而且也是一个中印互相注视且回转自身的动态运动。

泰戈尔实际上恢复并发展了中印文明之间的双向交流。泰翁曾说过：“人类历史上最可纪念的事实，并不是为机器或机关枪开辟道路，而是筚路蓝缕，协同实现各国彼此的善良天性及大，同世界中的相互责任。这类稀罕的事情，居然也曾发生过，那就是中印间的通路。这条路开辟的时候，物质上的艰巨实在只有英勇万分的人士才能克服，而精神上的障碍更需要非凡的毅力始能超越。当两个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相遇时，亦决不像战场相见的对手各要独霸一方，而像高贵的友人乐于交换礼物。不料以后却渐渐地陷入了彼此孤立的境地。在那条路上堆积了疏远忽略的尘埃。到今天，我们的老朋友们又在向我们招呼了，慷慨地助我们来重勘那条古道，那条为健忘的数世纪之惰性所湮没的旧道，我们真高兴。”

泰戈尔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而浓烈的兴趣。他认为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中国文化是极其优秀的文化，应该更有益于世界，也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他虽然也喜爱西方文化，但

也承认对印度等东方弱势国家而言，西方国家是威胁性的存在。因此，如何既学习西方以自强，同时又保证东方文化的独立性，是泰戈尔一直在思考但也始终存在矛盾、无法得出正确答案的问题。

（摘编自孙宜学《泰戈尔的中国印象和文明观》）

材料一：

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倡导在电影创作中利用新技术等所营造的视听奇观突破观众的审美期待视野和意识防护机制。从而完成对观众心理的“震惊”冲击，令观众在观影时“沉浸”其中。新主流电影通过调控“震惊”与“沉浸”的节奏变换和交互融合，不仅较好地满足了观众新的审美期待，而且推动了自身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实现美学创新的主体。

“震惊”指人们面对突然来临的刺激产生的一种震动、惊颤的心理体验，电影艺术依靠自身特有的视听艺术表现方式造就“震惊”体验的发生。从心理层面而言，这是电影艺术通过创造出其不意、变幻莫测的视听奇观超越观众审美期待视野而实现的。

首先，真实临场感的强化营造是新主流电影达成审美“震惊”的基础。影片创作者利用先进的软硬件技术和装备，着力营造出逼真生动、宛若置身现场的感知体验，从《战狼2》中冷锋水下六分钟“一镜到底”的擒拿劫匪场景，到《红海行动》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血染肉搏画面，再到惊心动魄的近防炮万弹齐发镜头，将逼真的视听感受深入传达至观众的神经感知系统。为观众带来“震惊”体验。

其次，创意丰富的奇观化想象是新主流电影达成审美“震惊”的另一重手段。就电影艺术而言，能否在创造性方面实现“震惊”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意想象的具体呈现。《红海行动》中，在直升机上远程狙击劫匪、毒刺导弹转弯命中飞机，以及沙尘暴中的坦克大战等场景，无不震惊着观众的审美认知。

新主流电影通过创造超现实的真实临场感和契合观众心理的情感认同实现了另外一重审美体验——“沉浸”。这一审美经验范式，既通过电影工业技术的进步提供“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又通过营造情感认同创造“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

首先，电影工业技术进步是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沉浸”与“震惊》都通过对观众视觉、听觉以及包括意识感受在内的全部身心感知系统的调动而实现。电影技术的成熟和创新为观众带来了超真实的感官享受，这也恰好是“沉浸”的发生基础。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观众创造了更加完整深刻的审美体验，新主流电影通过极致化的融入和充分的交互来改变电影审美“沉浸”的发生条件和心理感受，最终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其次，情感认同创造了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这一类型作品已经深谙情感调动之道，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命运，都竭力在其故事铺展中获得观众的共鸣和认同。所彰显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情感成为新时代国产电影的深厚底蕴，拓展了主流价值观展示的深度和广度。而在作品逻辑层面，新主流电影尤其注重故事情节的合理性，这是其能广泛获得观众情感支持的主要原因。《湄公河行动》因13名我国船员惨遭杀害，我方缉毒警察奉命前往金三角地区与其他三国联合缉毒顺理成章。新主流电影在兼顾主流意识形态传达和视觉奇观创造的同时较好地构建了叙事逻辑，实属难能可贵。

(摘编自《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

材料二：

中国电影是中国电影艺术家面对中国的历史、现实，投入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创作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它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蕴含着中国文化中一些内在不变的重要精神。“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认为，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开拓，民族生命能够长久延续，其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向上之心强”的民族精神，即把“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作为人生的意义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不少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反思自身，不甘于堕落，不甘于被压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当中。中国电影人也力求唤醒国民精神，不畏强权，奋起反抗。他们发起左翼电影运动和国防电影运动，拍摄了《狂流》(1933)、《中国海的怒潮》(1933)《壮志凌云》(1936)等作品，以电影为武器，宣传暴力反抗的革命意识，展现了刚健有为的精神态度。抗战时期所展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常见于之后中国主流电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如在丁荫楠导演的《孙中山》(1986)中，刻画了孙中山在重重磨难中仍然坚定信念，数次起义，数次失败，但愈挫愈奋，壮心不已，鞠躬尽瘁，生命垂危之际仍然疾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一个代表中国精神的典型形象。

战争年代需要中国人发挥刚健有为的精神，赶走列强，捍卫主权，实现民族独立。建设年代，同样需要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中国人奋发向上，改变落后局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中国电影记录了其间涌现的许多令人敬佩的模范人物，见证了刚健有为精神在新中国的传承与发展。这种精神也是感召当下中国人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动力和文化源泉。

(摘编自《当代电影》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