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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2011年10月24日，在一场普通的小学生足球友谊赛上，身高明显占优的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0：11惨败俄罗斯少年队的消息经过微博疯转引发轰动。为挽回颜面，北京小学足球冠军队南湖东园小学越野队主动约战俄罗斯队，谁知最终以3：7的比分落败。北京体育大学学校体育教研室主任告诉记者：“我们的孩子身体素质与对方差距明显，一是速度慢，二是爆发力差，三是动作不协调。”

材料二：根据最近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过去10年间，我国青少年的肺活量、速度、力量等指标持续下降，肥胖率却增长1倍；眼睛近视的比例更不容乐观，初中生接近60%，高中生达到76%，大学生甚至高达83%。然而，我国60%以上学生的居住环境不具备进行体育运动的条件；上体育课怕摔倒、怕出事故，不能保证一定的运动时间和强度，时而又被文化课挤掉；家长怕孩子课外运动受伤、耽误学习，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对中日美三国初、高中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问卷调查显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初中生，中国为8%，日本为65.4%，美国为62.8%；高中生中国为10.5%，日本为34.5%，美国为53.3%。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

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

宣金学

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该奖项设立的100多年里，第1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3次荣获加拿大总督小说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还有布克国际文学奖等。

门罗觉得，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在过去的大半生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

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个只有3000居民的小镇，这是她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家境贫寒的门罗只完成了大学前两年的课程，随后就嫁给詹姆斯·门罗，来到温哥华的郊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在随后几年里，她连生4个女儿。怀孕期间，门罗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她觉得，“以后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写作了”。

写作对主妇门罗来讲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门罗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等孩子上学了，她就在她们上学之后写。她和第一任丈夫开了一家小书店，去打理书店之前，在家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也用来写作。

她对自己每天的写作页数有一个定量，强迫自己完成，“这是一种强迫症，非常糟糕”。

有一段时间，她要照顾4个孩子，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1点，然后第二天一早6点起床。

在她有些绝望的时候，1968年，门罗37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终于问世——这部集子的写作时间差不多和她大女儿年龄相仿。而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一炮而红，为她第一次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随着声名鹊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学圈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离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克林顿小镇定居下来。

有记者称她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是个“高手”。“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门罗淡淡地回答道，“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她从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她说：“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

门罗是个绝好的聆听者，她小说中的许多素材，都来自她听到的小镇上的故事。她写的基本都是在这个小镇上演的平民爱情、家庭生活。

门罗共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

“我从不为寻找素材发愁。我只要等，素材就会冒出来，唯一让我犯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资料。”她说她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镇。

“她的作品地域性非常强，同时，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这些地方人们的普遍共通的人性。”《纽约客》小说编辑黛博拉·特瑞斯曼评价道。

但是很久以来，加拿大作家都不太敢触碰与加拿大相关的题材和小城镇的故事。“我们被告知这些题材在市场上销量惨淡。”加拿大作家联盟的执行主任约翰·德根表示，“爱丽丝·门罗则为我们照亮了这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写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这是她成功的秘诀。”

门罗每天坚持走很远的路。门罗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公里，如果哪一天不能走这么多，以后必须在其他时间补回来。“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像每天坚持散步一样，门罗也从没停止写作。其实，门罗所害怕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那种兴奋，或者失去想要写作的冲动”。

她一直疑惑：一旦不需要一直工作了，大多数人会干什么？“我唯一用来填补生活的就是写作，我没有学会如何多姿多彩地生活。”面对法新社的记者，她谦虚地讲道，“我想我在文学方面成功，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天赋。”

在出版最后一本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之后，门罗宣布封笔。该书获得了安大略省的延龄草图书奖。“在欢呼中离去，感觉很美。”门罗自我安慰道。获得诺奖，似乎又让她燃起了写作的冲动。门罗笑着说：“我实在工作太久了，我想也许自己该放松放松了。但是，获得诺奖或许会让我改变封笔的主意。”

宣布门罗获奖的彼得·英格伦评价道：“短篇小说一直处于长篇小说的阴影中，门罗选择了这种艺术形式，她将它很好地开垦，接近完美。”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兹克曾称她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很多人想知道，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对门罗来讲是否算是赢得了这场“绝望的竞赛”。

                                              （选自《中国青年报》）

西安这座城(节选)

贾平凹

    当世界上的新型城市愈来愈变成了一堆水泥，我该怎样来叙说西安这座城呢？

    是的，没必要夸耀曾经是13个王朝国度的历史，也不自得八水环绕的地理风水，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不在了这里，对于显赫的汉唐，它只能称为“废都”。但可爱的是，时至今日，气派不倒的，风范依存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了。它的城墙赫然完整，独身站定在护城河上的吊板桥上，仰观那城楼、角楼、女墙垛口，再怯懦的人也要豪情长啸了。大街小巷方正对称，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砖雕门楼下已经黝黑如铁的花石门墩，让你可以立即坠入了古昔里高头大马驾驶了木制的大车喤喤喤开过来的境界里去。如果有机会收集一下全城的数千个街巷名称，你会突然感到历史不遥远，以至眼前飞过一只并不卫生的苍蝇，也忍不住怀疑这苍蝇的身上有着汉时的模样或是唐时的标记。

    现代的艺术日夜在上演着，但爬满青苔的如古钱一样的城墙根下，总是有人在观赏着中国最古老的属于这个地方的秦腔，或者皮影木偶。最是那土得掉渣的土话里，如果依音笔写出来，竟然是文言文中的极典雅的词语，抱孩子不说抱，说“携”，口中没味不说没味，说“寡”，即使骂人滚开也不说滚，说“避”……西安的科技人才云集，但民间却大量涌现着《易经》的研究家。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在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关心国事，放眼全球，似乎对于他们是一种多余，但他们就有这种古都的秉性。“杞人忧天”从来不是他们讥笑的名词，甚至有人庄严地提议，在城中造一尊巨大的杞人的雕塑，与那巍然竖立的丝绸之路开创人张骞雕像相映成辉，成为一种城标。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

    ……你信步在城里走走吧，钟楼已没钟，晨时你能听见的是天音；鼓楼已没鼓，暮时你能听见的是地声。我不知疲劳地，一定要带领客人朋友爬土城墙，指点那城南的大雁塔和曲江池，说，看见那大雁塔吗？那就是一枚印石；看见那曲江池吧，那就是一盒印泥。记住，历史当然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的西安当然不仅仅是个保留着过去的城，它有着其他城市所具有最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顾毓琇：文理融通学术泰斗誉满中西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 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

【相关链接】

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2002年9月9日），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璧德、布莱希特①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⑥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⑦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日报》）

【注】①伏尔泰（169 4-1778）：法国哲学家、文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白璧德（1865-1933）：美国文艺评论家、教育家。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

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相关链接：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另一个指标，叫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服务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指标。“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44.2%提高到了50.5%，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呢？这也有规律可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就相对较高。比如，全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70%左右，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大多在75%以上。

（摘编自《详解“十三五”：服务业撑起“半壁江山”》，2016年5月7日央广网）

材料二：

（摘编自周斌《服务业内部融合发展的京沪比较》，《上海经济》2017年第3期）

材料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明确到2025年，将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升效率基础上，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十年倍增”，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60%，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55%。“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品种日益丰富，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和民生改善。

    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服务业发展思想观念转变相对滞后，体制机制束缚较多，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我国将聚焦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促进生产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社会服务、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同时，我国还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推动服务领域双向开放，深度融入全球服务业分工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大发展。

材料四：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最大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但这种地位并不稳固，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其相对滞后的格局亟须改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动我国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明确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定位，解决好“越位”“缺位”问题。“越位”，即政府大量介入微观经济领域，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缺位”，即对很多应该加以管理的事务没有发挥管理作用。政府尽可能不要直接参与，而应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市场供给。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良性互动。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历来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有利载体和条件，是极为重要的路径选择。

    深化分工与合作，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我们应在分工与互动中实施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将高端服务元素坚实地嵌入制造业之中，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前，尤需积极开放市场、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政府规制。

（摘编自夏杰长、李勇坚《让服务业的带动力更为强劲（观察与思考）》，2014年07月13日人民网）

材料一：2015年1月，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政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到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指出，换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健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林克艾普大数据，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可以预见的是，未来00后的数字阅读潜力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摘编自林克艾普公司《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口识字率持续上升；2014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国民图书阅读量、阅读习惯、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等进行统计研究。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2014年人均图书阅读量4.56本、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0%，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也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差距不小。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确实没时间读书，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中国人工作强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天下趣事网《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杨绛的美丽人生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改）

    “佛系青年”既指将“一切随缘”作为精神行为指导准则的部分青年，也指当代青年群体中出现的“做什么都无所谓，随波逐流”的一种社会现象。

    看到“佛系”一词，不免与佛教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联系起来。然而，它与佛教的教义大不相同。佛教中的淡然，是经历过世俗生活的大彻大悟。而青年群体刚步入社会，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一切随缘”的态度，并不是看破社会的智慧，而是面对自身童话世界和残酷现实世界的对立时的逃避和妥协。最先使用“佛系”一词的是日本媒体，他们把喜欢独处、不愿意恋爱、只关注自身兴趣爱好的男性称作“佛系男子”，这反映了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现状。但是，中国孕育“佛系青年”的社会环境与日本有本质区别。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出现是人们从追求物质生活向追求精神生活转变，是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带来的理念变化，这种转变是主动的。而中国“佛系青年”现象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被动接受，其实质是一种遁世消极的文化。

    “佛系青年”一词其实是以“葛优瘫”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演变。“丧文化”是指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佛系青年”与“丧文化”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是通过网络集群性行为和网络狂欢的形式来彰显个性，宣泄对处境的不满。同时，“佛系青年”又是“丧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丧文化”是青年群体通过娱乐与自嘲的方式对自身标签的反抗，是看似一无是处、实则蕴含内心澎湃的奋斗精神。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佛系青年”乃是通过主动贴标签的方式，为自己的颓废妥协与信仰缺乏披上一层“合理化外衣”。

    “佛系青年”是一种社会偶然现象，但这种特定时期较多人具有的社会心态并不是自发性形成或者随意蔓延产生的，它的产生类似于涂尔干提出的“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框架，使某一群体中原本相似也可能相异的甚至大相径庭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首先，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的君子风范、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模式、广泛传播的佛教文化经过千百年的沉淀融合，所造就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集体心态已成为一种民族性的内在心理特征。其次，网络技术的开放性、网络话语权的平民性、网络空间管理的薄弱性，使得网络虚拟空间成为许多亚文化交锋、交流与交汇的基地，诞生了如“丧文化”这样的青年亚文化，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侵蚀着青年的思想意识。最后，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社会阶层上升渠道狭窄，阶层间流动性减弱，固化性增强，“有付出就有收获”为导向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受到冲击，由此引发青年群体的焦虑感与挫折感。

    总之，“佛系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和变迁息息相关。

（节选自卜建华《“佛系青年”群像的社会心态诊断与支持》）

综观杜甫的全部七绝，可以发现他创作七绝的情绪状态与其他诗体的明显差别，在于大多数作于兴致较高、心情轻松甚至是欢愉的状态中。这一特点目前尚未见研究者论及，却是考察杜甫七绝“别趣”的重要出发点。与其情绪状态相应，杜甫七绝的抒情基调也多数是轻松诙谐、幽默风趣的。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杜甫对于七绝的表现功能有其独到的认识。盛唐七绝在传统题材里充分展现了以浅语倾诉深情的特长，使七绝突破南朝初唐七绝含蕴浅狭的藩篱，固然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但七绝这种体式的表现潜能尚未充分得到开掘，杜甫发现了这种诗体还有适宜于表现多种生活情趣的潜力。所以他很少用这种体式来抒发沉重悲抑的情绪，而是在七绝中呈现了沉郁顿挫的基本风格之外的另一面，让人更多地从中看到他性情中的放达、幽默和风趣。这种不同于盛唐的趣味追求，应当就是他七绝中的“别趣”所在。而“别趣”的内涵可以从他对外物的体察和对内心的发掘两方面来看，二者交融在一起，不能截然区分。

杜甫在体察外物中发现的“别趣”大多是他在成都和夔州时期对日常生活中多种诗趣的敏锐体悟。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诗人善于捕捉自然景物和人居环境中的生机和处处可见的趣味。如《绝句四首》（其一）：“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不但写出了诗人与朱阮二人的特殊交情，更藉梅、松与竹、椒合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天地，突出了草堂与世隔绝的清幽之趣。其二是在人际交往和应酬中的雅兴和逸趣。如《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既夸赞韦明府县斋绵竹的茂盛，又预想将来自己舍前苍翠竹影在江中倒映的美景。将希望赠竹说成幸“分”苍翠之色，已十分新颖，“拂”字更写出竹影在波涛中摇漾的动态，这就使讨要竹子一事显得优雅别致。其三是七绝本身文字组合的趣味。有的诗取材本身不一定有趣，但诗人会在诗材的相互联系或文字表达、典故使用中发现趣味性的关系，营造出别样的效果。如《解闷》（其六）：“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赞扬孟浩然诗风清新，而今人不知创新，只会模仿。巧妙地将孟浩然句“鱼藏缩项鳊”及“果得槎头鳊”嵌入，加上用“漫钓”比喻“耆旧”漫不知向孟浩然学什么的茫然，寓讽刺于打趣，颇有漫画效果。

上述三类“别趣”固然来自诗人对外部世界中各种有趣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敏锐感悟，但也融合了杜甫自己的兴趣和情致。而最能体现其善于发掘内心情绪、突显诗人自己性情面目的作品，还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和《漫兴九首》这两组名作。这两组诗分别以花事极盛时期以及春去夏来的时节转换为背景，突出地表露了诗人惜花惜春的放达颠狂和细腻多情。连一向不认可杜甫七绝的王渔洋在读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后，也不由得赞叹：“读七绝，此老是何等风致。”确实，这两组诗里所表现的雅人风致，正是杜甫七绝最独有的 “别趣”。

（摘编自葛晓音《杜甫七绝的“别趣”和“异径”》）

罗阳：才见霓虹君已去  英雄谢幕海天间

我国自主研制的舰载机歼-15顺利完成起降航母训练，战机美丽雄健的起降身姿，相信会永远定格在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脑海中。然而，11月25日，就在“辽宁舰”完成训练任务靠岸后，罗阳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殉职，享年51岁。

“自己整个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非常欣慰”

按照计划，罗阳登上“辽宁舰”，参加舰载机歼-15的起降训练任务。对于航母和歼-15飞机来说，这个训练至关重要。

作为歼-15飞机的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感到责任重大、心潮澎湃。“压力之大，责任之重，难以想象。”和罗阳一起在“辽宁舰”上参加训练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党委书记褚晓文说。

歼-15成功起降后，罗阳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由于此前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船上有保密要求，直到任务成功完成后，他才跟妻子通了一次电话。罗阳对妻子说：“自己整个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非常欣慰。”没想到这次通话就成了他和家人最后一次通话。

“从上航母前一周到最后牺牲，罗阳的行程紧张，非常劳累。”褚晓文告诉记者，“他率沈飞参加珠海航展，然后飞到北京参加会议，回到辽宁后又搭乘直升机飞赴大连‘辽宁舰’，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上了航母，把东西放好，他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就上了塔台。”

褚晓文回忆，自己曾劝罗阳休息一会儿再干。“前面耽误的活儿太多了，得赶回来。”罗阳这样回答他。

罗阳在航母上的各个监测点一丝不苟地检查，检测各个系统；晚上参加海事协调会，和试飞人员沟通。

褚晓文说：“他非常疲惫。要知道，除了歼-15飞机，罗阳他们还承担着多个重点型号的任务。”

也许是前期的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透支了罗阳本来强健的体魄。11月25日12时许，罗阳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英年早逝。

据了解，罗阳原来每年都会做体检，未曾发现什么异常。今年由于工作异常忙碌，集团年初的体检，他没有能参加，潜在的心脏问题也没有机会被发现。

“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

前20年研发设计飞机，后10年制造生产飞机，这是罗阳30年航空报国的人生轨迹。

罗阳1982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任设计员，先后担任九室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从事研发及作为负责人20年后，罗阳2002年7月改任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后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2008年12月兼任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分党组成员。

“我们这一代人，有着自觉承担国家使命的责任感。”褚晓文说，“尤其是航空工业的人，有着强烈的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担当意识。”

罗阳服务过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沈飞集团曾为中国贡献了歼-6、歼-8等几代主力战机。

近年来，作为我国重要的歼击机制造基地之一，沈飞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型号任务。

“沈飞的责任实质是国家责任。”罗阳生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人的特殊性。和一般企业相比，沈飞有8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

“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这是人们记住罗阳生前的一句话。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罗阳曾就读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小学、天星桥中学。

②罗阳殉职后网友留言：“中国的强大，每一步都充满着艰辛，有汗水，有泪水，更有热血！为国家强大而献身的人永垂不朽！”“当歼-15展翅腾飞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罗阳们’勤勉踏实的工作，为了国力的提升，罗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向他们致敬！”

③网传歌颂罗阳的歌曲《我的英雄》：“当我叫你英雄的时候你是否听见？这一去请不要走得太遥远。当我叫你英雄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双手化翼梦想翱翔蓝天。转身瞬间你的身影海天间，我懂了什么是再见。你在眷恋我在想你的海边，我懂了什么是永远。等到这一天却说了再见，海的声音呼唤回头看一眼。豪情壮志已是云霞满天，长长的海岸线，一行行永恒的诺言。等到这一天却有些缠绵，浪涛挽留落在梦里的火焰。生命这样变成阳光点点，深深的大海里一次次耀眼的闪现。”

        材料一

        在这个越来越无纸化的网络时代，还坚持使用笺纸写信、题诗的人几乎成了凤毛麟角。笺纸尺幅小巧、刷印精美，自产生之日起，便得到文人的青睐，迅速成为文人雅士吟咏诗文、唱和诗词、信札往来的必备之物。制笺工艺发展到高峰时，笺纸已经成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小品，其韵味与传统绘画相似却又有自身意趣，可以“微型国画”称之。

        笺纸的历史非常久远，有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即有使用笺纸的实例。南朝陈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就提到了“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的字句。又据《南史·陈后主本纪》载，陈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令后宫佳丽“襞采笺，制五言诗”，书诗句于彩笺之上。这就说明笺纸在最初是用来供帝王之家娱情的附庸，尚未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文房用品。

        到了唐代，笺纸率先在文人墨客间流行开来，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最有名的就是薛涛笺。元和年间，蜀中女诗人薛涛在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酬酢往来时，采用了一种染作深桃红色的小笺纸写诗相和，一时成为美谈，极受时人追捧，遂以“薛涛笺”之名传世。此时笺纸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染色。既然出于才女名媛之手，自然有一种香艳的因素，使人易生艳羡之遐思。

        北宋时期，谢景初于成都浣花溪造十色小笺，名之为“谢公笺”。《蜀笺谱》载：“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2017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举办“宋代花笺特展”，展出砑花笺纸20余幅。这些笺纸上出现的精致美观的纹饰，是笺纸飞速发展期的一个见证，这种纹饰既有图案化的纹样，也有整幅的构图，显示了一种低调高雅的品位。极符合宋代典雅高贵的文化风尚和审美趣味。

        明后期，“饾版”“拱花”技术相继出现并广泛应用于制笺领域，笺纸也随之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所谓“饾版”，就是将不同形状、不同规格的版片组合到一起，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形如饾钉。饾版技术的发明，将彩色套印技术引入制笺工艺，丰富了笺画图案的内容、层次和色彩，甚至还可以达到复现传统绘画中水墨晕染和着色浓淡的艺术特征。所谓“拱花”，就是通过版片的砑印，在纸上印山凹凸的效果，使得印出的画面具有一种立体感。这些技术，让传统绘画所涉及的对象无不进入笺画的题材，例如楼阁亭台、山川河流、云水风雪、花鸟草虫、仙灵搜奇等，极大地拓展了笺纸的种类，笺画细腻精致的程度，与传统国画不相上下，笺纸也有了“画笺”的美誉。

        清初，社会安定平稳，笺纸又有了一个长足发展，时人无不以书笺为雅事。这一时期，写意西风渐趋为画坛主流，笺画图案也以没骨小写意为主。而至清末，笺纸已远不及前代，风格日益僵化、画面愈加呆板，失却了笺纸最重要的文人趣味，笺纸由盛转衰，渐趋没落。

        民国以降，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生活相对优越的知识分子，有实力（即有钱）、有余暇（即有闲）提升生活品位，讲求生活格调，追求生活情趣，从衣食住行到文房用品，都变得讲究起来，掀起了笺纸的小高潮，笺画的题材愈加广泛，除了常规的山水笺、花鸟笺、人物笺之外，生肖笺、古钱笺、古彝器笺、指画笺、古佛笺、砚拓笺、鼎拓笺、唐画砖笺、西城古迹笺等新笺样也纷纷流行开来。

        材料二

        笺画往往寄托着画者的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这些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或直接流露，或间接表现。比如，笺纸常以梅兰竹菊作为背景图案，这是因为梅兰竹菊被赋予了君子般的人格，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再比如，许多画家都纷纷绘制山水笺，其意在满足人们寄情山水、志在林泉的出世心理。

        但是，这些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单靠形象还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因此又会借助文字来直抒胸臆。如《北平笺谱》中收录的王振声为清秘阁绘制的荔枝笺，笺纸上绘荔枝两颗，绿叶四片，上题“却忆当年妃子笑，红尘一骑到长安”两句诗，让人自然联想到杜牧的“   （甲）   ，    （乙）   ”的诗句，使得一枚普通的笺纸增加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

        画家创作笺画是一种精神寄托，使用笺纸者也往往寄托着一种含而不露的情愫。如在一幅笺画上，画有一把酒壶，一卷书册，上题“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诗句，这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最后两句，原句意思是对李白的赞赏和思念，以之作为笺画的题材，就有一种思念故人的意义。试想，远方的朋友收到用这枝笺纸写的书信，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使得在收到信后又多了一种知音之感。

        笺纸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和交流载体。它一产生就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带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从古代的竹简、木牍到缣帛、纸张，先人们一直在寻找使捷而低廉的文化载体。虽然人们对纸张情有独钟，认为它是最为理想的媒介，但爱美是人的天性，素纸不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要，因此使有了染包、砑花、描绘花纹图案等完全出于审美追求的举措。之后便是以雕版、饾版、拱花的形式赋予笺纸史多的艺术含量。可以说，笺纸的发展史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美的自觉追求史。

        在古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通过个人题壁、歌女吟唱的形式传之四方。在现代，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影视等形式进行传播，而且也可以通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进行传播。作为文房清玩的笺纸，不仅有图画，而且有书法篆刻，有诗词掌故，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密不可分。通过笺纸，人们可以重温诗词歌赋的名句，可以品味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林纾的宋人词意笺，陈师曾的杜甫讨意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唐诗宋词。应该说，在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方面，笺纸功德无量。

        中国的笺纸内涵丰富，琳琅满目，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将笺纸印制成为一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赋予其如此多的文化内涵，使其担当承载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的使命。博古题材的笺纸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遗迹，钟鼎、器物、钱币，都是秩序、威权、社会交往的象征；将山水林泉、高人隐逸作为笺画的题材，正是在传递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气度：大量蔬果笺、花卉笺的流行，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鱼藻笺、花鸟笺、生肖笺的出现，在向人们传递大自然的美妙信息，引导人们热爱自然、珍惜自然、顺应自然等等。

（以上两则材料均选自刘运峰相关演讲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心态和思维方式更将长期存在。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城市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怀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材料一

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吃一口在太空中孕育出来的食物早就是一件离普通人很近的事了。我们在餐桌上最常吃到的黄瓜、大豆、玉米等多种作物，很多就有可能是太空来物。人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何最近吃到的甜瓜更甜更脆了，吃到的黄瓜更大更嫩了？这背后的技术就是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却不为人所熟知的“航天育种”。

实际上，一粒种子从上天到入地再到结出果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选种。选择什么样的种子搭载上天，要经过多重筛选，搭载种子在纯度、净度、发芽率上必须符合国家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种子的相对含水量应控制在13-14%。每份搭载种子数量，小粒作物一般应在3000粒以上，大粒作物一般应在1000粒以上。搭载资源非常有限，每次都是两三公斤的量，每次一百种左右。

第二阶段是诱导。利用卫星和飞船等太空飞行器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利用其特有的太空环境条件，如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弱磁场等因素使植物产生各种基因变异。一般来说，种子搭乘卫星上太空转一圈，便能诱导其“变”出更优良的品质，比如结出更大更甜的果实、更美的花朵。

第三阶段为选育。种子随着搭载的航天器返回地球后，随即要进行地面选育工作，包括地面种植、观察、突变体筛选、遗传稳定性鉴定等工作。因为种子的变化是分子层面的，想分清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必须要将这些种子全部种下去，繁殖三四代后，才有可能获得性状稳定的优良突变系。这个过程很漫长，每次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连续几年的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太空种子”。

对于“航天育种”这一新事物，人们还存在很多知识上的困惑。比如，航天育种是不是转基因？有很多人疑惑于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转基因是外源基因的导入，而航天育种是植物自己的基因在变化。即使没有上太空，种子的基因在地球上也会有变化。航天工程育种是一种物理诱变育种手段，没有外来基因的导入，因而它不是转基因。科学工作者研究显示，即使是太空飞行回来的当代种子，也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

材料二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三个独立掌握空间飞行器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之一。在航天育种方面，三个国家各有特色。目前美国航天工程育种工作计划主要涉及在种质创新、药品生产、生物反应器以及生物采矿等几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太空生命生存条件。俄罗斯的研究重点则是空间植物栽培研究，曾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了豌豆的连续世代循环栽培，以及成功种植超矮小麦、白菜和油菜等植物。

自1987年以来，在“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的推动下，我国先后13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5次利用飞船及多次高空气球搭载了70多种植物的2000多种品种的种子，涉及到粮、棉、油、蔬菜、花卉、牧草及中药材等多个方面。已进行的项目有：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大豆、绿豆、黑豆等豆类作物；棉花、烟草、香蕉、莲子等经济作物；油菜、番茄、黄瓜、甜椒、西瓜、甜瓜等蔬菜作物；曼陀罗、兰花、玫瑰等花卉，红豆草、紫花苜蓿等牧草，人参、甘草等中药材。

比如说，经卫星搭载处理后获得的博优721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大面积亩产量达700多公斤，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15%以上；优质、高产的水稻华航1号、芝麻新品种航芝1号、食用菌太空金针菇等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普遍欢迎。同时，利用航天诱变技术创造了一批目前利用传统育种手段难以获得的罕见材料，如特早熟小麦、特大粒莲子太空莲3号、特大粒红小豆突变系等，将对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改良产生重大影响。

航天育种是个接地气的行业，已经有多个地区利用这一技术实现了收益。早在1994年，广昌县白莲科学研究所就与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以提高白莲的产量。2002年、2004年又先后开展了第二、第三次航天搭载，先后选育出太空莲、星空牡丹、太空娇容等一批白莲新品种。自此，广昌白莲具有了生育期长、花多、蓬大、结实率高、颗粒大等特点，其中太空莲36号品种平均亩产量提高到80―100公斤，比常规品种高出一倍多，使莲农经济效益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已成为我国白莲产区的主栽品种。

可见，航天育种的研发与应用，有很大的空间。就社会经济效益而言，航天育种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材料三

航天育种是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不可能一投资就赚钱。也正是因为如此，航天育种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并不容乐观。

从航天育种的发展历史来看，航天育种一直不是航天飞行的主要任务，而是在保证其它任务成功的前提下，“顺便”搭载一下航天育种材料，我国仅在2006年发射了世界上唯一一颗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的卫星“实践八号”。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航天育种空间搭载机制。

目前我国航天育种缺乏龙头企业，大部分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有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不管有没有力量和条件，“赶时髦”进行航天搭载，低估了航天育种工作的难度，选择搭载的农作物品种和材料素质不够高，导致经卫星搭载诱变后，又经历4-5年定向选择后育成的品种在产量、品质和抗性上缺乏竞争力，选育不出好的种质材料，在生产上难以推广，大大浪费了资源。

航天育种品牌自身的保护力度也不够，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航天育种企业，仔细探究发现，其中部分企业打着“航天育种”的幌子进行炒作，他们从国内外找来一些与众不同的品种，贴上“航天育种”的标签，利用老百姓对“航天品质”的信赖，从中获利，这些企业严重影响了航天育种的声誉。

因此，就航天育种业的未来而言，中国的发展之路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通过长期不断地努力，让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百姓生活、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