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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校园的每一面墙壁、每一个角落都潜藏着教育资源，必须让它们都会说话。那就是——校园隐形文化。

材料二　走进温州市实验中学的校园，随处可见精心的环境艺术布景：用木雕展现的校训墙、园艺造型的春草池、刻着《爱莲说》的休闲庭院的石桌、架空大厅的三角钢琴，楼层的图书角，定期举办学生个展与群展的艺术长廊，还有棋社活动区、天文长廊、师生墙的布置，走廊上、橱窗里定期更换的“班级文化建设”风采榜等等。用一句话概括以上材料内容。你对上述现象有何看法？请简要阐述。(150字左右)

    一只蛋壳里的鸡，正准备顶破蛋壳，忽听外面的同伴说：“下雨了，快躲；刮风了，快逃；猫来了，快藏！”蛋壳里的鸡一阵紧张：“多亏我没有出去，原来外面如此烦恼，我何不舒舒服服地蹲在壳内呢！”不久，这只小鸡未出世便憋死在蛋壳内。

答：

“猴票她爹”一一黄永玉

在收藏界，人人知道这样一个“神话”：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一一《庚申年》金猴邮票，单枚面值只有8分钱，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涨了近20万倍，整版（80枚）接近150万元。这枚邮票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的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黄先生和董希文、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

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1979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撤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1 980年2月1 5日（除夕）面世。

2014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201 5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见到我们，黄永玉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叉放下了。”

过了几天，黄永玉的女儿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屯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一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2015年8月6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仅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自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制1980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36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92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

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年，24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

“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选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①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十八般武艺，几乎无所不能，元所不精。黄永玉的艺术天才令人欣羡。就连他最心悦诚服的表叔沈从文也这样说他：“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趣记黄永玉》）

②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材料一：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1.0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遗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旅游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2.0的典型代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一些优秀的文旅企业，如无锡灵山、华强方特、宋城演艺、华夏文旅等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创意和科技为驱动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文化旅游2.0时代的先行者。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2.0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肖建勇《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十三五”期间，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结构调整需加速发展服务业，动力转换需增强内需消费的拉动力，改善民生需要进一步释放国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都为文华旅游业发展提供重要机遇。2015年在线旅游市场迅速扩张，市场交易规模为4273.2亿元，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大爆发的背景下，旅游行业迎来“新春天”，新业态的文化旅游也随着蓬勃发展。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2015年中国在线自由行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该主题的旅游渐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不同年龄段的选择文化体验游的用户占在线自由行用户总数的比例各不相同，其中，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9.7%，21—30岁的用户占20.5%，31—40岁的用户占15.8%，41—50岁的中年人占4.7%，远远高于同类型用户参加海岛度假游、疯狂购物游的比例。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游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

（摘编自《中投顾问·文化旅游专题》）

材料三：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现文化，才算是选位得当。

    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猿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当中。

（摘编自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目的也从单一的观光活动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桑彬彬、黄敏《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俗称“芯片”行业的集成电路产业，其重要性可以用“工业粮食”来形容。专家介绍说，手机芯片对手机的研发制造非常重要，尤其现在手机的性能都是通过芯片的性能差别体现出来的。手机的“大脑中枢”、通信、多媒体、拍照等功能都要依靠底层的不同类型芯片来实现。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及大众消费市场，2017年，我国芯片进口额却高达2000多亿美元。目前国产手机大多采用国外公司研发生产的芯片，专利许可费过高导致对国产手机厂商利润影响较大。

    手机芯片产业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很多芯片企业因资金缘故半途而废，转而通过购买国外的芯片知识产权加快投资回报，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我们对国外芯片技术的依赖程度。目前，国际上一流的手机厂商，基本都有自己的芯片，如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

    拥有自己的芯片，成为摆脱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

材料二：

（图片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面对“缺芯少核”这一国产手机行业多年的软肋，国产手机芯片制造正在尝试摆脱困境，已在不少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进入从无到有，初步站稳的阶段。

    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开发出的100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已经在设计、工艺、性能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超过一半的华为手机使用海思芯片，并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

    2016年2月，小米公司以“松果”品牌发布了首款自主研发的芯片“澎湃S1”，小米也成为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第4家拥有自主研发手机芯片的手机厂商。统计显示，2017年前5个月，国产智能手机国产芯片占比超过20%。

    目前中兴通讯和华为在5G芯片技术方面突破较大。有消息显示，华为将在2018年推出面向规模商用的5G全套网络解决方案，到2019年，将会推出支持5G的芯片和智能手机。

    在2017年年底举办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公布的“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华为开发的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70”登上榜首。据悉，这款华为在全球率先推出的人工智能手机芯片，大幅提升了手机在图像识别、语音交互、智能拍照等方面的能力，对全球手机人工智能计算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8日）

材料四：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颁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纲要》所制定的中国芯片产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移动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等重点领域集成电路设计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

    教育部在2016年联合其它部门发布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意见》，为解决芯片人才缺口奠定了教育培养制度基础。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能否抓住5G商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带来的机遇期，将成为中国手机芯片是否逆袭的关键。

（摘编自《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分析和展望》）

    据调查，随着“90后”甚至“95后”步入社会，在这些职场新生代中，“一言不合”就离职的案例似乎越来越多。近日，一则关于“‘95后’平均7个月就离职”的调查报告引来网友热议。从就业上看，“95后”有着更多不同于前辈的个性。有的“95后”约了面试时间，却“放鸽子”，有的不愿从事专业不对口、工作时间长的流水线工作，有的刚工作两天就“闪辞”。这让用人单位叫苦不堪。

    这份报告给出的一组数据更加直观：“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则是3年半，到“90后”骤降到19个月，“95后”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辞职。

材料一：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2010年11月4日“人民网”《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

材料三：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原载201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只有连锁，才能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元/半年。“如今已有100 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5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平教授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原载2013年12月16日《工人日报》)

校外培训机构与公立学校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未来两者如何发展？又会对未来基础教育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光明网：我国校内外教育是何现状？

孙云晓：在中国，校外教育与校内教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校外教育有它独立的价值，但是它的确也对校内教育有一种补充和拓展的作用。

今天的校外教育发展有些特殊的方面：一方面，真正青少年所需要的校外教育远远不够；另一方面，课外补习班、特长培养班又前所未有的火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上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校内教育考试制度的发展，加上人们的高期望，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对校外教育特别是课外补习班的狂热追求。

校内校外（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学校升学压力越大，人们的期望越高，学校满足不了的时候，（家长）就会到社会上去寻求，最后所有这些负担就都加在了孩子身上。

光明网：如何解决课外教育发展过热的问题？

孙云晓：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受好的教育，促进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破解难题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教育要以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最高原则。

比方说，为什么要有假期？假期的本质特点是让学生过一种不同于学校的生活，通过假期，让孩子体验到更丰富的社会生活，个人兴趣能够得到满足。

我认为校外教育要大力发展，但是大力发展校外教育不是大力发展课外补习。不能否认，课外补习班有一定的价值，能满足一些人的需要，但是要加大管理力度。对课外补习机构在资质的审批要特别的严格，要监督检查到位，跟未成年人相关的产业都要受到特别严格地检查，这体现了国家、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光明网：校内外教育应如何协调发展？

孙云晓：校外教育和校内教育，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谐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它们各有侧重：学校教育是系统的知识性的教育，校外教育应当是以体验为主的教育模式，两者互为补充，不是说把校外教育变成补课。

谈到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不能不谈到家庭教育，现在很多的家庭就像第二课堂，很多父母像老师的助教，我的观点是，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要让家庭变成学校，而是要让家庭更像家庭。

光明网：校外教育发展对基础教育改革将产生何种影响？

孙云晓：校外教育的发展一定会对基础教育改革产生影响，或者倒过来说，基础教育的改革非常需要校外教育的支持。一个人的发展一定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要接触生活，要到社会和大自然中去体验积累经验，校外教育正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它会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未来教育的方向，它让基础教育改革更有活力，更接地气。

我们要大力的发展大视野的校外教育，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同时，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开辟道路。

    材料一：

    《中国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发展报告（2018）》既是首次对我国一线城市、一线城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圈综合评估的成果，也是了解我国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整体状况的重要参考。

    报告针对人才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引才难、成才难、留才难”的问题，提出了“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图”的概念，研究破除引进人才中“钱来钱往”的怪图，努力实现“以心换心”的境界，打造一个不仅引才聚才、更育才养才、助才用才的安居乐业生态系统，打造创新型人才成长高地，从而不断提升区城创新力与竞争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评估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中，北京平均水平最高，其他名次分别为广州、深圳、上海和杭州。

    （摘编自《中国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硅谷风投教父保罗·格雷厄姆说“创业者要去配得上自己雄心的地方生活”，因为完成一番事业需要支持者、资助者，而一个适合的环境会让创业者如鱼得水。现实也正是加此，少数中国“创业之城”孕育了中国绝大多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

    按城市划分，统计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中，北、上、广、深，就这五座城市拥有的独角兽公司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独角兽公司之都”离不开北京丰富的人才、资本、媒体等资源，但更与其活跃的创业氛围息息相关的是对创业理想宽容度高。在北京，起进任何一个的咖啡馆，你都可以听到有人在谈论互联网，“电子商务、流量、直播、网红、用户体验、商业接式·……”没人会嘲讽你的梦想，反而会和你一起思索，甚至可能一起去实现梦想。

    金融业是拉动上海经济的重要动力，上海的金融环境让马云也不得不将支付宝总部从杭州迁到上海。既然上海的独角兽公司数量仅次于北京，那为什么上海的整个互联网创业氛围给人一种冷清的感觉？上海没有出现滴滴、快的这样前期靠大景烧钱来获取用户、培养市场的公司。在资本寒冬未来临之前，一个北京的创业者只要有了想法，就会先去实行，然后创始人再到投资者面前“忽悠”一番，差不多钱就会到账了，而对上海的创业者来说精打细算才是其鲜明的风格。

    广州是以低调、务实、不喜张扬的从商风格著称的老牌商埠，2014年全国城市GDP排名第三、机场吞吐量全国城市第二、高校教量全国第二……广州的创业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一线城市的丰富资源上。但与深圳相比，科技创新是广州明显的短板。

    在杭州的8个独角兽公司中，除去蚂蚁金服是阿里巴巴的，剩下的7家中有4家都是与电商相关的，这或许是因为阿里巴巴早已为他们培育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电商市场环境。阿里巴巴的存在就像一个核电站一样，它的能量辐射着整个杭州的创投圈，令整个城市的产业和创业环境都趋于“互联网化”。

    深圳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数量有7个，仅智能硬件就占了3个。这与深圳完善的硬件生态链以及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持密切相关。深圳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但它却在八九十年代孵化出了像华为、中兴、腾讯这样的明星企业——这些企业靠的都不是忽悠与概念，而是扎实的研发与强大的现金流能力。

    [注]独角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头顶正中长有一支单角的动物。文中“独角兽”指估值达到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

（摘编自网络）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独角兽报告：2019》)

材料一：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文件，为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意见指出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在加深，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

    我国志愿服务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补充，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初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全国志愿者总数达91541104人，志愿团体总数达470846个，服务总时长共计960886172小时。这说明我国志愿服务在近两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慈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图：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志愿服务方面的信息？

表：你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三：

    现阶段，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存在政策保障不够完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在总体上也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推动型的志愿服务亟需转型。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平台广泛，类型多样，全国有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志愿者平台，平台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互相独立，信息难以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互联互通”。民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实现相关部门间的志愿服务数据共享与汇聚的目标。此文件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北国网）

材料四：

调查显示，在18—69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近一年以来有25.5%的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18—69岁人口的占比情况，可推断我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大约有3.96亿人，其中近一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简称活跃志愿者）大约有2.65亿人。非群众身份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跃志愿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高，活跃志愿者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

    总体上看，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其队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他们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还具有美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但我们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时，需注意分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志愿服务参与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在全面发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可重点发展“老年关怀”“医疗护理”“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领域；也要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建设，多层次、多领域、多时点地提供培训机会，推动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网络化；还要整合现有的各类志愿者管理和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用最优化。同时，需要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增加志愿服务对民众的吸引力。

（摘编自《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报告》）

    材料一：

    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收，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2017年，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下，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加注重效率、质量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在壮大数字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创新创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相继扩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电子高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网上零售额7.18万亿无，同比增长32.2%。我国电子商务优势进一步扩大，网络零售规模全球最大、产业创新活力世界领先。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达5.33亿，同比增长14.3%，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额达143.26万亿元，同比增长44.32%；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人员达4250万人。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9.1%，农产品网络本售额同比增长53.3%，农村电商有效缓解了农民“卖难”问题，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出口增速达41.3%，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日益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通道。

    （辅编自《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7）》）

    材料二：

    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跨境电商交易额（万亿元）进出口总值（万亿元）

    （预测）

    （摘编自中国产业网）

    材料三：

    英国一位爵士在谈到电商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和企业家建几个电商平台易如反掌，但为什么不做？因为英国政府知道，一个商业小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摧毁了它们的生存环境，那将是社会的灾难，他说，商业有其基本规律，它的作用不只是买卖商品，而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把公众吸引到大街上去。当他们为了购买一件满意的衣服而一家、两家店铺地寻找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产生远超过一件衣服价值的“随机消费”。比如，夫妻两个人逛街，可能产生餐饮消费，可能一起看一次电影；如果有孩子，他们还可能为孩子买些“过去根本没想去买的东西”。而且，市民这样的逛街行为，使得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它是重要的城市景观，所以爵士认为，电商绝不是拉动社会消费的好办法，反而是在毁灭消费。

（摘编自百度百家）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材料一：

    什么是5G？让我们重温一下工信部颁发5G商用牌照的原文：工信部经履行法定程序，于2019年6月6日向4家企业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4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其中，“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即5G，“G”是“ Generation（代）”之意。

    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定义了5G技求的三大业务场景：eMBB（增强移动宽带），面向3D/超高清视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业务；mMTC（海量机器类通信），面向大规模物联网业务，主要包括エ业互联网、医疗等应用；uRLLC（高可靠低时延通信），主要应用代表是无人驾驶等。

（摘编自贺诗《5G五问：它到底有多牛？商业市场有多大？》）

材料二：

5G与4G关键技术指标对比

（注）与4G、3G、2G不同的是，5G不是独立的、全新的无线接入技术，而是现有无线接入技术（包括2G、3G、4G和Wi-Fi）的演进，以及对一些新增的补充性无线接入技术进行集成后形成的解决方案的总称。

（摘编自凤凰网《2019年中国5G产业全景图谱》）

材料三：

从5G人才需求在各大行业的分布来看，互联网、电子通信、机械制造排名最高，占比分别为41.57％、36.96％、14.56％。5G的应用落地依托网络的部署，由于5G整合了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等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领城，因而互联网行业对于5G人才的需求最为旺盛。

    5G是目前电子通信技术的升级，目前引领最新5G技术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领域，如华为、中兴及国内三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副总经理在今年2月举办的2019工业互联网峰会上表示，5G的通信交互将承载各种各样的控制信息，通过控制实现工业自动化、远程手术、远程施工、远程驾驶，控制为通信带来了新的价值和新的趋势。

    机械制造行业正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智能制造代表其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而5G可以加速机械制造行业的智能化水平。例如，5G所拥有的高速率、高稳定性和低时延特性将大大提高无人驾驶的安全性能；为制造业赋能，促进其产业升级和数字转型。所以，机械制造行业对于5G人才也有不小的需求。

在5G领城的十大核心职能的人才需求占比排名中，软件工程师位居第一，占比为12.46％，遥遥领先于其他职能。由于5G应用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社会需求旺盛，需要技术、研发力量的大力支持，因而对软件工程师的需求最大。5G技术日臻成熟对于运营商服务垂直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网络云化发展趋势的推进，传统以通信领域人才需求为主的运营商正面临巨大挑战，他们也需要软件工程师的加入，增强自身的研发力量。在这十个职能中，大多都具有互联网行业属性和电子通信行业的属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5G人才需求在互联网行业和电子通信行业分布较高的现象。

不同性质的企业对5G人才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其中私企人才需求最多，达52.67％；其次是国内上市企业，为21.87％；外企为13.59％；国企只占到了3.66％，私企作战灵活，对于市场动向嗅觉灵敏，敢于迎接风口，敢于创新，对于5G的人才需求较大。国内ICT的龙头企业华为就是私企，无论是其技术实力还是创新实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业内都有较好的口碑。国内上市企业的人才需求占比位居第二，上市企业具备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来布局新业务、组建新团队，用新型人才来助力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摘编自猎聘网《2019年中国5G人才需求大数据报告》）

悠悠敦煌情

——专访“敦煌的女儿”常沙娜

常沙娜，浙江杭州人。自幼随父亲敦煌学奠基人之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曹可凡:你好!我特别想知道您的名字，当时父亲给您取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常沙娜:因为我出生在法国里昂，里昂有条河，法语La Saone，中文就是沙娜。后来好多人很奇怪，说常书鸿挺逗的，给女儿起了一个沙漠的沙，我就成了一个沙漠里婀娜多姿的女子了。

曹可凡:所有我觉得可能人一生冥冥当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您印象当中您父亲是因为什么缘故对敦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誓要做敦煌的守护人的呢?

常沙娜:因为他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子发现了一本书，就是伯希和在莫高窟考古调查后，用掠走的东西出了一本《敦煌石窟艺术》。他看得很惊讶，说他整天崇敬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艺术，却不懂我们中国的艺术，数典忘祖。他说他是中国人，一定、一定要去敦煌去看看现状。

曹可凡:常书鸿先生第一次踏上敦煌那块宝地是哪一年?

常沙娜:那是43年。我们坐了一个月的汽车，从重庆一直到甘肃，从秋天一直住到冬天。到了敦煌第一顿饭吃的是一碗面，一碗醋，一碗盐。爸爸说今天也来不及了，明天给你吃涮羊肉吧。他一直这样乐观。

曹可凡:那时候做研究，做保护都要做什么?

常沙娜:第一要除沙。要在莫高窟上面要盖一层短墙就是把那沙给拦住，因为那个地方流沙很快就能把洞埋起来。后来我父亲归纳了三个临摹办法，一个是客观临摹，第二种是复原临摹，第三种是整理临摹。他要求研究所都要采用整理临摹，不能随便复原临摹，如非必要也不要客观临摹。

曹可凡:据说1945年的父女画展很轰动。

常沙娜:当时很轰动，因为没想到常书鸿带的女儿也画了那么多画。我去美国的机会就这么来的。有一位犹太人叶丽华对我爸爸说你女儿画得真棒，但是你不能让她永久呆在沙漠戈壁滩上。她说可以带我到美国去看看。

曹可凡:为什么你在美国呆了两年就回来了？

常沙娜:当时在美国留学生大家都在讲中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而且把家信念一念。国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留美同学大家见面就说什么时候回国，就成了一个回国的高潮。我为了回国买票，就半工半读，到陶瓷厂拉坯上釉。

曹可凡:听说您回国之后因为陪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看中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改变了您的自己的人生道路。

常沙娜:是的。当时我父亲高兴的很，在敦煌待了那么多年，临摹了上百件的东西都没有展示过。我父亲告诉我梁思成林徽因先生都很重视这个展览，他们看的激动。之后梁先生和林先生就让我到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当助教。林先生讲我们要抢救工艺美术，现在最需要抢救的是景蓝。我们就搞了一些新的设计，适合现代生活。52年搞了一批亚太和平会议的国家礼品，景泰蓝盘子上设计和平鸽，她说我们不要毕加索的鸽子，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鸽子，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鸽子组合在一起了。

曹可凡:您也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是吧？

常沙娜:我参加了。我有一些童子功，就是在敦煌形成的。我画了上百个方案，最后选定了我的一个方案，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和外立面，这个现在还在。我搞的那个方案图案是莲花瓣，它组合以后很好看。但是工程师跟我讲设计很好看，但是设计要跟功能相结合。我没有想到要把照明、通风口跟图案结合。这个给我的启示太大了，这决定了我后来这一辈子我从事设计的宗旨。

曹可凡:您其实是没有学历的，后来做了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常沙娜:是，我一辈子是没有学历的学业。但是我是实在在的，是尽力的，是为了我要做的事情而实实在在的，要学我父亲的“杭铁头”^(注)的精神，要把事情做好，做完。

(摘编自《可凡倾听)， 2017年10月21日)

【注释】“杭铁头”，杭州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加上此前《三体》的热销，刘慈欣的作品影响巨大，但社会各界的评价却颇有两极分化之势。

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精巧的剧情或百转千回的人物感情，更多是直接甩出一个个宏大震撼的设定，靠设定本身为读者带来审美快感。在他笔下，主人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过是宇宙规律中很小的部分，和人类命运、宇宙洪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刘慈欣自称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坦承自己“喜欢文学因素较少、科幻因素较多的科幻作品，一直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甚至有过“把科幻从文学剥离出来”的激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刘慈欣却逐渐意识到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平衡、作为文学的科幻与作为商品的科幻的平衡”，他后来的作品“正是这些平衡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背叛了自己的科幻理念”。

刘慈欣对文笔也并不是没有自觉。他评价阿西莫夫的文笔，“平直、单色调、刚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却又话锋一转，表示“这种笔调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文学的，但却很适合科幻，也使他的小说风靡世界”。刘慈欣对于他敬仰的阿西莫夫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风。

（摘编自冰村《刘慈欣：黄金年代的守望者》）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三：

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一直有争论。就如武侠小说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不等于武术和侠行；侦探小说是侦探题材的小说，不等于刑侦侦破；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题材的小说，不等于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当然姓“文”，是将科学想象寄予文学思维的一种文学文类。以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三剑客”的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思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叙事结构已被打破，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时空组织造就了结构的精美；二是类型小说的通俗化和现代主义的意念化成为小说情节模式的重要形态。

《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基本上还是时间叙事；第二部《黑暗森林》时间叙事渐渐弱化，空间叙事上升为叙事主体；到了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结合在一起，小说叙事由空间对抗变成融合循环，形成一个精美的轮回式的叙事结构。类型小说的情节模式在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中相当明显，而韩松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变异风格。

（摘编自汤哲声《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材料一

京剧音乐与京剧剧本文学、表演、舞台美术、服装等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京剧艺术形式。京剧音乐是京剧艺术的根本基础。京剧音乐的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等四大部分，贯穿于京剧艺术的全部过程之中。

当我们论及京剧艺术形成发展的历程时，往往首先谈到的是声腔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会如数家珍地从昆、弋两腔的相互竞争，叙述到高朗亭“三庆”等徽班进京、汉调入京、皮簧腔结合等等。在区分京剧流派时，似乎也主要以其唱腔的风格特征为标准。也就是说，唱腔不仅在京剧音乐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占有极其特殊、重要的位置。事实上，京剧艺术发展至今天，的确已经形成了以“唱”为中心的艺术风貌。无论是传统剧目或是现代剧目，其主要表演形式还是通过角色的扮演者，唱出剧中人物的丰富思想感情，唱出剧情的来龙去脉，唱出一个故事。

在我国戏曲剧种音乐的形成发展史中，京剧音乐的形成发展史极具特殊性。我们知道，在我国300多个剧种里，绝大多数剧种都是从当地民歌、说唱或歌舞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京剧则是在对民间多种艺术进行了长期吸收，对传统戏曲文化进行了长期继承和发扬，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的徽、汉、昆等剧种的基础上的直接继承，是北京地区多种外来声腔，剧种相互吸收、融合的结晶。京剧除了没有中国整个戏曲艺术发展史那样渐变的过程外，也没有经历过像某一个剧种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缓慢发展历程，而是在许多本来就已经成熟的剧种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也有一个丰富、提高、融化、融合的过程，也有孕育、确立、成熟与发展的几个阶段，是在逐渐发展中才拥有了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毕竟是对完整、成熟艺术的继承。如京剧声腔艺术中最具代表性、最主要的皮、簧两腔，它们在京剧艺术形成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合流，就已经形成了后来京剧艺术中完善的“唱腔”。还有“四平调”“昆腔”“吹腔”等腔调，都不是在北京地区形成的。所以，如果要谈及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史，应该主要以京剧的各种声腔为线索，同时，这样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京剧以“唱”为中心的历史原因。

虽然京剧的形成发展历史并不算长，然而，关于其确切的形成年代和发展历史却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京剧的历史应从清乾隆年间的第一个徽班进京时算起。第二种看法是京剧形成于道光年间，不言而喻，是由于这个时代出现了老“三鼎甲”之首的“大老板”程长庚。第三种说法则认为京剧的形成应始于清同治年间，其理由是这个时代的京剧名家谭鑫培，规范统一了京剧的音韵，并确立了京剧艺术的表演规范形式。目前的这几种说法的确也都有其各自的道理，其实，这也正是京剧艺术所经历过的发展历程。但是，那种片面地强调谁为京剧的第一代演员，谁又应是京剧代表人物的认识观念，就京剧历史发展的特殊过程来看，似乎行之不通。同样，这与把另外其他阶段哪些人物尊为整个京剧艺术的代表都行不通是一个道理。我们知道，北京不仅是赓衍了几百年的京华之地，更是一个北方诸省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自清初以来，各地的剧种、戏班相继不断流入北京，形成了北京地区戏曲活动繁荣的局面，也有所谓“京腔”之称。但是，这不是京剧的命名，京剧的命名来自上海。虽然，在许多有关京剧形成史的著作中，有的也对京剧艺术的形成作了几个阶段的分段论述，但是，大多未见进一步阐述，特别是没有明确提出对京剧艺术的时代划分问题。如果我们把京剧的形成发展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也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全面认识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历史。

（摘编自张文君《论京剧艺术的发展》）

材料二

王评章先生认为，“在当代文化一体化、同化的形势下，戏曲除了创新以追随时代，还有文化坚守和自我保全的任务”。评章先生提出的“文化坚守和自我保全”无疑为“文化全球化”时代下京剧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回顾近三十年来，京剧乃至戏曲的改革，触及最多和改变最大的大致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剧本文本文学性的提升，二是对于剧本思想性、哲理性的开掘，三是对于综合舞台表现形式多元化的探索（包括灯光、服装、道具、音效），从而把展示、表达编导者的“主体意识”和“当代意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笔者并不反对京剧乃至戏曲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不反对当今戏曲作品在适当程度上提高文本的文学性以及对主题深化和哲理追求的探索。但在新编创时，如果对剧本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哲理性过度开掘，就会使京剧在实际的舞台呈现及观赏性上受到伤害，从而对京剧表演艺术可以反复观赏且常演常新的品鉴与赏玩属性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不仅会使京剧的属性与品格发生质的改变，更会使京剧的审美特征与京剧观众的欣赏习惯发生偏离和脱节。正如季国平先生所说，“用话剧等形式简单甚至是粗暴地改造戏曲，盲目‘创新’，去程式化和行当化，丢失了戏曲的本体；盲目追求‘精品’，从编导、音舞甚至表演，请来各路‘神仙’，因不熟悉剧种，消解了戏曲及其剧种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如此‘创新’的结果，注定是‘千人一面’‘似曾相识’。”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京剧艺术作为中国民间音乐的集大成者，在创新的同时，更应坚守京剧在艺术、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核心价值。

（摘编自刘新阳《“文化全球化”时代下京剧艺术核心价值的坚守》）

 【文段一】 

 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可是在都市里律师之上还要加个大字，好好的公司和个人，都会去请律师作常年顾问。在传统眼光中，都市真是个是非场，规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在乡土社会，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①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选自费孝通《无讼》，有删略) 

 【文段二】 

②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司法的路径进行政权建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因此，送法下乡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的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广大农民逐渐改变了以往“无讼观念”的纠纷解决制度，法治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送法下乡”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深入“法律的不毛之地”，是现代法治国家法治化的策略所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而且，正如一些法学家所指出的，“普法运动是一种意在将当下中国整合为法律共同体的政治动员，一种表现为法权主义努力的自上而下的秩序重构，也是民族心智的现代洗礼。”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无视送法下乡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事物都是两面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费老所述，“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之前，就简单把现代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其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的弊病却已经先发生了。”正是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充满乡土性不流动的社会、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一个“依礼治国”无讼的社会，所以，在这样的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下使得送法下乡在乡村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微乎其微。要想真正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必须考虑现代法治的基础和乡土社会固有的社会秩序，因地制宜地开展送法下乡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良好的乡村法律秩序予以构建。否则，一味地进行乡村普法教育宣传活动或者司法下乡，并不能使乡村建立起法治秩序。 

 由此看来，在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法律只不过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工具之一。它是一种国家的正式机制，但不是唯一的机制，而且这种工具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传统习惯法、乡规民约等礼俗规则在乡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转变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结合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构建出完美的、乡土社会的法律秩序。 

 (选自武慧君《论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构建》，有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