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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

       大学时的诗词习作已被老师顾随惊叹“青年有清才若此”，到得中年，更获得文史大家缪钺“实大声宏，厚积薄发，迥异于前代诸女诗人者矣”的揄扬；至于学术成就，顾随在她23岁时已经断定“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鼓励自立门派，而她将西方理论引入古典诗词研究的大胆尝试，引得缪钺主动来信盛赞“继《人间词话》后，对中国词学之又一次值得重视的开拓”。她，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

       倡导以吟诵为主、对儿童进行古诗教学成为这位自感“老之已至”的学者的重点工作，她为儿童编写古诗读本，亲自读诵吟唱，乃至上电视亲身示范，“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叶嘉莹认为，古诗词教育能使孩子们与古典文化相通：“关键在于选入教材的是不是精华之作，老师能不能把其中的精华讲解清楚。选的是糟粕的话也没什么用。选的是精华，老师能把精华讲出来，才算达到目的。”“好的老师应该把诗词里的生命教出来，让诗词有一种兴发感动。”叶嘉莹说。

诗教是古代的教育传统，而这个时代的诗教，对她而言，就是让诗从抽象变为具体，使今人也能体会当时诗人的感情、心智、意念、理想等，使诗词活起来。

       她曾在加拿大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古诗词，一出手就用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学界往往以为杜诗沉郁顿挫、意蕴丰富，非经人世者难解其中况味，乃至历代对其的阐释、集注都有上百种。但叶嘉莹认为，不能看低小孩的智能而让他们读浅近的诗歌，“要选择真正好的作品，只要老师讲的明白，他们一样会理解，一样能背下来。让小孩子学骆宾王的《鹅》并不合适，这不能算一首好诗，只是骆宾王小时候的习作，对孩子们学诗、作诗没有意义。”

       叶嘉莹先用了杜甫的画像让孩子们认识这名诗人，再用地图让孩子了解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境况，最后回到诗歌本身，向孩子们讲解这首诗是杜甫出外散步，看见春天的美景而作。叶嘉莹讲完一句，就画一幅图以加深孩子们理解，全诗讲完后，再带领他们背诵、吟唱，孩子们由此对古诗饶有兴味，学得非常快。

       当时她给孩子们留了两句诗 “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当作业。有一个小朋友续出了“松鼠爱松果，小松家白云”这样饶有意趣的句子。

“诗不是抽象的东西，”叶嘉莹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诗是感情的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小孩子学诗，就是让他们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有关怀的爱心。”

       但现在的一些做人方式令她不能理解。生于“燕京之旧家”，叶嘉莹“提倡弱德之美，要求自己在艰难困苦中亦能持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就是待己严待人宽；日三省吾身……这样的性格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然，在这种文化里强调人的弱德，而非当一个强取豪夺、不择手段的强者。”

       现在的“读经”让她有点看不懂。她看到报纸上说，一些读经班单让小孩背书，老师不讲解内容，唱歌一样带着孩子们背，孩子连字都认不全，只能跟着老师唱。“误人子弟。”叶嘉莹评价，“读书当从识字始，字都不认、道理都不懂，背来有什么用？”

       叶嘉莹认为，应该以“兴道讽诵”的方式，老师先让孩子认字，告诉他诗里写了什么，让他明白诗人的感动何在。而“道”，则在于以讲解来引领．“教小孩是要一步一步来，现在的情况是老师都不懂，学生乱背，错字别字都不通，背得再多有什么用？”叶嘉莹反问。

      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为一名学者，叶嘉莹以辩证眼光观之。近体诗与现代诗，在她看来“各有所得，各有所失”，都有上品与劣作。但与古典诗歌强调内心的兴发感动不同，现代诗更侧重于机智、技巧、安排、造作，看得出制造痕迹，它的根基与美感更来自西方，“接受外国传统、受到外国诗歌影响。”

    “胡适的白话诗如果用白话说出来，就没有诗的意思了，所以只能变个花样、加入技巧，制造一些艰难。而古诗用古诗的方法说有意味，用白话说，同样也有意味。”叶嘉莹说。在她看来，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去用它寻找光明”）是很灵巧的句子，但如果用于儿童教育，“小孩不见得有什么体会”。

【相关链接】

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从1945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担任中学教师开始，叶嘉莹至今未中断过她的古诗词教学。11950年代起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60年代开始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华裔院士。1979年开始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授古诗词。

②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叶嘉莹历经丧乱，晚年丧女，诗词给她力量，叶嘉莹借诗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灵性鬼才黄永玉

    美丽的凤凰古城除了作家沈从文，还出了另一位奇人，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少年自学版画、雕塑、绘画、文学，皆造诣高深。他博学多识，才情非凡。历经世事风雨，却依然不改天真、顽皮、倔强、幽默的天性，被称为一代“鬼才”。

    少年辍学的黄永玉到过广州、上海、台湾、香港，干过苦力，搞过舞美，做过编剧，历尽了沧桑。在严酷的时代里，漂泊让黄永玉把世界看了个透，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对人生善恶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一样，黄永玉的画也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画纯水墨，淋漓尽致，不染丝毫丹青；需要用色彩了，又大红大绿大紫等“俗”色一股脑上来。国画讲求飞白，此中最显功力，黄永玉却丝毫不理会这些规则：“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但他的另一类写意画，却异常地空，偌大的画面上只有一个极小然而特征极明显的人或物。兴致来了，皮纸、高丽纸，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于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黄永玉刻版画出身，很早就被誉为“中国版画界三神童”之一。1956年，他在木刻艺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这幅版画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崇尚黑白两色不同，他的版画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才32岁。

    受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新风格，而两次“丰盛”的欧洲之行也令其得益不少。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黄永玉大量写生观摩，归来后又在万荷塘边苦练近万张白描荷花。借助西方绘画的冷暖色对比，黄永玉终于在造型、色彩与风韵上打通了中西方的经脉。他画的荷花就有着别样的美感：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最终呈现出的不再是寻常荷花高标独立的清雅之美，而是浓墨重彩的绚丽与灿烂。

    除了美的事物之外，黄永玉也和他所钦佩的大师林风眠一样，从不忌讳任何“丑”的事物。有一年，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到重庆旅行写生，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回到北京后，黄永玉好奇地跑去看展览，一看才知道，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是被批得最严重的一个。“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猫头鹰事件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屋子，屋子光线很差，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多方求治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忽然灵机一动，在内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花草绚丽，艳阳高照，顿使满屋生辉。经常看着这幅画，妻子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有人问黄永玉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眯缝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腾地坐起来，把烟斗重重一磕，不耐烦地说：“过日子就是平平常常，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没意思。不要成天到晚地找意义。”

（摘编自《鬼才：黄永玉的旷达人生》）

【相关链接】①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而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摘编自百度《黄永玉简介》）②黄永玉在写作之余也常常读书，他认为读书对人生有着重要意义。在《书的回忆》这篇文章中黄永玉有这样的总结：“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就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耄耋之年的黄永玉》）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了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他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扃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约”“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人生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管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扳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2017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841起。其中，重大森林火灾4起、特大森林火灾3起，受害森林面积2.3万公顷，造成人员伤亡44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

    今年以来，特别是春防关键期和夏防期间，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气候异常，高温、干旱、少雨持续时间长，干雷暴活动频繁，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特别是内蒙古、黑龙江和京津冀等地接连出现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大风天气，北部原始林区气温一度达到35度、瞬间风力7—10级，致使发生多起影响较大的森林火灾。

（摘编自“国家应急广播网”《2017年前8个月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841起》）

材料二：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478起，受害森林面积16309公顷，因灾造成人员伤亡39人。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严峻的冬春防灭火形势，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近期在全国组织开展了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特别是春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紧急通知》，并于1月1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南方重点片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风险防控工作座谈会，对冬春季特别是春节期间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478起》）

材料三：

    近期多起森林火灾接连发生。

    3月30日18时许，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3月31日下午，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山州支队指战员和地方扑火队员共689人在海拔4000余米的原始森林展开扑救。扑火行动中，受风力风向突变影响，突发林火爆燃，30名扑火人员遇难。

    在凉山州火灾之前，山西和北京也曾发生受到全国关注的森林火灾。

    3月29日13时30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王陶乡发生一起森林火灾，波及6个乡镇。火灾前线扑救指挥部4月1日通报，火灾东线、西线、南线明火已扑灭，有8000名有灭火经验的干部群众进行火场清理，防止复燃。

    在北京，3月30日中午12点23分，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太保庄地区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640亩。据媒体报道，这起火灾的起火点位于东邵渠镇高各庄村，当地村民郑某等6人在林地内修理水管时，不慎将水管下方土坑内的杂草点燃，引发山火。因风力大，数小时内，浓烟升腾，火势一路从密云蔓延至平谷。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90%以上系人为原因引发。

    根据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春防期间，历来是中国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时段，1987年以来，全国共发生71起特大森林火灾，60%集中在这一时段。

    此外，这组数据还显示，春防期间还是野外火源管控最难时段，传统民俗用火、祭祀用火、春耕生产用火交织，进山踏青旅游、采摘山货、驴友穿越等活动频繁，90%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系由上坟烧纸、吸烟、烧秸秆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等人为原因引发。

    除了人为原因，不利的气象条件、物候条件、基础条件同样是引发森林火灾的原因。近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便提出了相应的不利条件。

    例如，在气象因素方面，包括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局地高温、干旱、干雷暴等极端天气可能增加等；而在物候条件方面，则包括了中国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明显增加，林区牧区可燃物载量明显增多，一些地方远超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临界值等。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森林火灾接连发生  时隔三年这个红色预警再拉响》）

材料四：

材料一：

    随着小米不断进军国际市场，小米用户已经遍及全球。小米与微软正在共同探索利用微软智能云Azure平台和服务，Azure能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为小米提供用户数据存储、带宽、计算及更多创新服务。我国风力发电机的提供商远景能源在Azure上搭建起了EnOS智能物联网平台，借助Azure统一开发、灵活部署的优势，迅速打开了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地市场。

    目前，国内云计算领域领军企业同样在积极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当前，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选择了由华为提供的IT基础设施硬件、云平台软件以及运营支撑服务，以助力其快速拓展全球企业云服务市场。胡志强表示，华为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及创新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中国电信拥有在网络、IDC等领域资源优势及丰富运营服务经验。“我们‘走出去’的天翼云愿与华为‘翼’路同行，为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提供更优质的平台和服务。”

(摘编自崔国强《云计算产业：在企业转型和政务拓展中大显身手》，2018年9月11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是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也是万维网的诞生地。这里正在构建欧洲最大的科研云——“螺旋星云”，以支撑CERN、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多家顶级研究机构的工作。由于利用超过1000台虚拟机出色完成了对高能量子对撞结果的分析，CERN选择由华为云提供技术支持的德国开放电信云(OTC)来参与“螺旋星云”的建设。

    “云服务本身是没有边界的。”华为公司副总裁、华为云总裁郑叶来认为，云服务海外布局的关键在于做到“两化”，即全球化和本地化。“所谓全球化，就是要建立通达全球的网络，为客户提供各种低时延、高可靠的云服务；而本地化，则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规章和监管要求，适应市场环境。站在中国看世界和站在世界看世界，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摘编自谷业凯《落子全球，“中国云”触手可及》，201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云”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中国云”出海，让数据和信息更好地实现互联互通，更重要的价值是以云平台托举起更多企业发展。在现实中，“中国云”扮演着“一手托两家”的角色，既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外国公司走进中国市场，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时空压缩能力。

    云计算涉及数据的整合与安全，走出去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挑战。管理数百万台服务器，既需要大规模的运维能力，也需要全球化的运营能力；面对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和文化，既要有“全球化”的格局，也要有“本地化”的眼光。事实上，克服这些挑战、拓展全球市场，最重要的还是提升服务质量，能够用“中国云”为当地发展创造价值。比如说，肯尼亚政府运用中国云计算企业的物联网技术，建设一套保护野生动物的数字化系统；中国云计算企业“不让客户的需求过夜”的理念，树立了中国云计算企业的良好形象。

    对于“中国云”而言，无论是开拓国际市场，还是深耕国内市场，其核心竞争力仍然是坚持自主创新，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持续提供高效的数字服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回首过去，中国的大数据和云计算主要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驱动与手机APP模式的泛化。展望未来5—10年，中国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将结合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由消费端倒灌到生产端和供给端，通过“工业大脑”“农业大脑”等数字服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供给质量，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摘编自刘松《“中国云”，为世界发展创造价值》，2018年12月0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新时期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出顶层设计，提出目标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现代”，继承过去十几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明确了以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促进均等化的发展路径，更加强调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效能，更加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创新服务方式与手段，更加强调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增强公共文化发展动力，更加强调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释放全社会公共文化发展活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与新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相适应的时代任务，是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理论创新。指明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方向，掀开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篇章。

    (摘编自李国新《掀开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篇章》)

    材料二:

    2019年1月，“文化苏州云”平台正式上线。与单一做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的平台不同，“文化苏州云”平台的前身是2017年底上线的苏州文化消费大数据平台。数据显示，苏州文化消费大数据平台2018 年全年的交易量超过1000万元，因此，“文化苏州云”可以说是“自带流量”。

    “文化办州云”运营主要负责人张莉说，自从公共文化资源被整合注入平台后，无论是用户还是入驻商户的表现都让人惊喜。“仅今年上半年的文化消费交易量就超过了1000万元，按照这一趋势，预计全年交易量将超过2500万元。”张莉说，刚开始做文化消贾大数据平台时，文化商户的入驻意愿并不高，而当公共文化资源注入后，商户开始主动要求入驻，因为他们明白，平台积累的用户群体对于他们而言有着极高的精准度和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

    （摘编自《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区纪行之东部篇·下》)

    材料三:

    据报道，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建设了60万个“农家书屋”，中央和地方共投入了189亿元，但因为效能极低近乎闲置而颇受诟病。政府该如何配置乡村文化资源，除了政府之外，是否有别的投入和服务主体可以担此责任?一是新乡贤带动引领。不论乡村能人、精英回流还是新外来精英，都会把一种新的文化带到乡村，成为传统更新的外来刺激和文化建设内容。因为城乡互动而强化了的信息流通、人员流通，也给乡村社区带来一种文化更新创造的契机。二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合作社、社会企业等，这类乡村“自组织”直接参与乡村发展，发挥了包含乡村文化更新在内的综合功能。这种新型的乡村经济主体。正在成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积极创造和推动社区共同体更新，也成为新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三是新经济业态中的公益组织。在教字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经济环境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推动乡村社会跨越式发展。比如腾讯“为村”公益项目，已经聚合子全国28个省9849 个材，这是一二个用移动互联网发现乡村价值的开放平后，更是借助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的公益平台，在开放中整合力量解决贫困，在这个线上线本融合的空间里，城市与乡村的智思、资源、产品、资金、文化等都得到了最大化优代利用，城乡在互动共享中各取所需。

摘编自高宏存 《理念更新带动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曾庆存：“我还没有登顶”

邱晨辉

    即便是站在了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85岁高龄的曾庆存，还是那个在科学高峰面前保持谦卑、依旧不愿停下探索脚步的“攀登者”。

    1月10日，当这位满头银丝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时，他和黄旭华，以及此前的屠呦呦、袁隆平、于敏等科学家一起，进入到我国科技领域终身荣誉行列。

    那一刻，第一次听说曾庆存的人，被这个名字背后一连串的科技成果、诸多头衔以及传奇经历所惊叹——曾庆存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这一工作成为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里程碑。他的一些原创性成果还被国际学者评价为“气象学理论化极重要的篇章”“构筑气象力学必不可少的学术基础”，他本人也被国际气象学界公认为“数值天气预报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享誉全球的大气科学家”。

    他的学术生涯也颇为传奇：1978年，43岁的曾庆存还是中国科学院一名助理研究员，但转眼就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两年后，45岁的他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曾庆存亲手书写长达80万字的《数值天气预报的数学物理基础》、30万字的《大气红外遥感原理》等大部头，让他“著作等身”；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五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以及一项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等奖项，则让他“荣誉等身”。

    如今，再到他摘下这一次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有人说，“曾先生可算是登顶了吧！”曾庆存却不止一次地说，还没有登顶，还没有登顶。

    对于这样的说法，和曾庆存共事多年的同事、学生一点也不意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思雄说，“曾先生对于科学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到现在，他那句‘饿着肚子推公式，越推越新鲜’都让身边的人记忆犹新。”

    曾庆存是广东农家穷孩子出身。按照他的描述：小时候家贫如洗，拍壁无尘。双亲带着他和哥哥曾庆丰——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力耕垅亩，每日往返于田间和学堂。小学三年级期末，老师给曾庆存写下了“天资聪颖，少年老成”的评语。小学没毕业，弟兄俩便参加了百里挑一的“跳考”，直接进入中学读书。

    后来，曾庆存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当该系安排一部分学生主修气象学专业时，他当即服从安排。“那一年，一场晚霜把河南40%的小麦冻死了，我挨过饿，深有体会。如果能提前预判天气，还会这样吗？”

    从此，他走上大气科学的研究之路。

    说起天气预报，人类最初是“凭经验”，比如古人看云识天——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到了20世纪，科学家发明和应用了气象仪器来测量大气状态，气象学由此进入“科学时代”。后来，有科学家提出数值天气预报模型。

    这是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其中最难的，就是原始方程的算法。拿计算方面来说，原始方程包含需要计算的大气物理变量很多，例如温度、气压、湿度、风向、风速等等，在当时的计算条件下，要想“追上天气变化的速度”将其计算出来，实现真正的“预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曾庆存苦读冥思，反复试验，几经失败，终于从分析大气运动规律的本质入手，想出了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不同过程的方法，一试成功。他提出的，正是著名的“半隐式差分法”。

    那时，这个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想到，他做出的这个成果，后来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产物——世界上首个用原始方程直接进行实际天气预报的方法，随即用于天气预报，至今仍在沿用。

    此后，曾庆存全身心投入到科研高峰的攀登之旅：踏足全新的气象卫星领域，提出“最佳信息层”和反演方法，提出人工调控自然环境的理论方法、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测和防控调度实用研究……

（《中国青年报》2020.1.10有删改）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

材料一  古建筑是指保存至今的古代建筑，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建造的生活活动、社会活动、宗教(包括祭祀)活动的场所和标志性的纪念建筑物。它包含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物质与文化生活的信息，体现出当时当地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水平，保存了大量文化艺术的创造成就。是我们了解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我们欣赏古人艺术成就和思维领域重要的实物参考。所以说古建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古建筑含有两重禀性，既有建筑的功能，又承载着历史的信息。这就为现代开发利用提供了充分的价值空间。如何合理而有效地发挥其最佳价值表现，如何持续地开发利用而不至于损失浪费其真实价值，是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要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缺少深入的探讨，造成的损失和遗憾举不胜举。以山西太原为例，有将重要的古建筑群作为市场的，如开化寺、泰山庙等；有将古建筑转变为工厂的，如皇庙、城隍庙等；有的变为学校，有的化作民居。其结果是新的使用功能不能很好发挥，原有的建筑承载的功能支离破碎，甚至荡然无存。造成原有的建筑物所载赋的历史价值及文化内涵丧失殆尽。这些教训，突显出古建筑开发利用不合理的严重性。

      古建筑包含的历史信息，是极其珍贵且不可再生的，其承载的文物价值随时间的增长而显得日益重要。由于建筑本体的耐久性是有限的，随着年代的久远，它原有的功能会逐渐丧失。建筑本身的可靠性也会随时间流逝而降低，这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使用程度，形成了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因此，要想长久地留存这些文物信息，古建筑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热衷于对古建筑开发利用。由于新功能的要求和新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变化，必然会对建筑本体和附属设施及使用环境条件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效果。一是和原有建筑本体功能协调一致，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又在开发利用上获得新的发展，是古建筑保护与利用较理想状态。二是开发使用的功能和观感上的要求与原有建筑、环境条件以及文化内涵截然不同，形成对立矛盾。此类开发的结果会造成古建筑原有文物价值的严重损失，甚至连建筑本体也难以保存。三是在开发使用的功能和观感方面与古建筑保护产生局部的矛盾，而且矛盾的性质又不是对立的，其中有有利的互补，也有不利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古建筑的开发利用上比较多见。因此在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问题上，要制定一些准则、规范条文，形成有序的、可持续的保护和利用。

(节选自李庆玲《古建筑保护与利用刍议》)

材料二  2019年4 月15日18时，坐拥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在修缮过程中，因为顶楼电线短路引发了长达四小时的火灾，塔尖如被拦腰截断一般倒下。中国网民相继在微博、微信、论坛、客户端等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机构对巴黎圣母院起火前后7天中国的舆论情况做了一个调查，见下表。

表1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中国舆论情况

表2中国网民舆论热点主题词

(图表均来自武帅等人的《基于情感分析巴黎圣母院火灾对古建筑保护的探讨》)

材料三  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理念的集大成者，达到了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最高境界。

故宫守护着有600年历史的宫殿古建筑群和186万件(套)文物。文物工作，安全是第一位的。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从传统的文物修复、库房防震、消防安全等，到世界遗产监测，故宫的文物保护已进入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过渡的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在线上办虚拟展示、不断推出文创产品，力求满足公众的需求。故宫博物院自成立时，我们就以“故宫学”为抓手，不仅依靠故宫博物院自己的研究人员，而且与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学会等国际著名学术机构合作，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同时希望既能传播故宫学术成果，也能吸引更多的外部力量，尤其是年轻力量加入故宫学的研究队伍。

       我们要重点做好文物基础数据采集工作，加快所有的古建筑、院藏文物的数字化进程。2020年内将至少完成6万件，在逐渐形成技术标准规范之后，明年会加快推进数字化工作，以支撑学术研究，为保护、科研、文创、社教等提供资源。以此数据库为依托，搭建数字网络保障平台，为安防、消防等提供预防性保护信息。

       文物的脆弱性、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不能四处漫游，它的“活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数字技术，让文物变成文创活起来、走出去。故宫博物院的微博、微信有着很强的传播力。我们还合作拍摄了影视作品，元旦起，《故宫贺岁》视频节目正式上线，电视剧《故宫如梦》、电视纪录片《紫禁城》、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三季等相继启动制作。

(根据《光明日报》2020年01月10日09版《让600年故宫“活起来”一访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整理)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融入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智库答问·关注网络时代的表达匮乏系列访谈之一

本期嘉宾：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

刘运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王灿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内容：

光明智库：古人形容人漂亮可以用“玉树临风”“顾盼神飞”，我们只会说“高富帅”“白富美”；古人表达悲伤用“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只会用“蓝瘦香菇”……我们的语言到底是越来越贫乏，还是越来越多样？从个人语言运用情况来看呢？

刘运峰：语言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我们现在的很多语言是时代产物，几乎每天都在产生新词语。

个人语言运用是存在贫乏、单调甚至生硬的问题。我经常想，同古人相比，我们的科技进步太快了，但我们的表达能力，对人和事物的观察、感知能力，文学艺术的创造能力、鉴赏能力却没有同步提高。古人可以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来描写早春景象，我们大多只能用“春天来了，大地吐绿”或“春风吹来，感到暖融融的”来表达。

王灿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系统。评价一个时代的话语，标准很关键，自从白话文成为书面语言形式以来，从政论文章到文学作品，再到法律文件、科研报告等，都能很好地满足表达的需要。古代的诗词歌赋的确语言优美、韵味悠长，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为参照来判断说今天语言贫乏。

光明智库：有网友表示，由于互联网时代有着同质化表达的网络氛围，要求更加直接和简洁的表达，造成了语言贫乏。您觉得社交软件、网络的应用有没有导致语言贫乏，社会环境和时代发展是否加剧了这种现象？

李宇明：过去，书面表达是很慎重的事，比如给远方家人寄信，还要专门请教书先生帮忙。现在除了给报纸投稿、撰写论文，其他情况下，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即时表达，这种频率和过去明显不同，也就显得不那么郑重了。

刘运峰：如果说社会环境和时代发展加剧了语言贫乏，恐怕有些武断。但可以说，社交软件和网络平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交往空间；另一方面，使人在表达方面变得懒惰、随意。比如，书信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对语言表达的依赖性非常强，写信时，要考虑收信人的身份、感受，要字斟句酌、文从字顺，要表述准确、讲究格式，这无疑是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最好训练，但互联网时代的通信太发达了，我们几乎不写信了，逐渐也就变得不会写信了。

光明智库：对于这种语言表达相对匮乏的发展趋势和现状，您是否会忧虑？要扭转这一现实，我们该从何发力？

刘运峰：我所担心的是，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会越来越强，而主观能动的表达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感悟能力、认知能力、鉴赏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都会下降。专业教育固然重要，但素质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培养目标，并不单纯是某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的素质除了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文化素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主要靠读书这一途径。

杜甫诗中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笔”最终要落实到语言表达上。读书，尤其是纸质书的阅读，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生命体验，具体到语言表达也是如此。不读书或是读书少，就没有或者少有词汇的积累，就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更谈不上丰富性、形象化的表达。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04月08日07版，有删节)

材料一：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的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其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生物多样性涵盖了遗传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资源不仅为人类提供食品、洁净水、药物、木材、能源和工业原料等多种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还提供了固碳释氧、涵养水源、土壤保持、净化环境、养分循环、休闲旅游等多方面的生态服务。由于生境消失和退化、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等原因，全球生物多样性问题十分严重。

（摘编自《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材料二：

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战略中的5个战略目标及相关的60个具体要素统称为“爱知目标”。2020年9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对“爱知目标”的执行进度做出评估。结果见下图：

将于昆明召开的COP15大会被各方寄予厚望——成为拯教生物多样性的下一个转折点，借此扭转“爱知目标”当前的不利局势。大会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会上将审议通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制定下一个1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并为此制定行动方案。

（摘编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评估与对策建议》，《环境保护》2020年10月10日）

材料三：

作为COP15大会主席国，中方愿同各方分享生物多样性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其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国采取有力政策行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加快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步伐，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相关条约义务，已提前完成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和设立自然保护区相关目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摘编自《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20年9月30日）

材料四：

日前，一份由环保倡议项目PortfolioEarth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顶级银行向造成生物多样性破坏的主要行业投资超过2.6万亿美元，约66%的银行投资活动直接造成生物多样性流失。因此，银行金融业急需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衡量标准。银行在组织相关商业活动时应停止为新的化石燃料、毁林、过度捕捞和生态系统破坏等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各国政府应停止为银行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提供庇护，并重新制定金融规则，要求银行对其贷款造成的生态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摘编自《全球顶级银行是损害生物多样性的推手？》，《中国环境报》2020年11月20日）

开解不讲理顾客

边走边想：她准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越是这样，我越是要热情接待她。

材料一：

“天下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这种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并不纯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应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地理认知。“疆域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因此这里所用的“疆域观”与现代的“国家”和“主权”等概念没有关系。“天下观”和“疆域观”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的研究比较深入，现引用其中一些有关的结论。

首先，“华夷”两分的“天下观”：“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

然后，关于“华”“华夏”的空间范围：“不知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表述名称”；“禹之迹，就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是文明之区，有别于蛮夷之地。在人们用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的地方时，已经包含了华夷两分的意义，夷狄均在禹迹之外，而宣称居于'禹迹'之内，则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毛诗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

如果上述认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也就呼之而出了。在“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下，虽然“华”占据了主导，但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天下”，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由此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就是另外一句在谈及“中国”古代“疆域”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不过，由于对“夷”的轻视，因此“华”才是作为“天下主”的正统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所应直接领有的，而“华”在地理空间上对应的就是“九州”，也即唐晓峰所述“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并不是严格的地理语言。他们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国王朝，还有不知边际的蛮夷世界。只是对于这个蛮夷世界，中国士大夫不屑于理睬”。

当然，“蛮夷”世界也是存在层次的，其中一些是与“华”在地理空间或者文化、经济上有着直接接触或者往来的，而另外一些则几乎毫无往来，对于“华”来说只是道听途说，甚至一无所知。由此形成的“天下”，也就有了包含甚至是想象中的全部“世界”的“大天下”，以及只是包括了有着直接往来或者有所了解的“蛮夷”的“小天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后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更为关注的。

在这种“天下观”之下，王朝所控制的地域空间必然要尽可能全面地包含“华”所在的“中国”和“九州”，而这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王朝统治“天下”的“法理”基础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朝控制的土地也以此为限，毕竟在这种“天下观”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周围的“夷”地加以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但这些并不是必须的。

（摘编自成一农《古代“天下观”与“疆域观”的区别和联系》）

材料二：

东亚大陆开阔的地理空间为中国古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促使其思维呈现无限制的延伸，认为地无边界。

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相应形成“王者无外”的政治观念，而其所标榜的国际秩序，相应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一直未将统治视野局限于“中国”，也就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本土，而是以中国本土为核心，观照普天之下。

比如《礼记•中庸》认为“至圣”，也就是圣明君主能够将恩泽普及包括中原与边疆的所有地区：“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貂。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相应，历代中原王朝所定政权的名号，也非“国号”，而是“有天下之号”。目前所见，“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周书》：“用于天下，越王显。”在“天下”观念下，并无真正的国际秩序，异域政权通过各种形式，被巧妙地安排于中国主宰的“天下秩序”的不同序列，如果无法安排进来，那么就将其作为“荒”，选择性地遗忘或放弃。

（摘编自赵现海《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

材料一：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茶，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等尚无新的发现以前，还不能提供出具体的年代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开始有茶起，直到战国时代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茶的地方还仅限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当然，在这个期间内，西南地区中巴蜀一带的茶，曾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到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起，战事频繁，茶才由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经由水路和陆路先后传入后来的产茶地区。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药用时期，因此，《六之饮》中把晏婴所处的春秋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以前的周公时代，并上溯到神农氏时代，都作为茶的饮用时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根据，是神农氏撰有《食经》，其中曾提到饮茶。实际上，古代人往往汇录议论性质相关的文字成书，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与此议论相称的古人题名，由于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创始者，所以就把《食经》托为神农氏所撰。陆羽据此而把神农氏说成是饮茶的创始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以后的两晋时代，《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迷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摘编自吴觉农《茶经述评》）

材料二：

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都十分落后，因此僧侣求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文化的传播。

我国茶文化依赖这种人际传播形式，在日本、朝鲜等邻邦得到了普及，而这些国家则也通过将我国茶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另外，人口迁移在我国茶文化传播中也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内传播来看，西晋迁都导致茶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展现出了人口迁移在茶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外传播来看，广州、福建等茶文化发展繁盛的地区所出现的劳动力输出等现象，也推动着我国茶文化向东南亚国家的传播。茶专著、茶文学的流通，则在我国茶文化的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中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陆羽所创作的《茶经》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典籍，不仅在我国国内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的《茶经》仍旧在中外茶文化交流中持续做出着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茶文化爱好者也在对我国茶文化做出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创作专著的形式推动着我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如日本荣西法师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创作了《吃茶养生记》这一日本第一部与茶文化相关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日本社会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彰显出了重要价值。

事实上，当茶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时，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区域传播就已经出现。从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来看，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区域传播途径包括汉朝时期出现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出现的茶马古道。基于这种形式的茶文化传播，让我国茶叶与茶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且在我国茶文化向西方国家、东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摘编自栾著《浅谈茶文化的传播途径及历史演变过程》）

【注释】《六之饮》和《七之事》都是陆羽《茶经》中的篇章。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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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材料一：

盲盒的起源可追溯至日本的福袋。在盲盒火爆前，扭蛋、文具福袋等产品在一定的人群间也较为流行。盲盒营销类似于一种抽奖游戏的商品营销手法，能够大大刺激用户的复购率。由于二次元用户 IP 忠诚度高，常常有收集癖，盲盒营销最初大量用于二次元领域的手办销售。如今，盲盒营销已经成为 IP 玩具礼品、线上线下互动营销常用的方式之一。

（摘编自《盲盒经济大行其道：上瘾现象普遍炒作行为值得警惕》）        

材料二：

图书盲盒、美妆盲盒、高校录取通知书盲盒、生鲜盲盒．近年来以盲盒经济为延展的商业模式在各行各业被复制、借鉴。随着盲盒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大量购买盲盒。

作为一种商业营销模式，盲盒热潮带来了众多跨界创新产品包括故宫、麦当劳、上海迪士尼在内的多个商家均将盲盒概念引入自己的产品。这类盲盒具有创新意义，不但塑造了品牌形象，增加了销售量，客观上还传播了文化和理念------如旺仔牛奶职业罐设置25种职业，包含电竞、说唱等新职业，体现出对职业更包容、多元的心态；2020年4月，“故宫淘宝”推出了“宫廷宝贝”“猫祥瑞”等主题盲盒，中秋期间还推出了故宫猫中秋限量盲盒，引发广大消费者的购买热潮。

（摘编自《盲盒引发消费热潮》）

材料三：

随着盲盒热潮在图书、美妆、文创等众多领域延展，盲盒消费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但与此此同时，盲盒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因为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盲盒本身是很难评估价格的，其标价实际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期望越大，价格越高。当然，这种心理预期的另一面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正因为如此，盲盒自问世之初起，就始终摆脱“变相赌博”的质疑。

盲盒的异军突起，正是因为迎合了人们喜欢“碰运气”的心理，不过，当一掷千金成为习惯，甚至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时，“碰运气”与“赌博”其实已没有实质性差别。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一路狂飙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有些盲盒将假冒伪劣产品收入其中，有些则直接放入人民市，演变成货真价实的赌博行为。

盲盒经济持续升温的过程中，鱼龙混杂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泡沫化乃至“灰色化”的属性越来越明显。

（摘编自《神秘盲盒不应成为监管盲区》）

材料四：

目前，盲盒相关产品投机性已成市场关注的热点。盲盒模式尽快进入监管视野，是许多民众所期待的。

“盲盒理论上有可能被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认定为‘有奖销售’。”有业内人士称，“但它不同于现在众多流行的抽卡类手机游戏，监管层可以通过提取后台代码对中奖概率进行直接监管。盲盒的概率设置过程中应该如何来监管，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摘编自《盲盒乱象亟需监管》）

材料一：

在今天，某些作家以为只要自己写的是现实题材，就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这 让人不得不存疑：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吗？答曰：非也。

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与现实题材的结合无疑更能显示出写实的重量和深度，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但并非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正如鲁迅当年批评“革 命文学”时所言：“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的现实主义不同于茅盾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可见，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样的现实、而是作家如何理解现实，又如何表达现实，由此决 定了现实主义的“真”与“伪”。

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 一种是不对抗现实，并且去适应它；一种是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对现实妥协、屈服，不是 真正的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往往只是对现实的低级的模仿，丧失了作家的意志，丢失了文学的价值。

“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我以为才是我们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应当坚持的“真现实主义”。 借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来说，现实生活在人那里一直都呈现着三重面貌：真实的、意象的和书写的，小说作为某种特殊的书写形式，它要书写的并非“真实的生活”，而是“意象的生活”。 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当作一种描写现实、接近真实的创作方法，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的逼真摹写，更不应该因此而成为某些低俗、庸俗、恶俗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的借口，而应该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立场。文学应该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既要对黑暗给予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要关注人性的探究、人性的含量、人性的传达，要展示一种理想价值和人文情怀。进而言之，“真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进 行揭示和批判，从而凸现出作家自身的价值标尺和对现实的是非判断。这样的作家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样的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现实永远是流动的，文学也永远是流动的，文学永远不是简单地模仿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这种发现和创造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作家对艺术形式的再发现和再创造，而这恰恰是那些迷信内容的“题材决定论者”所忽略的。很显然，就叙述效果而言，它们因过分追求对现实的模仿而 遵从于生活本身的线性逻辑，显得过于沉稳和僵化，缺少与现代人的喜乐愁怨相匹配的开放和灵动，也难以与当下多元变动的社会生活和读者的阅读心理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呈现在作品内容的批判性和人文性上，也必然要求在形式上充满探索性和当代性。总之，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摘编自江飞《现实主义的“真”与“伪”》）

材料二：

现实主义作品关键是要有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我们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一种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因为关注人的现状，人的发展，所以会对环绕着人的环境的一些问题进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现实主义精神里一定包含着批判 性，抗辩性。真现实主义创作要始终把人民真的放在心中。

当然，在文学写作中，我们写的都是具体的人，你可能写的是一个干部，一个职员，或者是一个小人物，其实都没关系，心里装着人民，把每一个小人物都当大人物对待，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讲，文学作品中没有绝对的小人物。如陈彦的长篇《装台》出版之后评价很高，原因就是他写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给舞台装置背景的，灯光、布景、假山、造型等等。这群人很能吃苦，爬高登低，既是力气活但不懂艺术也不行。他写他们的含辛茹苦，也写了他们力尽所能地相互温暖和帮助他人。这个作品里的主人公顺子，先后跟三个女人好，但爱情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很大，这三个女人都是没有着落，需要帮助的人。他悉心地爱护照顾每一个女人，让她们体面地生活。他自己过得已经很艰难了，但尽其所能领着一帮小兄弟干活装台，以便他们养家糊口。作品写出了小人物难以言说的苦处，更写出了一个小人物的担当，小人物不光像萤火虫一样带着光亮照亮自己，同时也温暖别人。这个作品在怎么样写小人物和处理小人物方面确实有他的新意。所以我认为好的作品中没有小人物，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要把每一个小人物都当大人物，写出他的灵魂，写出他的神性，这样人物自然就栩栩如生。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精心对待每一个人物，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物，其实也是 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白烨《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

主持人：2021年两会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疫情暴露出国内的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仍较薄弱，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凸显。他提出生命教育应当成为一门正式的国家课程，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目前，生命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是一种怎样的现状？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开展情况如何？

曹专：近年来，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生命教育的提案，这也反映了生命教育日益受到重视。但目前生命教育还不是国家课程，它更多是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方式在中小学开展，较早开展生命教育地方课程实践的是辽宁省和上海市，较大力度开展生命教育地方课程实践的是云南省和黑龙江省，而进行生命教育校本课程探索和实践的学校就非常多了，比较突出的代表比如重庆市江北中学、鸡西市第九中学等，其中重庆市江北中学的生命教育成果还获得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主持人：现在生命教育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一个话题，教育部也在公开文件中正式提出了生命教育，网络上出现了许多生命教育的直播课。那么，生命教育的课有哪些特征？

曹专：生命教育课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生命教育的课更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因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固化就是一个人的性格，性格决定一个人的走向和命运。培育美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性格可爱的人，是生命教育的首要任务。

第二，生命教育的课强调抓住生命中最根本的学习主题与内容，关注生命的核心需要与问题，聚焦人生要事。

第三，生命教育的课强调对话与体验，引导学生将生活事件和人生经历化作学习与成长的契机，通过直面内心、反求诸己来获得生命的启迪与智慧。

主持人：生命教育作为一种区别于普通教育的课程，目前整体的课程开发情况怎么样？相关的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是否能及时配套？

曹专：随着生命教育受到重视，生命教育课程开发呈现出增多的态势，我们也开发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生命教育——成长必修课》课程和大学生生命教育网络公益直播课。我个人感觉当前的生命教育课程基本上都采用了整合的模式，开发者依据教育部相关文件、学生的生命需求和成长问题，整合了“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心理教育”“生涯规划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专题教育内容。它的优点是博采众长，比较系统。缺点是生命教育的特色与气质不明显，尤其是经典的生命教育课程资源不多。面面俱到的弊端就是难以独当一面，缺乏直抵人心的力量。

生命教育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目前来看是不足的，许多地方和学校都是由班主任、道德与法治教师、心理教师担任生命教育课程教学，少数地方走在了全国前列，如四川省、石家庄市等在省培和市培计划里专门设计了生命教育培训项目。也期待生命教育早日成为“国培计划”项目。

主持人：在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里，“死亡”这个话题在很多家庭中是选择避而不谈的。您觉得家庭在生命教育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曹专：家庭中不谈死亡的影响并不大，但家庭在生命教育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第一，家风和家庭中的价值观会影响人的精神生命，一个家庭看重什么、追求什么会潜移默化影响和塑造家庭成员的精神生命。

第二，家庭的交往圈子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会影响人的社会生命，一个人能接触到谁以及如何与人相处往往受家庭的影响很大。

第三，家庭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会影响人的自然生命，比如许多人连好好吃饭和好好睡觉的习惯都没有，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往往也能从家庭中找到根源。

（摘编自《为生命教育，让生命精彩》，《中国生命教育网》202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