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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发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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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作家刘白羽

    ①今年8月24日是白羽老逝世三周年的日子，几年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拖沓懊恼不已。

    ②2005年8月21日听到老作家刘白羽病危的消息，我真诚地期待老人的身体好起来，可以接着做我们的访谈；没想到8月24日下午3时就传来噩耗。期望一位历经沧桑、体弱多病的89岁老人健康长寿，是对医学科学的苛求；但我坚信，老人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记于中国文学史册，老人的高尚品质会永驻我们心间。

    ③第一次采访白羽老人是1996年，在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老人除了腿疾，身体尚好，特别健谈。他说，恐怕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就走不动了，到时候他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了解会议情况。采访他时，他总是先问当前又有哪些年轻作家写了哪些好作品。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特别高。

    ④一晃五年过去了。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又作为记者到他家去采访他。他已坐在轮椅上。他不慎摔伤，医生在他头上用小纱网包住一块纱布贴住伤口。纱网像个可爱的瓜皮帽，歪顶在头上，给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军人添了几分俏皮和亲切。他坐在会客室的一座挺大的刘白羽铜像对面，显得反差特别大。雕像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威严庄重。对面而坐的老人身上，比那雕像多了许多内容；俨然一位慈祥的学者，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伯。

    ⑤他说他走路不方便，不能出去参加活动了，想念老朋友，就让司机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坐坐。每天坚持写500字左右的文字，还用录音机听外国名著，有时听得热泪盈眶。最快乐的事就是和来访的朋友谈对这些作品的新的感想，了解一些新鲜事，新作品。他并不简单地反对现代派，还专门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并写文章发表在我们《文艺报》上。

    ⑥我深深感到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现当代著名作家，心中最重的两个字就是人民，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能体现出这一点。他每次都会说的一个话题是：我服从组织安排，做了太长时间的行政工作，自从闲下来才有完整的时间写作，有好多东西要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你们年轻人，不能抱怨行政事务缠身，要挤时间读书、写作。

    ⑦2001年之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去他都要讲一段录音机里反复听过的名篇名作，有的段落还能背上几句。2004年年初，他谈到与巴金的生死之交时落泪了。30年代巴老帮他出第一本小说集；小儿子重病，巴金和他一起度过在上海治疗的心酸日子，白羽老说，我的文学生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海，我真的怀念上海的春天呀，想念我的老朋友巴金。那天，他让秘书取出刚刚出版的《天籁集》和《凝思集》，签字送给我。他说，这两本散文集里发表的都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心灵自白，所有的悲欢苦乐有如大浪波涛在心里，写出来，为这种爱留下永恒的记忆。

    ⑧《文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刘白羽两部散文集出版的消息。不久，我再去看望他，他有些伤感地说，我连一天500字都写不了了，什么都干不了的日子不好过。我安慰他，写不了就说，我记录，帮您整理。他听了我的话一下子高兴起来，转而又说，你们都那么忙，不可能常来。我信誓旦旦地表示：您现在就说说和巴老的生死之交，我的录音机开着呢!他说了一会儿，显然体力不支。我对他说，改日我再来采访您，您的经历是我们年轻人的宝贵财富。他幽默地接了一句：舍命不舍财!我说，您的意思是我拿您赚稿费吧?他用手指在空中写了三笔说：是才华的才。我谦虚地表示：我最多是木字边材，只是记者的料而已没大出息。我们非常愉快地告别时约定：过几天我就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我随时等你采访。

    ⑨没几天，白羽老让秘书送我一套《刘白羽文集》。听说老人家身体还好，总觉得日子长着呢，就把约定拖了下来。

    ⑩我时常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篇一篇翻看他的作品，一遍一遍听他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一次一次自责，一年又一年地怀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没有结束的采访，因为我失信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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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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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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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思想完美者的自然形式

曹文轩

    当限制在一定结构中所进行的有条理、有层次、有主次等各种关系的理论建设完成后，我们可以说：“这，便是一个体系。”“限制在一定的结构中”这几个字很重要，它意味着理论的完整性和观念之间的互涉性。不管有多少观念，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体内。结构可能是显性的，从理论展开的格式上就可以看出；也可能是隐性的，即表面上看来，这些理论是松散的，随便慨叹的，但在这些理论的深处沉着一种将它们勾结在一起的结构，使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观念也不能脱离和游弋于它的引力之外。

    当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为完美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必定是在一定的结构之中的，或者说它是暗含着一种结构的。这个事物只要一失去联系，逸出结构之外，这个结构对它无约束能力，这个事物便不再是完美的。

    体系者只有一个出发点（同时只有一个中心点，或一个终点）。由于庞大的理论是建设在一个点上的，那么在众多的观念中，则必然存在着母子关系（即若干观念是由于一个根本观念生殖出来的）。而非体系者没有用心去寻找一个点，而是分别在若干个点上进行理论阐述，结果是：观念众多，但观念之间多为并列关系。

    体系者与非体系者，在知识的占有、领会、掌握和生发上，处于两个等级。前者的知识已形成了一条线，而后者的知识只有无数个不接壤的点，虽然这些点也有许多是闪光的。当点未转化成线时，就意味着那个人在知识方面还很稚弱和生疏。有一两个闪光点，这并不难，难的是有一条线——一条结实而又飘逸灵活的线。但许多人发昏，常去贬低线者，而颂扬点者：“哦，思想家！”殊不知点与线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们被星星点点的格言迷乱了。那些只有星星点点思想的思想家们甚至在短期内被人认为是超出创造着体系的思想家们之上的。

    把若干观点放在逻辑关系的制约下，体系者的理论有着可贵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严密性。而非体系者由于观点之间缺乏派生、推演、呼应等关系，往往矛盾百出，到处可见漏洞。黑格尔等的体系一丝不苟、密不透风，自然无懈可击。他们的体系也许是反动的，但就体系本身而言，我们不可指望能以用它的矛戳它的盾的路数将其击毁。数学般的演绎，杜绝了这种可能性。体系的粉碎，不可能来自内部，而只能来自另一个体系。非体系者则必然常常陷于以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的尴尬处境之中，他们被粉碎，只需自己的力量就足矣。

    体系的创造，并非都是自觉的。但一个思想完美者在进行学说的创造时，总会自然生发出体系，甚至连那些反体系的人都生发出了体系，如尼采。

    没有创造体系的人，是不可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位置的。他们曾经因为创造过一些颇有智慧的格言，一些大胆得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一些切中时弊的观点，一些很让人过瘾的俏皮话，也在短暂的时间中被人们注意过，但终因他们只是只言片语的玩闹，使人们对他们失去了耐心，或因人们终于觉察到他们在学识上与体系者不可匹敌，而被遗忘了。而那些创造了体系的思想家们、美学家们，却因为他们完整庄严的学说，被人们记住了。

    体系有助于人类思维的严格训练。人类的一般思维有着种种毛病：浮光掠影、混乱、含糊、自相矛盾……因此，一般思维少有成效。创造了伟大思想和有伟大发现的人们，是在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之后出现的。体系正是这种严格训练的结果。

（节选自曹文轩《思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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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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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老化膨胀引发爆炸之前，面对重重挑战，人类齐心协力拯救地球家园的故事。新奇的背景设定，感人的故事情节，逼真的视觉效果，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这一切都少不了主创人员的精心制作与打磨。相关人员表示，此次《流浪地球》的数字特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土团队完成。

    《流浪地球》的出现，源于日渐繁荣的中国科幻文学的支撑。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一时间在中国掀起了科幻小说热，亚马逊图书销售排行榜中，《三体》位列第一，《流浪地球》位列第七。

    科幻受众不断增多的背后，也离不开中国民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中国科协2005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略高于1%。截至2018年，这个数字已达到8.47%，并且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人群差距不断缩小。

    （摘自《陕西日报》2019年2月19日）

材料二：

    与30多年前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20多年前出现的元旦“贺岁档”电影一样，“春节档”电影折射着中国社会、文化、受众心理的变迁。

    今年“春节档”电影，文化的本土性得到更多彰显和更具创新性的表达，也得到了更多观众情感的认同与审美的共鸣，显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如週异于西方同类题材影片设定的电影《流浪地球》，人类选择背负地球家园一同迁徙，用“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与艺术的手段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推崇集体、讲求合作、重视家庭，对故土和家国的热爱等精神内核和价值观，既具民族性，又胸怀世界。文化内核是科幻文化的基石。一如原著作者刘慈欣在20年前创作同名小说时的表态——“我们不是在流浪，而是依然和我们的古老文化在一起。”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21日）

材料三：

    “中国电影科幻元年，不是一部电影就能开启的，未来还需要有更多科幻片面世，取得观众认同，中国科幻电影这个类型才算是真的立稳脚跟。”《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说。

    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指出：“《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之作。书写方式、制作方式都做了颠覆性、创新性的表达，体现了大格局、大思维、大手笔、大主题，标志着国产电影在创作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流浪地球》观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不盲目使用“流量明星”，而是将资金投入到场景、道具、特效等制作层面，这是《流浪地球》为电影产业提供的成功启示。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四：

    近年来中国科幻片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投入和票房相差悬殊。2009年《机器侠》投资1亿元，票房5000万元，位列国内票房第32位，同年国内票房总冠军则被美国科幻片《2012》占据，获得4.66亿元票房；2010年中国的合拍片《未来警察》投资1.5亿元，票房也只有5899.5万元。

    而美国科幻片的投资制作，当年以35亿美元席卷全球票房的《阿凡达》，实际耗资3亿美元，但是卡梅隆早在1995年就写好了长达8页的剧本，他用了14年构思准备，拍摄又花了4年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另据统计，好莱坞每年花在剧本开发上的费用高达9亿美元，这样的剧本开发费用对于中国来说简直不敢想象。

（摘自《艺术百家》2018年第1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16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从1040万辆攀升至1.9亿辆，自行车的保有量却从6.7亿辆，急剧下降至3.3亿辆。汽车成为代步工具的同时，给城市交通和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居民的出行成本急剧上升。而随着2016年共享单车的出现，在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的同时，也在全国掀起了绿色出行，健身骑行的新风潮。

    摩拜提供的数据显示，共享单车的出现，直接使黑摩的的出行次数减少了53%。根据摩拜用户的问卷调查，共享单车出现前，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为40余单，司机日收入约200元人民币，共享单车出现后，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下降到十几单，有70%的黑摩的司机转行。专家认为，“共享单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正逐渐替代“家用汽车+步行+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快速发展中的共享单车正改善着我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模式，也对我国交通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董城、李笑萌《共享单车：让城市变得轻盈绿色》，《光明日报》）

    材料二：

调查显示，被访者对共享单车投放后运营管理维护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7.8%和9.3%；有35%的被访者希望运营公司加大投入，解决投放后的运营和维护问题。

在使用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中，“车辆有破损”问题最突出，主要表现在：刹车失灵、车胎没气、掉链子、车把或车座损坏，有72.2%的被访者遇到过这种情形，其中有25.4%的被访者把它排在问题首位。

有58.4%的被访者在早晚高峰期间有过寻车困难的经历，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三位，其中有19.4%的被访者认为这个问题最严重。

针对使用者素质问题，有70.5%的被访者遇到过车辆遭恶意损坏，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二位，其中有40.9%的被访者认为这是首要问题。

    许多被访者认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十分严重， 这无疑增加了使用者的寻车难度。还有部分被访者反映使用者随意将共享单车停放在人行道或盲道上，甚至直接将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这些行为不但破坏了市容市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出行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摘编自王海亮《四成人每天至少骑1次共享单车》，《北京晨报》）

    材料三：

    没有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出行难题；有了共享单车，交通秩序问题又惹人烦。“我国从‘自行车王国’转而进入汽车社会后，自行车的行车与停车空间被小汽车大量侵占，骑车出行的连续性、舒适性大打折扣。”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说。共享单车登陆、抢滩，短短一年，全国已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考虑到仍有不少大城市的远郊区县和中小城市尚未普及，规模增势一时恐难削减。目前，不少单车平台都建立了信用积分体系。如果有些市民总是不文明骑车，那么在注册时使用的信息可能被锁定拉入“黑名单”，不允许使用共享单车。专家建议，可以将其与政府主导的“信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互联互通，以实现数据共享和奖惩联动。

（摘编自刘志强《共享单车，如何骑得又稳又远？》，《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三则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嫦娥四号自2018年12月8日发射到2019年1月3日着陆月球用了26天，为什么嫦娥四号绕月时间比嫦娥三号多用了13天呢？

    一是嫦娥四号需要等待月昼充能量。月球自转的周期是28天，探测器只有在月球着陆区的白天着陆，才能得到充分的太阳光开展工作。而嫦娥四号“近月制动”之后，运行的轨道面到着陆区上方的时候正好是着陆区的晚上，因此嫦娥四号要持续绕月飞行一段时间，才能赶在月背的白天实施着陆。

    二是嫦娥四号发射窗口限制多。为获取最大的运载能力，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要考虑很多约束条件，使其与日、地、月的相对关系满足任务需求。例如，奔月轨道需要调整近月点经度和飞行时间，让环月轨道临近着月点上空，为登月创造条件；奔月飞行过程中，要考虑太阳能帆板的受晒问题，要求太阳光入射方向与太阳帆板之间的夹角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三是嫦娥四号的在轨测试需要力求精细。在升空和着陆过程中，嫦娥四号要按需调整速度和轨道机动参数，而且在接近月球的过程中，还会有相应的科研测试项目。嫦娥四号绕月期间一些设备需要开机进行测试，有足够的时间，才能让测试更完整，准备更充分。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任务是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察。”孙泽洲介绍说。虽然有嫦娥三号的技术基础，但是嫦娥四号有许多新研设备，有些还需要全新研制，而且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未知因素和各种风险非常高，设计难度非常大。同时，还需要新研制和发射一颗中继卫星，在地月拉格朗日L2点（位于日地连线上、地球外侧约150万公里处）上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巡视器与地球之间搭建一条通信的纽带，这将实现首次人类航天器的对地对月中继通信。目前，他带领研制队伍已经进入最后决战决胜的时刻，即将迎来发射“大考”。

    “我们希望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获得一些成果，在已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希望步子迈得大一点儿，更高效地推动技术进步”。孙泽洲总设计师充满希望和自信地说。而他的这种希望和自信正是源于他投身中国航天事业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和悉心积累，从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开创我国航天第三个里程碑，到嫦娥三号完美的落月之旅，再到接过中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大旗，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拓展到4亿公里远的火星，孙泽洲和他带领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迈出中国深空探测一连串坚实的脚步。

（摘编自《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飞月探火”的故事》）

材料三：

    《科学美国人》月刊12月21日报道：史上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将使中国进入“月球未知领域”。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三次探月任务，其中一次使用了该国首个机器人着陆器和月球车。中国这一最新的月球探险始于2018年12月8日凌晨，一枚携带嫦娥四号探测器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着陆器和月球车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的目标是月对球背面，即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个半球。此前还从来没有航天器在那里实现过软着陆，不过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徘徊者4号探测器曾在月球背面坠毀。

    在发射升空并朝着月球飞行了4天半之后、嫦娥四号进入了椭圆形的环月轨道，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中国官员尚未公开宣布嫦娥四号将于何时尝试着陆，但大多数专家猜测，着陆最早将于2019年1月初进行，因为从那时起，月球背面将有大约14天的时间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下，为嫦娥四号的太阳能电池充电。

    美国布朗大学著名行星学家吉姆·黑德说，嫦娥四号任务进一步证明，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的中国不仅将月球视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天体，而且将它视为成为新的全球超级大国的漫长征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资产。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7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从公安部交管局召开的全国视频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严抓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现象治理，查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同比上升3.4倍，因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8%和9.3%。

    公安部数据显示近3年来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中，约9成是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为进一步整顿城市交通秩序，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创新管理举措。各地要安排民警、辅警在行人过街流量大和未设置交通信号灯的斑马线处执勤，适时组织执法小分队加强重点路段、路口整治，加大现场查纠力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还要对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及信号灯和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排查整改，确保交通信号设施有效、科学、规范。

    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联合其他相关部门一同参与，如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等车辆驾驶人带头遵守让行规定；会同文明办、团委等部门，动员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文明交通志愿者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和体验活动等。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认真分析本地斑马线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坚持零容忍、全覆盖、严执法，像治理酒驾一样，深入推进不礼让斑马线治理，牵引城市交通秩序整体提升，带动市民文明素质和法治意识整体提升。

    （摘编自新华社《今年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伤亡的事故同比下降》，有删改）

    材料二：

    从长沙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辖区分布情况来看，岳麓区、雨花区、开福区事故数量最多，占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数的80%。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时间分布情况来看，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高发时段为夜间18～24时；雨花区则为上午6～12时居多，其余时段分布较为平均。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分布情况来看，除天心区外，其他区域，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以50岁以上居多。

   

   

   

    （摘编自红网综合《大数据告诉你“斑马线上的安全”有多重要》，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宿迁是一个地处苏北，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的地级市。然而，交通治理工作却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私家车礼让率高达90%以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交管部门有着较强的责任意识，不断创新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严管重罚，从而使私家车主逐渐养成了礼让斑马线的文明习惯。

    （摘编自萍乡文明网《礼让斑马线不应“公”“私”有别》，有删改）

    材料四：

    礼让斑马线的本意是深化城区交通秩序整治，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法治观念和文明交通意识，让人人都可以享受秩序交通带来的好处。我们不该单单纠结于目前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应从自身做起，遵守秩序。对于交警来说，应对如何礼让行人有权威解读：对于司机来说，积极了解政策；对于行人来说，也不应有恃无恐，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斑马线的文明需要保证司机与行人之间的平衡。对司机的违法行为坚决惩戒，同时对于行人的违法行为也绝不姑息。只有建立起车与人共同对规则的遵守和敬畏，心中都有了“火线”，才能真正实现斑马线文明。

（摘编自胶东在线《礼让斑马线彰显城市文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湖南第一师范对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人，l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出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地方的不少乡镇。途中，他们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疾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传》，有删改）

阅读下而的义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研究黑洞十多年，最接近我对黑洞想象的是2014年电影《星际穿越》中卡冈都亚的样子。”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黑洞研究创新团组负责人苟利军说。

    卡冈都亚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在科学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一个黑洞。但科学从来都不仅仅止步于想象。如今，一个名为“事件视界望远镜”（EHT）的国际合作项目决定给黑洞拍张照。来自全球30多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利用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8个射电望远镜，分别位于南极、智利（2个）、墨西哥、美国本土、夏威夷（2个）和西班牙，组成一个口径尺寸相当于地球直径的虚拟望远镜，直接观测黑洞的事件视界。经过两年的观测、数据分析与验证，首张黑洞图像终于在北京时间4月10日晚上9点公布：人类在近邻巨椭圆星系M87的中心成功捕获世界上首张黑洞图像。这个经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神秘天体终于露出真容了。

    照片或将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并帮助科学家研究黑洞的构造，例如其吸积盘的形成过程，喷流的方向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陆由俊说：“这将是目前为止最漂亮的一张黑洞照片，即使不能达到期待的清晰度，也将让我们与黑洞本质更近一步。”

（摘编自《世界上首张黑洞图像出炉》）

材料二

    黑洞首张照片一经发布就引发关注热潮，不仅让全球天文学界和爱好者们兴奋不已，也引发国内网友展开热烈无比的全民Р图大赛。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袁强表示，公布黑洞照片这一天文盛事激发了包括中国网友在内的全球民众对于黑洞乃至天文学领域的关注与讨论热情，引起民众用多种方式来参与互动的热情，这是天文学最新研究成果与科普的一次非常成功的案例，也给未来的科普工作带来启发：如何将非常高冷的科学成果以更加亲民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而在民众的互动狂欢背后，也有一些专业的媒体与机构注意到全球8个天文望远镜观测黑洞产生的大量数据的处理使用了另一“神器”——超级计算机。据报道，负责“冲洗”照片的美德两家科研机构用各自的超级计算机将来自8个望远镜的每对可能的数据排成一行。通过比较，在数学上消除噪音，挑出黑洞的信号。每台望远镜上安装的高精度原子钟会为输入数据加上时间戳，让分析人员能够在事后对数据流进行匹配。最终要见到黑洞的“真容”，要将望远镜接收到的无线电波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转换成黑洞的图像。

（《黑洞首照引发“全民狂欢''的背后》，《环球网》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三：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看见’黑洞的人类，真是好运气！”继人类在2015年通过引力波探测“听到”了两个黑洞的“合体”之后，首张照片成为黑洞存在的直接“视觉”证据。就像一位研究黑洞20多年的科学家所评论的，这张看起来有点模糊的照片意义非凡，它再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黑洞的预言是对的，并将进一步帮助科学家解答星系演化等一系列宇宙本质问题。

    首张黑洞照片，是对人类好奇心和探索欲的褒奖和回馈。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断催生着人类的探索事业。从100多年前黑洞预测的提出到50年前“黑洞”一词的流传，从100年前两支科学探险队前往非洲海岸和巴西，通过1919年的日食观测光是否会因太阳引力而弯曲，到如今“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派遣团队前往世界上最高和最偏僻的射电观测台站，去再一次检验对引力的理解，对黑洞的寻找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好奇心之旅。将照片“洗”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黑洞，不仅能让人们欣赏到自然之美，打开对宇宙的新视角，同时也将进一步拨动探索的心弦、激起好奇心涟漪，形成穿越时空的力量。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就像有人形容：当黑洞照片上的光被射出时，人类的先祖还与猿猴一样在树上游荡，还不知道群星是何等的美丽，当这些光线抵达这个蓝色星球时，它们依然还是它们，而我们已经张开了探索的眼睛。看似渺小的人类，用探索之心总可以发现新的世界、做出伟大的壮举。“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将继续伴随未来更多的科学探索。只要像打造地球望远镜一样汇聚人类共同的力量，那些关于宇宙奥秘的新窗口将一扇接一扇地被打开。

（《“黑洞"照片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摘自《人民日报》》4月15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同时，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加速向高端产品、人工智能领域迈进，中国正从机器人应用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曾公开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呈现铁速发展态势，但不少机器人企业小、散、弱，处在中低端;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一些关键零部件创新能力薄弱，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存隐忧，亟待集中力量解决。

    这一瓶颈在市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部分企业坦言，尽管我们已连缕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销售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瑞士ABB、德国库卡、日本安川电机、日本发那科等“T业机器人四大家族”占据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60%以上的份额；至于六轴以上的多关节机器人，国外品牌占据的市场份额甚至更大，超过了80%。

    在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宋晓刚看来，“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的两条发展之路，但是有一些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必须靠自主创新。“ 从市场角度而言，中国市场会非常巨大，有很多新的应用行业和应用场景，国外制造商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我们自身没有自主创新能力，整个产业的发展将没有可持续性。”宋晓刚说。他同时坦言，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非易事，以市场上常见的RV减速器为例，其加工工艺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和严格的生产环境要求，即使是“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也并非都是自主生产。

(摘编自王萌《中国工业机器人大步争先》，《人民日报》2018年4月20日)

材料二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上，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谁能摘取这颗“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谁就能在新-轮的竞争中占得先机。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喊出“工业4.0”、日本推出《机器人战略》、韩国制定《机器人未来战略2022》……一场以机器人产业领衔的智能制造争霸赛悄然开始，在这场事关未来的战略竞争中,没有谁愿意落后。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摘取“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注定是一场艰苦的较景。自2013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5 年，全球每售出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落户中国。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容的市场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痛点"同样明显。如何实现行业创新向东方的转移，在经济全局下如何构建产业新体系，后发如何实现弯道超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决定着机器人产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也是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核心议题。

    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以创新引领，从全局调适，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摘编自莫洁《以机器人发展撬动新一轮创新》，《光明日报》2017 年8月24日)

材料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新华社柏林3月12日电综合新华社驻欧洲国家记者报道：12日，欧洲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一些欧洲国家确诊病例数进一步激增，多国升级防控措施，经济和社会面临疫情考验。

    确诊病例持续激增

    12日，欧洲地区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当天新增264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5113例；当天新增死亡病例189例，累计死亡1016例。除意大利以外，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疫情也较为严峻。西班牙当天激增确诊病例822例，累计确诊病例已达2950例；法国新增595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876例；德国新增802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369例。

    此外，英国、丹麦、瑞典、奥地利等国12日新增病例也分别达到3位数，其中英国把疫情风险等级从此前的“中等”升至“高”。奥地利和希腊两国当天均报告本国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应对疫情措施升级

    随着疫情在欧洲地区不断蔓延，欧洲多国12日加大了限制社交活动和出入境、暂时关闭学校、禁止大型室内外聚集活动等应对措施力度。

    当天，西班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和穆尔西亚4个自治区分别宣布将从本周五或下周一开始关闭当地所有教育机构。

    法国总统马克龙12日宣布，法国从16日起关闭全国所有的学校和幼儿园，“直到新的命令下达为止”。他要求所有法国人最大限度减少出行，优先考虑远程办公。他呼吁所有易感人群，特别是超过70岁的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的人群，留在家里减少出门。

    德国总理默克尔12日呼吁德国全体民众“避免非必要的聚集，特别是千人规模以上的聚集”。她说，德国将做进一步医药准备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感染人数，包括从下周一起，为了治疗重症患者，医院应在医学允许情况下，原则上推迟其他收治和手术等。

    英国政府12日呼吁每个人在现阶段只要有轻微的症状，比如持续咳嗽或者体温上升，不管是否曾去过疫区，都要自我隔离7天。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会根据疫情变化，考虑下一步是否实施临时关闭学校或完全禁止大型聚集等措施。

    经济社会承受冲击受疫情影响，在英国、丹麦、芬兰等国出现了口罩、消毒液或卫生纸等物资短缺的情况；法国、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航空或旅游业影响巨大。

    法国全国商业航空联合会主席阿兰·巴蒂斯蒂12日表示，受美国暂停欧洲大陆国家公民赴美旅行政策影响，“法国航空公司预计将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据他估计，由于近期航空流量下降，下周20%飞往法国或飞越法国领空的航班将被取消。

    在拉脱维亚，该国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因受疫情影响取消580架次航班，公司临时裁员350余人。克罗地亚旅游部表示，受疫情影响，3月上旬访克游客总数较去年同期减少30%。装斯洛文尼亚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所12日发布报告，将该国本年度经济增长预期从3%下调至1.5%，并表示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材料二：

    2020年3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节选）

    （耿爽，以下简称答）我向大家通报一组数字：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上午发布的统计数字，3月12日0-24时，中国境内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318例，截至3月12日24时，中国境内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4111例。

    （各国记者，以下简称问）问：二十国集团昨日举行利雅得峰会第二次协调人会议，会后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协调人关于新冠肺炎的声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和全球重要危机应对机制，在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战胜疫情方面具有特殊作用。G20协调人在前不久G20财政和央行行长声明基础上，积极沟通协调，求同存异，再次向外界发出团结合作的强烈信号。这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凝聚抗疫合力，具有积极意义。

    中方积极参与声明起草，为推动发表声明作出贡献。在此，我想强调几点：第一，疫情没有国界，齐心协力抗疫是国际社会唯一正确选项。疫情面前，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惟有秉持多边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要反对单边主义、相互指责和污名化，为全球合作注入正能量。

    第二，支持G20再次挺身而出，发挥引领作用，团结各方同心抗疫。及时采取一切必要财政、货币、结构性政策工具，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发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增长。

    第三，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采取的应对疫情必要措施不可避免影响贸易和投资，但我们要尽力缓解国际贸易紧张关系，取消单边关税举措，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顺畅。

    相信中方愿继续通过G20等多边机制平台，同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同心抗疫。相信我们一定能取得最终胜利。

    问：我们看到报道，北京市已经宣布向首尔、东京、横滨、德黑兰捐赠防疫物资。你是否了解这些物资何时到位？

    答：昨天，北京市外办负责人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据我了解，近段时间，北京市一直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同首尔、东京、横滨、德黑兰等友好城市保持着密切沟通。当前，这些城市面临着疫情防控的巨大挑战，出现部分防控物资紧张的情况。对此，北京市感同身受，决定在保证本市防控需要装的前提下，向上述四个城市捐赠防疫物资，为他们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量。经向北京市方面了解，向德黑兰捐赠的防疫物资已经通过伊朗驻华使馆转交，向其他三座城市捐赠的物资也已经备齐，将于近日陆续启运。

    这里我想指出，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疫情没有国界。北京市向有关外国城市捐赠防疫物资是中国地方政府对外提供抗疫援助的一个缩影。近来，上海、山东、浙江、江西、吉林、安徽、江苏、河南等地方政府也都通过各自的友城等渠道对外提供了防疫物资支持。中方愿在继续全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难，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问：据了解，中韩双方今天成立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并举行了首次视频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线答：今天上午，中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视频会议。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疫情暴发以来，中韩作为近邻休戚与共，互相牵挂声援，提供真诚帮助，充分体现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友好情谊。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的同时，两国还加强对口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联防联控措施。在此基础上，针对中韩两国和国际疫情形势的变化，双方成立应对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十分及时和必要。这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积极举措，也将为世界各国携手共同抗疫提供参考借鉴。

    今天上午机制举行的首次会议开得高效务实。双方积极评价两国前期疫情防控努力和对口部门交流合作，探讨了下一步加强联防联控合作的重点方向和具体举措，就减少不必要人员流动、严控“四类人员”出境、加强出入境检疫、交流防控指南和诊疗技术、照顾好对方国家留学生和侨民等达成广泛共识。我们希望双方能发挥好这个机制和各部门对口渠道作用，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统筹开展联防联控，共同早日战胜疫情，增进两国人民健康福祉，维护和促进双边交往与合作。

    材料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选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当然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但是，劳动依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劳动教育依然是立德树人的基本内涵之一。新时代的社会特征反映到教育上，主要表现为对专业知识和高精技术的需求。基础教育的课程越来越偏重知识和技术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知识和技术的实践应用过程以及驾驭知识和技术的思想意识的基础依然是劳动。劳动的两大特征“实践”和“行动”，以及学校教育的目标指向“实践意识”和“动手习惯”，是贯穿、渗透、融汇在所有培养目标和手段中的基础素养。劳动及实践意识和情感是创新的基础，是把知识技能变为创造行动的桥梁。

在当今时代，创造价值的过程依然是劳动。新时代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然而，归根结底，一切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都是以身体力行为基本特征的劳动。不能因为劳动的多样化形式而否定其本质——创造价值的活动。

随着劳动含义的扩展，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内涵也相应有所扩展。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更应强调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的培养。学校教育需要把握学生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必备的基本劳动素养、基本劳动品质和基本劳动习惯，通过学校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体验劳动过程，培养学生成为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和以劳动为荣的社会公民。

马克思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任何一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基础性关联。

（摘编自耿申《劳动教育的定位及意义》）

材料二：

“大学生邮寄脏衣服回家洗”曾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名大学生连自己的生活小事都解决不了，还怎么指望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不会剥鸡蛋、系鞋带，真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小白”。劳动教育缘何被弱化？一些家长一味地无条件疼爱孩子，向孩子灌输“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不需要管”的观念，导致一些孩子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一些学校片面强调智育至上，劳动教育不被重视，不安排劳动课或劳动课由其他学科取代，即使开设也是蜻蜓点水、走马现花。受金钱第一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一些孩子认为劳动可以雇人，一切都可以花钱买到。《关于全而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出台，可谓是及时雨，必将使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焕发活力。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启航地。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须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家长应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从“重知识教育、轻劳动教育，重智能教育、轻体力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注重加强对孩子的劳动教育，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培养其勤劳向上的品格和素养。

学校是劳动教育的操练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当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承担起劳动教育主体责任。开足开好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保证劳动教育课时，不挤占、挪用劳动实践时间。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着重引导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系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

社会是劳动教育的实践台。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担当。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把劳动光荣作为新时代的价值尺度，宣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劳动，是人生的第一堂课。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让我们通过实打实的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真正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摘编自边建军《让劳动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劳动教育。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劳动教育环境的深刻变化，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未能与变化了的环境相适应。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而且与新时代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后，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忽视劳动教育的倾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变得比较薄弱。还有些人有意无意淡化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把劳动教育简单看成一种技能训练。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不仅对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负面影响非常大，而且严重影响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把握育人导向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首要价值，也是最核心的价值。

（摘编自杨业华、王南芳《新时代劳动教育新在何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速度超过了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目前，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烧发电的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70%—80%。

受技术和工艺制约，焚烧垃圾发电时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倒，没有进行必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拾荒大军，虽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为资源，但大多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取材于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

材料二

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近年来，垃圾问题全面爆发，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这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于强大，及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不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延续，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很多非政府环境组织成员联合成立了国际性的“零废弃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零废弃”理念，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取材于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

材料三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而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分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有关报道，德国一些企业能提供从收集、运输到再利用的服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拥有欧洲最先进和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取材于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据民政部统计，2002 年至2012年，我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平均一天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就有几百个。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不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我们将面临失去文化根基的危险，村落消失了，儿时的山丘被推平了，“小桥流水人家”不复存在了，乡愁又能寄托于何处呢？

曾经生生不息的传统村落既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是大势所趋，把城市建设得很美好，契合公众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偏远农村就应该选择性遗忘，就应该任其自生自灭。相反，随着人口的减少，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分布也更加零散，很多日渐凋零的村落，固有的村民自治也形同虚设。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投入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还应该加强。留守老人需要关心，孤寡鳏独需要照顾，那些遗留在村庄的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关心。

我们呼吁保护传统村落，是提醒人们看到它作为一种乡愁载体、一种历史遗存、一种传统生活样式的重要文化意义就精神价值，并不是主张人们还生活在那种穷苦中。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我们乐见城镇化改变了人口结构和城乡格局，让很多人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但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成果，不应该只惠及城市人口，也应该适当反哺乡村，最大程度呼应“留守者”改善生活品质的合理诉求。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人们看到了农村焕发全新生机的可能性，也对心中那个久远的小村落寄予深情。更加关爱还留守在村落的人，尽最大可能保存好乡村风貌，那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所在才可能一直等在那里，我们才可能回得去。

（摘编自李思辉《不能把“最后的村民”遗忘在繁华之外》）

材料二：

乡村振兴这种整体性的战略安排与过去提出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也有所不同。它是以城乡融合为根本理念的，应当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着眼的是以工补农和以城统乡，农村成为各种政策和补贴的接受者，这种思路虽然比城乡对立的理念有所进步，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裨益，但从发展理念上讲这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按照这种思路也不会改变总量发展下城乡结构差距拉大的情况。

城乡差距既然是新时代解决主要矛盾的主攻方向之一，那么，强调乡村与城市是共存共荣、互相推动的两个空间发展布局，着重发展乡村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格局，这种思路就成为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城乡融合”理念在国家实践层面的具体实施，着眼的是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使农村发展形成与城市发展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自主发展格局，最终消除城乡发展差距。

因此，无论从“三农”问题本身来看，还是从消除城乡发展差距来看，乡村振兴战略都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消除城乡差距的政策交汇点，通过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差距问题。

（摘编自王立胜等《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材料三：

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典型代表，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促进乡村发展的积极实践，通过立法为各项财政支持政策提供法律支持，建立城乡共生的一体化模式，在解决农民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美两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站在长期和宏观的角度，可以发现两国的乡村发展受共同的经济规律的支配，美国的乡村发展历程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参照作用。

以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要达到美国现阶段的城乡发展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深入解读美国的乡村发展政策，可以了解美国乡村问题演变和政策调整的过程，特别是能够总结学习美国在面临城乡失衡、乡村经济停滞等问题时进行的政策创新和处理方式，系统全面提升对乡村价值和乡村建设的理解与认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间较长，在这一过程中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得城乡结构矛盾得以缓解。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城市缺乏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国家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加之政府的“城市主义”倾向，导致城乡分离、对立的问题十分突出。

在理论研究方面，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和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以Lewis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乡村的衰败与凋零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会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政府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随后，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并不一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会给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论证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并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工农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

（摘编自胡月、田志宏《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的经验借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速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速超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目前，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且有1/4城市已无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垃圾问题已成为近年热议的话题。对于生活垃圾、农业垃圾、建筑垃圾等，如何实施无害化处理，变废为宝，成为每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科学生态系统的重要工作。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烧发电的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70%~80%。

不过，焚烧发电也并非是直接“变废为宝”。焚烧是一种能够处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术，垃圾分类是焚烧的充分条件，它可以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受技术和工艺制约，发电时燃烧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因此垃圾发电成本很高，投资惊人。目前垃圾分拣存在很大难度，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通行做法。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困难很大。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与生活垃圾混倒，无必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一方面，民间自发拾荒大军，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为资源，但大多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根据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改编）

材料二：

常有人拿垃圾问题来批判工业文明。有学者反驳说，垃圾问题不是工业社会所独有，传统社会也存在。“垃圾”一词，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了与现在大体一致的含义和用法。但是工业化之后的垃圾，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看，与“传统垃圾”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工业文明。

从质的方面看，批判对象指向了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从量的方面看，批判对象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与核心理念。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赚钱”，整个社会都以资本增值为核心运行。一切经济链条，归根结底，都伴随着物质与能量的转化链条，资本运行起来，则必然以科学技术为利器，不断地把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变成各种形态的垃圾——固态垃圾、液态垃圾、气态垃圾等。因而，垃圾问题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之内是难以解决的。由于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工业文明注定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

近年来，垃圾问题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大，及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它的建设需要的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

国际“零废弃联盟”在全球推广“零废弃”理念，促垃圾减少。如，洛杉矶克莱蒙的生态屋，经过特殊设计，可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和水源；波士顿展出的洛克菲勒•艾比马桶，完全不用冲水，经过自身沉淀，粪便和厨余垃圾自然地转化成有机肥，可以直接送到农田或者花园。

（根据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改编）

材料三：

垃圾资源化可行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已有不少城市提出“垃圾分类”“垃圾资源化”的理念。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些地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资源 → 产品 → 废弃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照此运行，其结果必然发生资源和环境两个危机：资源日益减少、废弃物日益增多。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尽快改变它，走上人类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

这是一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模拟出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以生态理念为基础，提出新型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利用资源，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分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报道，德国一些企业的服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有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根据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改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什么是区块链？从技术层面来看，区块链涉及数学、密码学、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等很多技术问题，简单来说，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其应用场景，基本上都基于区块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

区块链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它的结构是以区块为单位的链状数据块，各节点通过一定的共识机制选取具有打包交易权限的区块节点，该节点需要将新区块的内容打包成一个区块，向全网广播。由于每一个区块都是与前续区块通过密码学证明的方式链接在一起的，当区块链达到一定的长度后，要修改某个历史区块中的交易内容就必须将该区块之前的所有区块的交易记录及密码学证明进行重构，有效实现了防篡改。

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只要能够确保上链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那么区块链就可以解决信息的“存”和“证”难题。比如在版权领域，区块链可以用于电子证据存证，可以保证不被篡改，并通过分布式账本链接原创平台、版权局、司法机关等各方主体，可以大大提高处理侵权行为的效率。在金融、司法、医疗、版权等对数据真实性要求高的领域，区块链都可以创造安全、高效的应用场景。

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区块链技术改变了中心式的信息存储方式。中心式的信息存储方式，即所有信息都存放在一个中心节，点上，例如银行、支付宝等。而区块链上的信息都会通过点对点广播的形式分布于每一个节点。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探索把房地产数据上链，在买房的时候，老百姓只需要到银行跑一次就可以实现产权过户。可以预见，随着“区块链丰政务”的落地，跨部门的业务协同办理将成为常态，以后再也不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了。

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是因为缺少信任，交易成本高、违约风险大。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实现从“信息互联网”到“信任互联网”的转变。区块链可以增强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可信度，通过链上可拆分的电子凭证实现资金的流转融通，打通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解决多级供应商的融资难问题。

总之，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随着区块链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的价值将在数字世界流转，将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变革升级。中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早有布局，人才储备相对充足，应用场景比较丰富，完全有条件在这个新赛道取得领先地位。

（摘编自《区块链技术创新不等于炒作虚拟货币》）

材料二

区块链发展阶段	应用类型	特征
区块链1.0	数字货币应用	在区块链中部署与现金有关的加密数字货币
区块链2.0	智能合约应用	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在金融或经济领域构建可信的经济活动
区块链3.0	泛区块链应用	将区块链技术集成应用在多个领域中，包含政府、健康、物联网等领域

材料三

区块链真正走入大众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区块链技术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更多时间来探索和完善，目前一些人明显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这容易导致公众或部分从业者对其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并不利于区块链的正常发展。

区块链发展三阶段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属于前后演进式，而是同时并行式的。其中数字货币应用最先起步，但远未成熟，而金融领域的各类合约型应用和社会治理、物联网方面的泛区块链应用也在逐步展开。区块链技术发展应当坚持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构”，相关领域技术研发应当走向“负责任的创新”。

数字货币并不能替代现有货币系统。数字货币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合力催生的产物，通过算法控制货币供给具有非常大的革新性；但在未来可预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权国家并不会消亡，数字货币作为一种非政府货币，与中央银行的关系以及对现有货币系统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在短时间内，对数字货币而言，其最为理想的情况更有可能是成为信用货币的补充，与之相互配合发挥作用，以使货币系统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流动性的需要，从而进入货币形态发展的新阶段。

区块链所表征的新兴技术或产业其实都是顺应和实现某种未来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识别是技术工具还是社会目标与趋势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把技术等同趋势本身，那么它们就是“唯一的”，具有“收敛效应”，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技术自主论”与“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就只能沿着这些路径向前走，思考“如何把这些技术实现并演进到极致”。在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区块链应结合当下现实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非政治理论来应用，警惕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

总之，区块链技术虽然对现有社会秩序和格局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对很多方面进行了革新和重塑，但只是对原有制度或模式的改进而非革命，仍需依靠现有体系的确认和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潜在价值，释放应有能量。不考虑现实而空谈构想，会导致区块链发展进入误区，关于这一点，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应有所警惕。

（摘编自张成岗《区块链时代：技术发展、社会变革及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