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 知识点题库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

    “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奠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费氏的“差序格局”有多个内容，既有李树青的三个“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自我主义”，也有潘光旦的“伦”“格局”“推或扩充”论。李树青和费氏都对“自我主义”有所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人“贫病愚私”中“私”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潘氏深入研究儒家社会思想，他对“伦”的分析和考据（如“沦”指水的纹理）则成为费氏“同心圆波纹”的来源。他还对“人伦差等”进行辨析，并提出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有其“格局”。有学者指出，费氏根据潘氏的研究提出“差序格局”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其实，“差序格局”概念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学术圈。这个学术圈的学者来往密切，其中不但有潘光旦、李树青、费孝通、袁方等老中青社会学人，还有闻一多、吴晗等文史专家。

    “差序格局”是聚集中西方相关学术智慧产生的。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费氏本人，还是相关学术史论著，对雷氏等中西方学者的贡献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学术工作往往难以独自完成，要有多人数代积累之功。即便因缘际会使个人的贡献格外耀眼，其背后定有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的支撑及学术思想的汇聚。

（摘编自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人们通常以“社会转型”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科学化、产业构成的非农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是基本动力，而由此带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则是最显著的外在表征。如果我们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看作是一种“乡土文明”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则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时代。

    对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而没有将它看作是描述中国整体社会的概念。实际上，在费先生这里，与“乡土社会”对应的不是空间形态意义上的城市社会，而是历史序列上的“现代社会"。费先生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所要刻画的，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是一种独特的乡土型文明形态。就如同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并不仅仅限于城市，这种独具中国点的传统“乡土文明”形态也不仅仅限于中国乡村，而是笼罩于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无论你是主动告别还是恋恋不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独具特色的传统“乡土文明”已无可避免、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或正在成为明日黄花，今日的我们已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城市文明”主导的时代。 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带来产业的集中，而产业的集中，结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必然带动人口向产业集中地大规模集聚，进而带来城市的扩张。这一过程，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必然进程。

    在传统乡土社会，一方面城乡联系本身并不紧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村是本位，而且相对独立，不依赖于城市,而并非生产基地的城市则反过来完全依赖于农村。但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则截然不同，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以及更为直观可感的交通、通讯技术的纽带作用，城乡联系变得异常紧密；另一方面，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城市在城乡关系中便取得了几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必然地发挥出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而且，只要承认经济运行的形态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那么，城市的这种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也必将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方式必然是围绕着城市而组建起来的，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只能顺应而不可逆这个基本历史趋势而展开。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乡村融入城市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过程。

《摘编自冯婷《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

    有人用“土”来形容不合潮流的事物，但当某些“土”的东西渐渐消失时，人们又怅然若失。《乡土中国》说，土里生长的不只是庄稼，还有习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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