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红 诘责 扒手 深恶痛疾
茁壮 挟着 教诲 解剖
藤野先生(片段)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星期要送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一惊,同时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实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①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一民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②“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③“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④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③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柳,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哥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⑥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海,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
知道。
⑦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儒者之豪迈
徐百柯
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但他曾说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蒙先生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院长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院长非常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益,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才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儿子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一向是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非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注]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注】恂恂:恭谨温顺的样子。
①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②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③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④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①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②A“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③“可以抄一点。”
④“拿来我看!”
⑤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⑥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⑦B“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⑧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⑨……
⑩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⑪……
⑫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示例:一座荒园,尽显童真与童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仿写:,。(《藤野先生》)
多味的作家——鲁迅
苦:成了“名人”“正人君子”的仇敌是苦,父亲的逝世是苦,永别藤野先生是苦,跳进旧中国的“大染缸”而不得解脱更是苦。革命苦,百姓苦,苦了鲁迅,也苦了这本在暴虐、阴暗、乌烟瘴气中走过来的《朝花夕拾》。
咸:朴实感人的散文催人泪下。点滴的旧事,是《朝花夕拾》可歌可泣的盐分,染咸的是回忆,溅起的是读者心灵的深思。
辣:
喝采 为难 血管
倒霉 系住 深恶痛疾
食宿 声调 邮差
照相 收藏 烟尘斗乱
我的四位恩师
季羡林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 、 。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十分复杂,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四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当了一年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入学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讲座教授。当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他费了20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汇报成绩。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门槛一向极高,难得进入。现在竟有天赐机遇落到我头上来,焉有不愿意之理!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胡先生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名,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而且,还做了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此后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我同适之,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是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间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免不了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职员和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我作为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节选自《二月兰》作家出版社)
差强人意:
如坐春风:
①他们分别是谁?请列举出来。
②其中你最佩服哪一位?说说你的理由,并概括他对季羡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