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三峡水利工程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谁这样想，谁就会_____________科学，最终将危害科学。
②两国“重启”关系的进程表明，虽然两国都有尽快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但事实上，彼此对对方的一些_____________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③他行动和生活，都_____________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①中国女子柔道选手在人声鼎沸的赛场上能做到充耳不闻、心静如水，而一旦发力，就令对手不寒而栗。
②如果有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是无动于衷 ， 还是伸出援手？对于有良知的人来说，应该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③总有一些人自以为道德高尚、怙恶不悛 ， 不按法律办事，依照自己的道德规范维护所谓的“正义”，最终害人又害己。
④他体会过患病无钱医治的滋味，感受过被免掉三四千块钱医药费的幸福瞬间，所以他对窘境中的病人能感同身受。
⑤阅读写景抒情的散文，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力求设身处地 ， 感受作者心灵的颤动，体会作品所描述的美景。
⑥面对公交车上正在抢劫的歹徒，春节回家探亲的军人小礼明目张胆 ， 挺身而出，制伏了凶悍的歹徒。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 。 。 。 。 ， 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①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②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人格
③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
④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领袖
⑤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
⑥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
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迅猛发展，而中国在这些方面落后了。我们应当立志图强、奋起直追，虚心向西方学习，凡是好的、有用的都应该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如果因此丢弃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根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那恐怕就要成为民族罪人了。历史证明，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标志文化特质、体现文化灵魂的哲学思维传统，那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终究要被淘汰出局。况且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哲学思维个性，更应该发挥所长，为创造人类的新文化和新哲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概论（节选）
张岱年
如何以普遍的规范来协调个体之利与整体之利？这一问题在传统文化中便展开为义利之辩。
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而儒家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又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儒家的观点，义作为当然之则，本身便有至上的性质：“君子义以为上。”这里确认的首先是义的内在价值。后来的宋明理学进一步通过义与天理的沟通，对义的内在价值作了论证：“义者，天理之所宜。”“理”具有普遍必然的品格，义所以具有至上性，即在于它体现了“理”的要求。
义一旦被赋予内在价值，便同时成为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如果行为本身合乎义，则即使它不能达到实际的功效，也同样可以具有善的价值，所谓“惟义所在”，便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儒家往往将义（当然之则）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行义）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抽象道义论的性质。不过，“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培养崇高的道德节操等方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惟义所在”的律令，往往具体化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并出现了不少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就此而言，道义的原则确实可以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导向。
肯定“义”的内在价值，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事实上，儒家并不绝对弃绝功利。孔子到卫国，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风尚如何，相反，倒是开口便盛赞该地人口众多。当他的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回答：“富之。”“庶”（人口众多）和“富”在广义上均属于利的范畴。按儒家之见，利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恶，从社会范围来看是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这样。“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亦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对于义，利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
一般来说，利首先与个人或特殊集团相联系，而个人（或特殊集团）之利往往并不彼此一致，因此，如果片面地以利作为行为的唯一准则，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与利不同，“义”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唯其如此，故能对特殊的利益关系起某种调节作用。历史地看，儒家突出“义”的普遍制约，反对唯利是求，这对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的稳定，确实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以义制利”的要求与“义以为上”的观念相结合，往往又导致了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功利意识的过分压抑，则常常容易弱化社会的激活力量。从这方面看，儒家以道义原则抑制功利原则，又明显地有负面的导向作用。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________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________，始于庄子。)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 )。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________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仅仅是表示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本质的事物现象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________，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①人要真诚，然而人更要正确。
②谁愿意和对自己观点都不认同的对手辩论呢？
③真诚是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④只有多愁善感的人才会相信真诚本身就已足够。
⑤实际上，绝对真诚可能带来错误，真诚不能将谬误变成真相。
⑥如果你对自己极力辩护的观点都不信服，那么你就是在滥用推理。
我国古代素有“修辞立其诚”的文章传统，但是过去不少考生作文时只顾修辞而抛弃立诚，使作文中的生活与思想都面临危机。只有回到生活，掌握真实材料，①，(8字以内)才能在道德文章的传统路上走得更远。当然，②，(15字以内)高考作文还需要体现一定的文学性。对写作而言的生活，它并不是指原生态的事实，③。(15字以内)如果拘泥于事实，文章必然凌乱死板、平淡无趣。
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要熟悉你的语言，像熟悉你的军队，一旦用兵，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连战连捷。写作，实际就是检阅你的军队，把那些无用的、在战场上不活跃的分子，当场抹去他的名字，叫能行的来代替吧。所谓要慎重，就是指这个。
示例：人生犹如一个爱出谜语的顽童，总是出一些难题让你解答；人生犹如一次漫长的旅行，理解就是前进的火把。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节选)
张岱年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 )，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
⑥“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材料二：
论诚意
朱自清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作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地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地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戏味。
(原载1941年1月5日《星期评论》第8期，有删改)
我国古代素有“修辞立其诚”的文章传统，但是过去不少考生作文时只顾“修辞”而抛弃“立诚”，使作文中的生活与思想都面临危机。只有回到生活，掌握真实材料，①，才能在道德文章的传统路上走得更远。当然，②，高考作文还需要体现一定的文学性。对写作而言的生活，并不是指原生态的事实，③。如果拘泥于事实，文章必然凌乱死板、平淡无趣。
材料一：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比较多，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诗品与人品》，有删改)
材料二：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虽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虽然有忧愁，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是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征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三：
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当前正处于价值转型期，诗歌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人性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都在变化，如何创造高格成为文化创新的时代命题。有一些路径有助于诗人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比如，人可在“事”上磨，从“自我”走向“人类喉舌”。21世纪以来出现的废话体、垃圾派、口水化写作，以及“梨花体”“乌青体”等，大都是聊以自慰的“呻吟”。这些诗有“合乎自然”的一面，容易引发热潮，但少了“邻于理想”的情怀，转眼烟消云散，谈不上“人类喉舌”。“人类喉舌”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千千万万人的事。王阳明说，人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诗的意义、价值、梦想都诞生在诗人做“事情”的过程中。“事”中有“情”，有“生命意志”，有“欲”。“事情”关乎实践，关乎意境之“意”。王国维“境界说”提出的“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两个维度，要求诗歌不仅关注人的一般本性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写出符合人的生存发展的理想性。“合乎自然”，即合乎“人性的本然”，“邻于理想”，即靠近“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理想社会”。只有契合这两个维度，才能写出“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诗人不是一劳永逸的“职业”，“邻于理想”就要求诗人永远行走在路上，永远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摘编自宋湘绮《新时代诗歌应提高境界，创造高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