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爱因斯坦的工作使一种称之为反物质的新型物质成为可能。
②反物质的作用形式与普通物质一样。
③反物质与普通物质接触之后它们将会湮没，并且猛然释放出能量。
④反物质由反粒子组成。
理解发明就是理解未来
教育神圣的使命在于传承文明，教育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由于教育，人类个体可以分享漫长岁月里人类整体获得的经验与知识。然而我们经常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学校总是以过去的知识告诉人们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这种知识与未来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前人探索与创造的成果构成了教材的主要内容，这些成果受到当时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水平的制约，当它们成书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新的成就无法纳入其中。当学生在校园里学习它们的时候，世界又发生了变化，人们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足未来需求的知识。如果没有创造，知识只能帮助人们重复过去的道理，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创造力才能使知识活化，为知识赋予灵魂，它是人类过去的经验与未来命运之间的桥梁。
新知识不是演绎出来的，它是创造的产物。实际问题从来不会重复，人类经常面临从未出现过的难题，唯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才能解决它们。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以知识为载体塑造人格、培育创造才能的历程。创造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气质，它令世界充满生机，飘荡着诗意。
创造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本能。以创造性的方式关注和参与世界事务，是人类内心深层的欲望和动力。发明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常常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激励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许多因素使他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然而，发明家头脑中的观念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发明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几乎所有的发明家都在逆境中奋斗，因为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发明的因素：
模仿容易，发明困难。因循人类活动的最小阻力原则，许多人乐意选择模仿；
发明是一粒有可能带来丰收希望的种子，从播种到丰收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社会关注丰收，漠视过程。发明家的智慧、精力以及他能够驱遣的财富，常常不足以支持他走完漫长的全程，性急的企业家不愿意在发明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投入。发明家常常难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使许多优秀发明半途而废。发明家常常思考人类未来的事，市场只关注眼前的事。发明家经常在为明天做晚餐，今天没人享用。晚餐还没有做好，饭铺就已经关张。几乎所有的先进的技术，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都不怎么好用，因为还未及完善工艺和配套技术。由于企业家缺乏远见，消费者缺乏宽容，使许多重大的发明经常被拒之门外。发明是涉及科学、社会与人文的全方位活动，需要多种智慧和资源参与，许多发明家不是社会活动家，应对科学之外的问题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教育过分关注继承，不重视培育驾驭知识的能力。
新技术发明的出现仰仗科学、依赖教育，然而更需要文化，需要鼓励探索、呵护发明的创新文化。如果把新技术发明比作美丽的红苹果，科学是长出红苹果的树，教育是培育这棵树的土壤和肥料，文化则是看不见的地下水、合适的温度和阳光。
（选自《大众科技报》有改动）
“不可能”是相对的
加来道雄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认识到“不可能”常常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词汇。我记得在学生时期，有一天我的老师走近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指着南美洲和非洲的海岸线，“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吗？”她说，“两者的海岸线形状相互吻合，简直就像一块拼图！有些科学家推测它们可能曾经是同一块辽阔大陆的两个部分，但那是愚蠢的。不可能有力量能推开两块巨大的陆地。”“这样的想法是无可救药的。”她最后说。
那之后的一年，我们学到了恐龙。老师告诉我们，恐龙统治地球上百万年，然后有一天它们全部消失了。没有谁知道它们为什么死亡殆尽。难道这不是怪事吗？一些古生物学者认为可能有一颗来自太空的流星杀死了它们，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更像是科幻小说里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知道，在板块构造理论中大陆确实会移动，并且6 500万年之前一颗直径达6英里的巨大流星最有可能是毁灭恐龙与地球上许多生命的元凶。在我自己的短暂人生历程中，我已经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确定无疑的科学事实。所以，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将自己从一个地方隐形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建造出一艘宇宙飞船，让它在某一天带我们飞跃以光年计的距离到达其他星球，这些难道不可能吗？
一般来说，这样的伟业在如今的物理学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们是否会在几个世纪内成为可能呢？或者是在几千年后，当我们的科技更加发达的时候？又或者是在100万年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通过某种途径遇见一种比我们领先100万年的文明，他们的常用科技对我们来说是否会显得像“魔法”呢？某些事物会仅仅因为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就在未来的数百年或百万年中仍旧是不可能的吗？
由于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诞生了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估计一些梦幻般的科技将在何时(如果的确会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实现。随着更为先进的理论——比如弦理论的产生，连一些属于科幻范畴的概念——如时间旅行和平行宇宙，现在也正被物理学家们重新评估。回想150年以前那些被当时的科学家宣布为“不可能”的科技，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儒勒·凡尔纳在1863年完成了一部小说《二十世纪的巴黎》，却因出版商无法相信他的预测而被退稿。这部小说被尘封并且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凡尔纳的重孙发现了它，并且在1994年首次出版。在书中，凡尔纳预言了巴黎在1960年可能会呈现的面貌。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在19世纪看来显然不可思议的科技，包括传真机、一个世界性的通信网络、玻璃建造的摩天大楼、燃气动力汽车和高速高架火车。
凡尔纳之所以能做出这样了不起的精确预测，是因为他沉浸在科学世界之中，并从周围的科学家那里汲取智慧。对科学基础原理的深刻理解，使他得以做出这样惊人的预言。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持相反的立场，并且宣布许许多多科技的实现是毫无指望的。开尔文爵士——他或许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宣称像飞机那样“比空气更重的”装置是不可能飞上天的。他认为X光是无聊的把戏，无线电没有未来。卢瑟福爵士——发现了原子核的科学家——对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将那与“月光”相提并论。19世纪的化学家宣布寻找贤者之石——一种神话故事中可以化铅成金的物质——是一条科学的死胡同。19世纪的化学建立在元素像铅那样永恒不变的理论基础上。然而，如今我们原则上可以用现在的核粒子加速器将铅变成金子。想想吧，现今的电视机、计算机和互联网在20世纪之初看起来是多么不切实际。
更近一些的时候，黑洞曾被认为是科学幻想。爱因斯坦本人在1939年写过一篇论文，“证明”黑洞永远不可能形成。然而，到今天，人们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和钱德拉X射线天文望远镜已经发现了太空中的数千个黑洞。
这些科技之所以被视为“不可能”，是因为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期物理与科学的基本定律尚未被人知晓。考虑到当时在科学理解上的巨大空白，特别是在原子层面上的空白，这些发展被认为不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删改)
有人说，短视频是互联网行业的又一个风口。其中固然不乏积极、健康、阳光的作品，但也有很多浮夸的表演、出格的搞怪、偏激的嘲讽，有的还涉及色情、暴力、血腥。一些短视频作者为了博取用户的关注，不惜_____________，以声光电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感官刺激，传播及时行乐、违反秩序、离析传统等非主流观念，在“审丑”而不是“审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认为，这样的视频，看一看、笑一笑就过去了，应该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如果任由负能量蔓延，就会造成_______、扰乱思想的严重后果。实际上，这些“非主流”短视频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增加。有人效仿“恶搞”视频，将透明胶带横在门前绊倒他人，用整蛊小道具惊吓孩子。类似事件_______，使得逾越底线的娱乐陷入伤己伤人的境地。
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建立更开放的心态、更多元的思想，对于互联网风潮而言不会是“无感”的。而且短视频主要目标用户正是“80后”“90后”，青年对之产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短视频作品_____________，如果不加甄别、丧失警惕，就可能在一次“短暂的视觉冲击中”，让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受到无形冲击，甚至在跟风模仿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青年人富有理想和抱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是青年人的特点，①是优点。②需懂得，个人的抱负不可能孤立地实现，③把理想同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④能使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实现。⑤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必将一事无成。
共享单车在给人们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①。如何维护共享单车，不仅考验着骑车人的素质，②。对骑车人来说，不能只图方便，也要树立起规则意识，珍惜共享成果；对企业平台来说，不能只投车不管理，把积累的风险和问题转嫁给社会；对管理部门来说，不能让企业单打独斗，也要加强对共享平台的管理，引导市民文明用车。唯有如此，③。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一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
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习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地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功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方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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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
（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
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
（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
张存浩：中国化学激光奠基人
张存浩，祖籍山东无棣县，1928年出生在天津。父亲张铸，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母亲龙文瑗，云南哈尼族人，知书达理。由于父亲工作忙，张存浩是在母亲的教育下长大的。张存浩两岁时，母亲便开始教他读书识字，同时给他讲有意义的历史典故和做人的道理，希望他将来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有知识、爱国的人。渐渐地，在母亲精心启迪、教诲下，张存浩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上学后成绩一直很好。
然而就在张存浩按部就班读书时，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入侵，并在沦陷区学校推行奴化教育。面对这种情况，心有民族大义的龙文瑗不愿儿子接受这样的教育，与丈夫商量后，毅然把9岁的张存浩送到重庆，请他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姑姑、姑父代为抚养。张存浩的姑姑、姑父悉心照料、培养着张存浩，或许是受姑姑、姑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中学后张存浩对物理和化学情有独钟，学起来劲头十足，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回来向姑姑、姑父请教，成绩在班级里始终名列前茅。姑姑、姑父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言行，对张存浩影响很大。
没多久，这种相对平静的学习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肆虐中被打破。目睹日军的恶行，屈辱感在年少的张存浩心中不断升腾，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用知识报国、救国，绝不能让日本人再这样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们！”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
1943年，刚学完高二课程的张存浩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第二年又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1947年，完成大学学业后又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化工系研究生。1950年张存浩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下半年，当时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原本想继续读博的张存浩，从中美对待朝鲜的迥异态度上敏锐地感到，两国关系将日趋紧张。想到此，他决定放弃读博深造，迅速回国。
回到祖国，张存浩暂居北京，不久收到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四家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发出的邀请。正在张存浩抉择之际，一天，时任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所长的著名物理化学家张大煜找到了他。一位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前辈科学家如此看重自己，亲自登门相邀，张存浩深受感动，当即点头答应，当晚便随张大煜乘火车前往大连。开始了实现报国梦想的科研人生。
20世纪50年代初，地域辽阔的中国只在玉门有块很小的油田，产量很低，根本满足不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国家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重任交给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年轻的张存浩接下了科研生涯中第一个重要课题。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攻关，他和同事们终于研制出一种新型催化剂，做到能从每立方米煤气中得到200克产品，不仅超过当时国际上从每立方米煤气中得到160克的最高水平，更是将美国只能得到150克的水平甩在了后面，一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就在这时，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合成油研究很快被叫停。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核威胁，提出了独立自主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火箭推进剂作为原子弹发射的重要燃料，被提升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领导指派张存浩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同时任命他为该项目负责人，这一次张存浩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张存浩和同事们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完成了科研任务。
自1960年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后，激光便因亮度高，不需强大电能，而在军事、民用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国际科学界研究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几家单位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探索，有的做气动激光，有的做自由电子激光，有的做化学激光……但功率都不高。张存浩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应该搞化学激光。随后成立了“化学激光研究室”，张存浩被任命为室主任。经过半年努力，研究室便将激光的功率从0.3瓦提升至100瓦，并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此后，张存浩在化学激光器研发上不断攻关，引领着中国这一领域的发展。1979年，他提出研究波长更短的氧碘化学激光，经过数年奋战，于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1986年，张存浩担任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但仍没停止化学激光研究的脚步。1992年，张存浩牵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多年来，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一系列国内科学界大奖，他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化学激光之父”的美誉。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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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浩，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有记者采访张存浩时问他：“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张存浩回答：“从青年时代起，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
（摘编自人民网）
一个著名科学家在美国的学习历程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高才生
经过日日夜夜的海上颠簸，钱学森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终于来到了大洋彼岸。
钱学森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师资雄厚，可以说是名师荟萃，有教学人员近两千人。这里集中了许许多多驰名全球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院士。
正常的、繁忙的学生生活开始了。开头，钱学森选修了航空系的六门课程。他发现，每一门课程的教授都是风度不凡，讲课非常精彩。因此，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同时，这里的教学方式又跟上海交通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习环境相当宽松，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这很适合钱学森的学习特点，他认真听讲，一丝不苟。不久，人们发现这位个子不高，闪烁着一双乌黑大眼睛的潇洒英俊、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学业成绩异乎寻常。
钱学森的学习精神和学业成绩在班级里总是最突出的，这给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教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普遍感到，中国学生钱学森才智过人，思想敏捷，接受事物快，回答教师的提问既准确无误，又干净利落。特别是钱学森的数学才能，令包括数学老师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吃惊。他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力，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技能、技巧，都是非凡的。
投师冯·卡门教授
钱学森永远铭记父亲的教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最有力量的，这便是知识。为此，钱学森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投师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
立志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钱学森矢志不渝的信念。冯·卡门曾对钱学森说：“人类要发展，就一定要征服空间，揭开宇宙的秘密。这就离不开航空和火箭技术，离不开空气动力学。而目前还很贫穷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赶上强国和富国，更需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武装。年轻人，你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很好。这对你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冯·卡门向钱学森提出了几个有关力学方面的问题。出乎冯·卡门教授意料的是，钱学森对这些问题竟然对答如流，他感到，这位中国学生具有超越一般学者的智慧和极其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于是，当即表示，愿意破格录取钱学森为他的博士研究生。
冯·卡门把数学看作是打开自然界秘密的得力工具和基础技能。所以，他非常注重数学功底。而钱学森恰恰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并具有潜在的数学优势和天赋，这正好是冯·卡门所乐意见到的。他对钱学森的数学才能和丰富的想象力做了这样的评述：钱学森在许多数学课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的非凡才能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助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
(节选自魏根发、祁淑英《钱学森》)
郝柏林，何妨吟啸且徐行
清晨，北京中关村。一位两鬓略见斑白的男人，穿褪色蓝的确良，推着自行车，书包斜挎，精神满满地走向计算中心，周身洋溢着“对一天工作即将开始的期待、兴奋和执着”。二十年后，已在硅谷做了多年工程师的符洪，见到来美国研究访问的郝柏林，觉得眼前的导师还和记忆中这幅鲜明的画面里一样年轻——
那时，他是“文革”后中科院首批增选的最年轻学部委员之一，是中国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核心人物，还是国内混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在国内提倡利用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
在学生面前，郝柏林毫不掩饰“一直在从事第一线的具体科学工作”的自豪。投身理论物理一甲子，他亲身实践着“两弹元勋”彭桓武先生“用理论物理的知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格言。直到2018年3月7日去世前一天，84岁的他还在与同事发邮件讨论他们合作的著作，去世当天上午还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与郝柏林在中科院共事近30年的刘寄星回忆：20世纪70年代，郝柏林与于渌一起担负了用骨架图计算临界指数的工作，而计算到关键时刻，郝柏林犯病，仍坚持卧床工作。1962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时，翻译《量子场论方法在统计物理学中的应用》，只吃点面包喝点茶，创造了一昼夜译出一万字的纪录。同一时期，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他通过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设计的“朗道势垒”，即一门数学和八门物理组成的理论物理“最低标准”考试——要知道他最初留苏时分配到的是矿业经济专业，通过自学他不仅成功转入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还在3年内修完了5年本科课程——可惜考最后两门时，朗道突遇车祸丧失智能，未能由他亲手将其名字写入通过者名录，因此郝柏林也从不对外宣称自己是“朗道的学生”。此前28年间通过该考试者仅仅43人，至少有18人后来成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更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即使在理论物理受到严重冲击的“文革”时期，他也没有颓废。一方面积极参与完成胰岛素结构分析、天线小型化、地震活动分析等国家任务，“挨整”时则“躲在家里”求解三维伊辛模型，最终求得的一个封闭近似解，被王竹溪先生称为“迄今最好的结果”。
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每天傍晚两三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就打开自带的木箱子，在上面写作最早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教科书，该书在“文革”后一版再版。
郝柏林从不以聪明人自居，还一再告诫学生，“我见过的自认为聪明的人没有一个做成了事”。相反，这位“科学战士”把老老实实做学问挂在嘴边，身体力行，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
2007年，郝柏林公开批评某些科学机构领导人“官越大，文章越多”。“要抓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资助体制必须改变”“警惕用宽容失败掩饰研究资源的浪费”“必须撤销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
他也因此招来一些人的嫉恨，引来不少匿名攻击。朋友劝他发声正名，他说，“我也许总的声明一次，以后概不理睬，为人做事，自有公论”。令刘寄星敬佩的是，郝柏林经常慷慨激昂地抨击学术官僚的昏言昏举，纯出自公心，从未有“取而代之”之意。
“他根本不像一些人流传的那样‘严肃地板着个黑脸’，对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小弟弟，他完全没有门户之见，而且很容易接近。”中科院院士葛墨林记得，第一次见面后，郝柏林夫妇去他家，竟送上一捆用过的计算机程序纸，说背面可以做草稿用。
有学生视他为科学界的鲁迅。11年前，他欣然同意在科学网开博客，自言“至少部分减少‘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状况”；晚年与友人聚会，念及“文革”中含冤早逝的青年物理家孟宪振，以及遇害的熊大缜(清华叶企荪先生之徒)，其悲愤往往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7月第二期)
①粗粮是相对于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等细粮而言的，主要包括：谷物类，如玉米、小米、红米、黑米、高粱等；杂豆类，如黄豆、绿豆、红豆、青豆、黑豆等；块茎类，如红薯、山药、马铃薯等。经常适量地吃些粗粮，有利于保障消化系统正常运转。
②粗粮在胃肠道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会把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药物紧紧“包裹”住，导致其在胃肠道不能充分释放，进而影响其发挥药效。因此，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