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离骚》中屈原用荷花表明自己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的诗句: , 。
②曹操在《短歌行》中化用《诗经》中的诗句 , , 点明了“愁”的一个原因,即对人才的渴望。
③ ,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②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
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
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归园田居》
以上是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里的诗句,读了以上句子,你有怎样的感触与思考?请以其中两则为基础确定立意,并合理引用,写一篇文章。要求自选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和宋(南北朝时期的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B.诗中运用比兴手法,以小见大,暗寓贤才何时求得和理想何时实现等丰富含意的句子是“,”。
“,”两句,诗人以周公自比,说明自己会像周公那样殷勤接待人才,以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这两句卒章显志,是画龙点睛之笔。
归园田居(其五)
陶渊明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①。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②
漉③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④。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注]①榛曲:草木丛生的偏僻之处。②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化用《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我足”句意。③漉:过滤。④近局:近邻。
咏荆轲(节选)
陶渊明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透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①明明如月,何时可掇?②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③越陌度阡,枉用相存。④契阔谈䜩,心念旧恩。
⑤月明星稀,乌鹊南飞。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⑦山不厌高,海不厌深。⑧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