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而且作风也往往 。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②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 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 ;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
③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 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①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
②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
③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④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
⑤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分辨出来。
⑥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
⑦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
⑧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
在先秦,主要有五种人格理想:墨子的苦行侠人格,;杨朱的贵我人格,;孟子的大丈夫人格,;荀子的君子式人格,;再一种便是庄子式的人格了,独来独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往来聚散,在一种远离的姿态中显出格外的美丽与洒脱。
①锋芒毕露,正义在胸 ②平和公正,循规蹈矩 ③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④绝对自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中国诗和中国画(节选)
钱钟书
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里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旁)观见审”(元行冲《释疑》),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瞻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无独必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天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suppositio),旁人难于意会。释祩宏《竹窗随笔》论禅宗回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这其实是生活中的平常情况,只是“听之无义无味”的程度随人随事不同。批评家对旧传统或风气不很认识,就可能“说外行话”,曲解附会。举一个文评史上的惯例罢。
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种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 , 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语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当然,相反地,也会发生统一的错觉。譬如我们常听说中国诗和中国画是融合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