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国哈里发马门（813—833年在位）曾派学者访问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古典著作，并将其译成阿拉伯文。马门还在巴格达创立一所规模宏伟的智慧宫，不仅有穆斯林，还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信仰其他宗教的学者在此工作。马门的上述举措（   ）

《尚书》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春秋末期，《左传》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表明，春秋时期（    ）

自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至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 ，霍光不仅主宰内朝，还挟制以丞相为首的外朝。这期间的丞相，或老迈平庸，或谨小慎微。由于昭帝年幼，宣帝乍立，都不省事问政，“政事一决于光”。 霍光对朝政的主宰（    ）

明宣德(1426~1435年)后，各省直乡试按定额录取，会试分南、北、中卷按比例录取。根据南北、中卷地区录取比例为55%、35%和10%的规定可知，北卷、中卷地区比洪武、永乐间的实际录取比例提高近一倍，南卷地区录取比例下降21%。这一调整主要是为了（    ）

1879年，郭嵩焘从驻英公使任上，“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讨致罪，并焚其轮”。1912 年，龙骧汽车公司在长潭公路上试车时，观者云集，欢声雷动，时来宾既多”。当时有歌谣描写时髦女性曰：“戴了钻石戴珠花，不从马车坐汽车。”这表明，当时湖南地区（ ）

1912年，袁世凯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以矿产言之，急需更改矿章，务以便民。”同年颁布《八大政纲》，包括“提倡民国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民族实业家周学熙、张謇等人出任财政部部长、工商部主管。这反映出，民国初年（ ）

1950年，号召知识分子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由此一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在知识界迅速展开。1951~1953 年，《选集》(前三卷)出版发行，在青年、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著作的热潮。这些活动（    ）

1602年，在秘鲁，蒙特雷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描述了总督区首府的奢华：“所有人都穿着丝绸，而且质量最好，价格最高。”在利马，可以找到40家来自欧洲或亚洲的奢侈品商店，有些店主拥有超过100万比索的资本。拉美地区这一状况的出现主要缘于（    ）

1921年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些人说苏俄政策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了大门”。西方一些革命家，“看到优秀的俄国人在因退却而嚎陶大哭”。对此，列宁强调：退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进攻。由此可见，当时苏俄（ ）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明太祖认为“备荒之政，莫善于预备仓”，因而“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在预备仓的粮食发放问题上，朱元璋明确规定，凡遇岁饥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对于赈济迟缓、坐盗仓粮、瞒报灾情的渎职腐败现象，重惩不贷。明成祖即位后，水旱朝告夕赈，无有壅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河南登封县赈饥荒即“发预备仓谷”。明仁宗在位时，户部请以备储官麦贷民，仁宗训示“即赈之，何贷为”；听到民众缺食，仁宗遂打破部臣预闻的成规，令杨士奇即刻就地草诏。宣宗即位不久，山西盂县、山东济宁州、河南磁州将预备仓粮米借给饥民，俟秋成如数还官。

——摘编自王卫平、王宏旭《明代预备仓政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1932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调节民食案，内容包括督令各县恢复积谷仓，由中央择粮食主产区设置“总储备仓”等。1933 年10月，行政院又通过“官买积谷，以利农村案”。同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由行政院命内政部、实业部及各省市认真办理。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地方原有旧制积谷仓库，应立即恢复或改组。在粮食储备数量上，规定县仓应陆续积谷至10000石以上；区仓储备数量应在1000石以上，乡仓应在500石以上。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1. （1） 概括明朝前期储粮备荒制度的特点。
3. （2） 指出国民政府重建粮食储备体系的背景，并运用唯物史观谈谈你对国民政府仓储计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