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高一必修上册语文课后培优练第三单元培优测试卷

作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戏被誉为“百戏之祖”。南戏是以宾白和曲牌联套相结合、以歌舞故事为主体的早期戏剧表现形式。《南词叙录》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南戏专著，作者徐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作家和戏剧理论家。

南戏和北曲是最早的两大戏曲形式，一些流行的观点认为北曲的地位远远高于南戏，依据是南戏起源较晚，盛行于明初，因此可视为北曲的支流。而依据《南词叙录》，南戏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萌芽，要早于形成于金末元初的北曲杂剧。这实际上是将南戏从北曲的附庸中脱离出来，赋予了南戏更加独立的历史地位，明确了南戏与北曲为并行的两大戏曲系统。南戏温婉轻柔，北曲刚劲高亢；南戏多以管乐伴奏，北曲多以弦乐配合。这些都从侧面佐证了南戏与北曲虽然相互交流影响，但并不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早期的南戏无论在剧本文学上，还是在曲体上，都有其局限性，也正因如此，南戏受到文人学士们的鄙视，但这并不能否认南戏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作为较早戏曲形式之一的历史地位。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南北戏曲的交流，南戏受北曲杂剧的影响与熏陶，其文学性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南戏从其起源到《南词叙录》的撰写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南戏已从民间的村坊小曲，走进城市，走进宫廷。不论从文辞声律、结构排场，还是思想意义、人物塑造，各方面都已达到不可低估的高度。南戏是在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戏以曲牌连缀的形式讲述长篇故事，综合了当时众多的艺术形式，诸如宋杂剧、傀儡戏、歌舞大曲、唱赚以及诸宫调等，因此其文化价值是立体的，可挖掘性很强。

与诗词相比，戏曲常常更接近于口语。南戏来源于民间，戏文的作者多为书会人士，而其面向的观众群也多为市民阶层。这就使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且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性的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汉语词汇史的书写保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口语、俗语、谚语、俚语等。

宋代时期，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宋室的南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生，民众的迫切需要，都促使了戏曲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南戏得以孕育并逐渐走向成熟。南戏的戏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譬如在剧本《赵贞女》《王魁》中，作者强烈抨击了封建制度下文人人性的异化及其给善良妇女带来的迫害和灾难，表达了劳苦大众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抗争情绪。另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南戏中描写的服饰习惯、节庆仪式、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巫术等情节都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据记载，南戏使用南方曲调，不受宫调限制，可随时换韵，多采用五声音阶。南戏在温州形成后，于东南沿海各地广泛传播。到了元代末期，又繁衍出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四大声腔以及福建泉州、兴化等地的南戏声腔；其角色有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并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

（摘编自张立秀《南戏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材料一：

1920年1月，化装成商人的陈独秀从北京前往上海，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的《宣言》，他打算寻一个合适人选将其翻译成中文。陈独秀的密友有一本日文版《宣言》，也正找人翻译，就让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推荐人选，邵力子脱口而出：“能担任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是何许人也？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陈望道兄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陈望道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后到日本留学。

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回到祖国，并接受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陈望道等人在浙江一师进行新思潮宣传，给整个浙江带来极大冲击。反动当局责令一师对陈望道革职查办，这受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著名的浙江“一师学潮”。这一学潮得到全国的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一师学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倡导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因此，当他接到邀请翻译《宣言》时，就毫不犹豫接受了。

1920年早春，陈望道带着两个版本的《宣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老宅，开始了翻译工作。老宅已经年久失修，再加上浙江早春天气寒冷，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不以为意，专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一日三餐也都是老母亲帮着打理并送到房间来。看着儿子因连续工作而身体消瘦，陈母包了些粽子，让他蘸红糖吃以补身体。陈母在屋外问红糖甜不甜时，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等陈母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墨汁。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工作，竟然蘸了墨汁吃粽子，还感觉不到异味，实在是太过投入了。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于5月中旬赶往上海交稿。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8月中旬，中译本《宣言》1000册公开出版，被迅速抢购一空。到1926年，陈望道翻译的《头产党室言》已印行17版。鲁迅当时评价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摘编自曾庆江《陈望道：千秋巨笔，首译“宣言”》）

材料二：

陈望道翻译《宣言》时在语言上表现出明显的白话文倾向，这与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1920年前后又恰是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曾在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任编辑的陈望道是这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和捍卫者，所以他的《宣言》译本白话文风格是意料之中的。与文言相比，陈译本句子变长，四字格变少。“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译文还大量使用文白过渡时期特有的助词“底”，且呈现出“底”“的”混用的现象，譬如“各国底语言”“社会底历史”“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另外，译文偏向口语化，譬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对于修辞学家陈望道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用所谓“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洋词语都是直接来用日语译名，陈望道虽然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但他在术语上并非全数照搬日译本现有的译法，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选择性地修改。譬如日译本中的“钟士”和“绅士阀”，陈望道译作“有产者”“有产阶级”；日译本的“平民”，陈译本中作“无产者”。而在修辞方面，与日译本相比，陈译本在用词上更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譬如“革命要素”变换为“革命种子”，“农业的革命”变成了“土地革命”，两种阶级对立状态的“相敌视”转换为“对垒”，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没落”变换为“倾覆”。简言之，中译本在措辞上更为激烈，有着明显的“尖锐化”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基于自己的信仰，为强调《宣言》的立场、提高革命号召力、鼓动人们的斗志而来取的一种翻译策略。

（摘编自林风、冯倾城《陈望道与<兵产党宣言〉首译本》）

材料三：

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中国人对《宣言》的解读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由于《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摘编自杨金海《〈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及启示》）

生命中的土地

黄安祥

提及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已在民族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像竟是那么的遥远。

贬居黄州的次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岗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质朴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进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是当中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像那双拿惯了纸笔的双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诗人正准备薅锄杂草；“喟然释来叹：我廪何时高”，诗人正释耒长叹，由衷感慨耕作之不易。

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也是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东坡》一诗中：“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之于豁达放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禁要为苏轼赞叹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诽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上消融殆尽。此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领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较，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有删改）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主司欧阳修思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元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绍圣初，御史论轼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选自《宋史·苏东坡传》

登太白峰^①

李白

西上太白^②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③。

愿乘泠风^④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见还。

【注释】①本诗作于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背景下。②太白：这里指太白星，即金星。③天关：古星名，又名天门。④泠风；和风，清风。⑤武功：地名，一说山名，在今陕西省武功县。

葫芦谐音“福禄”，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外形柔和圆润、线条流畅，上下球体___________，符合“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左瓢右瓢，可盛千百福禄；大肚小肚，能容天下万物”，葫芦___________着多层次的吉祥文化，幸福、平安、和谐、多子等。可以说，（        ）其实，我国人民不仅喜爱葫芦，葫芦对“一带一路”的许多沿线国家人民与葫芦文化都有共同的情感基础。一般认为葫芦的原产地是非洲，我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均有___________的葫芦种植历史。历史文献____________，印度人民对葫芦“多子多孙”的文化寓意与中国人民有共识，这一点可以由季羡林先生所翻译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第一篇第三十七章第十七首诗所记载的“须摩底呢，虎般的人！生出来了一个长葫芦，人们把葫芦一打破，六万个儿子从里面跳出”予以证实。 葫芦作为日用品和吉祥工艺品，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广泛喜爱。

人类之所以能超过其他生物，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部的东西都知道调理，譬如种植花草，或养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他，①   ， 又如自己的寝室，使其清洁整齐，也是一种调理。对外界我们尚且要调理，那么对自己更得要经常调理。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调理心思，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一篇文章，如果缺乏条理，只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②    。而心思之条理清楚，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我们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地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起初心很乱，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敷衍，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写好。

材料一：最近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画面，让无数观众感动泪奔。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最后，被凶残的敌人以乱刀砍死，牺牲时年仅29岁。不久陈乔年遭叛徒背叛不幸被捕。牺牲前，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牺牲时，陈乔年年仅26岁。

材料二：“痛苦到极点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时隔近5年，神舟十二号作为我国最新一艘载人飞船，已与天和核心舱顺利对接，正在太空平稳飞行。这也让人再次回想起18年前杨利伟首次飞天时的那一“未知时刻”。

杨利伟在《太空一日》一文中透露，自己在升空时经历了“黑暗26秒”，身体的极度不适让其感觉“就快要牺牲了”，回到地球后，他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后续其他战友安全进入太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网友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对中国航天员的敬佩之意——“刺激”、“震撼”、“看完才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之为英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许多像陈延年、陈乔年这样的年轻人，为了家国不懈奋斗。在和平崛起的时代，有许多像杨利伟这样的人敢为人先。他们才应该是当代青年应该追逐的精神偶像。

在这样一个追星的时代，追什么样的星，关乎个人选择，也关乎社会价值取向。请你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所思所想。要求：自拟题目，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