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高考真题汇编：专题01 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来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功能说，它们从宣扬皇权的政治性作品转化为私家收藏中的纯粹山水画；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是形状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

（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古文观止》是一个文章选本，“观止”本于《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观止矣！”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说来，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古代的选本，梁朝萧统的《文选》也很著名。那时的文学主张，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文选》除诗歌外，选的主要是骈文，是一种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文章。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称为古文，用来反对骈文。这种主张是进步的。《古文观止》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

    第二，一般说来，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选本在《古文观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观止》的选文从左传》开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古文观止》所选，像先秦的历史散文《曹刿论战》《鲁仲连义不帝秦》，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两汉文《治安策》和《出师表》，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唐文《捕蛇者说》，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恶；宋文《岳阳楼记》，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都是古今传诵。

    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骈文。严格讲起来，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完全不选骈体，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

    第三，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萧统的《文选》分很多门类，烦琐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辞令、议论、叙事三类。《古文观止》不分类，按时代先后排列，从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变的迹象。这个选本得以广泛流传，跟它的篇幅也有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编选《古文渊鉴》，称为御选，用皇帝的名义来刊行，却不能广为流布，这跟它用真德秀的体例有关，也跟篇幅有关，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点，当是此书能广泛流布的原因。不过此书也有缺点，约略说来如下：一、编者识力不高，像李陵《答苏武书》，历来都疑为后人伪托，此书也加选录。还有宋朝人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点发议论，并不能够真正考虑当时历史的全面情况。这类文章也选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响，选文所选《史记》，像《伯夷》《管晏》，这些传记议论多而不致力于刻画人物。编者选这些是看中它们的唱叹和转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摘编自振甫《谈谈<古文观止>》）

谈诗歌朗诵

朱光潜

    近来听到一些诗人、演员、业余爱好者朗诵了许多旧体诗和新诗，其中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占优势的风格是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那慷慨激昂的调子，有时不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这不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人民为什么爱诗歌？理由也许很多，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诗歌具有音乐美。这个道理从我国一些传统剧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旧剧的台词并不那么完美，可是演唱起来，却有极大的迷人的力量。不妨把《霸王别姬》《林冲夜奔》的台词改成白话，请最好的演员用话剧的方式去表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话剧本不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而诗歌按照它的本质却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诵诗如果不见出语言的音乐美，那就很难把诗的韵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可以优游涵泳，长久受用不尽。在我看来，朗诵诗歌是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的。

    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其中，表达感情是基础，顺着自然的倾向，是自发的，倾泻的，无控制的，容许金粒与泥沙俱下的；而音律的形式按照规律的要求却是自觉的，有控制的，不但要披沙拣金，而且要用一定的模型把金粒熔成一定的形象。这样通过音律形式对思想感情的洗练、节制和熔铸，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就不是生糙自然的思想感情，而是经过形象化和音乐化而洗练和提高的思想感情。对于朗诵诗歌来说，做到这一步，才能算到表达感情与音乐美的统一。

    这只是理想。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凭实践中的辛苦摸索才可以获得。在摸索之中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是向民族传统学习。我国历代诗人都特别重吟咏的功夫，过去诗文评家教人读诗，也强调要懂诗就必须学会诵诗。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诵诗，即对诗“终身为门外汉”。传统的旧诗朗诵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声音拖长。《书经》里就已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永言”就是《乐记》里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式的朗诵能维持到两千年左右，不能单是凭习惯的惰力，因为诗歌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办法。

    目前诗歌朗诵不少是侧重表达感情的，有时是近于表演的。在节奏上大半不但不是“长言”，而且比语言的自然节奏还要快一点，急促一点，低徊往复的少。这和我们过去朗诵的传统有很大的距离。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在诵诗人，毛病恐怕大半还是在诗本身。如果诗本身见不出音乐美，诵诗人当然就不能凭空添上音乐美。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语言和音律上多下更严肃的功夫。诗歌朗诵已经把诗歌的语言和音律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

（有删改）

材料一

    阅读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在阅读方面，人类与动物并不是全无关联。动物能否看懂环境，往往决定着它能否安全地生存下去。人既要阅读作为客观世界的环境，也要阅读以符号为中介的书籍。

    当人越来越多地阅读书籍的时候，人对客观自然环境或环境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人在“看”自然、“看”其他存在物、“看”其他人时，已经带着自身有价值取向的意义和理解结构是“看”客观世界了。阅读就是一个通过编码符号进行的意义再生或过程。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与几千年之前的老子、孔子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也可以与远在欧美的哈贝马斯、罗尔斯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有了这两个维度的精神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得以丰富起来。

（取材于韩震《阅读的本质》）

材料二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有7.6%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见下表：

（取材于刘彬《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三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还有什么能阻止书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人类的情感，还是书籍超越文本载体的价值所在？

    上世纪后期，唐·麦肯齐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书）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许多当代学者不再只是关心书页上的文字，而开始关注书籍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包括封面、字体、配图等书籍的各个要素。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封面进行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公众对文本及作者的文化取向和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印刷字体和封面一样，能够代表书籍所处的时代。不断翻新的技术使在书内大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书籍打上时代的烙印。

    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同一版本的书与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正，都可能带来网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从中，我们成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特变。纸质书的装帧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遗产。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中，人们发现了17世纪平期一位书商的记录，其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另一出剧作《爱的功劳》。早有学者提出过莎翁曾写过对应《爱的徒劳》的另一剧本，这个发现显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书籍成为历史”的说法是悲观的，但“历史”的含义同样也是积极的，它让人们认识到书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拥有值得保护和诠释的丰富意义。

（取材于陆纡文《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解读快质书的价值》）

现代体育比赛不仅是各国运动员速度与力量的竞技场，也是世界各国展示形象，尖端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大舞台。随着人类对挑战自身的执着追求，各竞技项目的成绩不断逼近人体能力的极限，要想进一步提高比赛成绩，哪怕是提高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教练与运动员都要竭尽全力采用各种方式和技术去实现，科技的赋能作用也就愈发重要。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数字化表现和跟踪系统（EPTS）被首次全面采用。它的主要功能是将运动的时空信息自动化采集并数据化呈现，从而实现对训练与比赛的数字化阅读。借助摄像机与可穿戴式传感器，EPTS系统能够追踪球员以及足球的运动信息，并通过平板电脑向教练员提供球员的统计数据、位置信息以及相应的视频剪辑，帮助教练员进行赛场上的决策。作为EPTS的一部分，Catapult可穿戴传感器也首次在世界杯中获准使用。这款运动员智能追踪系统的核心部件是一个穿戴在运动员肩胛骨中间、火柴盒大小的卫星定位装置，可以监测运动员的跑动距离、速度、跑动节奏、受冲击负荷、心率等多项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当前，运动员经常会穿着配备这个装置的“黑背心”进行训练，教练员不仅能够在场边实时查看整个球队的表现并进行指导，也可以了解每个运动员的状态并给予针对性的训练运动量调控，减少伤病的发生概率。

除了团队运动中的多人时空信息分析外，对运动员个人技术动作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评估技术近年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背后的最主要动力是动作捕捉技术的进步。动作捕捉技术是数字化采集三维人体运动的手段，过往由于需要复杂的设备与环境，使用非常不便，动作捕捉技术的主要应用局限于电影大片制作，在体育中一般仅在科研中使用。随着动作捕捉技术向轻量化、易用性的不断发展，基于动作捕捉技术的运动分析系统也进入了实用阶段。例如，基于可穿戴式设备的高尔夫运动动作分析与辅助训练系统MySwing，借助穿戴在球员身上的多个微型运动传感器，可以精准捕捉球员的身体以及球杆的空间运动数据并提供分析结果。借助这样的设备，教练对球员的指导就不再“凭感觉、凭经验”，主观的经验得以量化形成数据模型，不仅对技术动作的分析更加客观，而且训练的针对性更强，训练效率更高。

运动员比赛成果的提高不仅来自于训练水平提升，运动装备的科技含金量提高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甚至某些时候会对运动带来重大的改变。纵观奥林匹克历史，装备的科技进步对竞技成绩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连续在最近三届奥运会上称霸自行车赛场的英国队就是其中的代表，英国队应用高科技手段将人与车的完美结合做到了极致。基于流体动力学与人机工程分析，每名英国选手的比赛用车都经过了精密调节，使人与车之间的契合程度达到最高。此外，高科技的比赛用服、特制的赛车轮胎等，也都成为英国队的“国家秘密”。在未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以数据方式对运动员在技术、战术、体能、心智、个性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构建可量化的“冠军模型”将成为不仅切实可行，甚至不可或缺的训练与比赛方法，智能科技也将在训练与比赛中对教练与运动员产生愈发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体育中的“黑科技”》，《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9日）

当下，城市生存焦虑表现在各个方面。究其原因，社会的转型升级带给个人的“成长阵痛”首当其冲。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大转型时代，主要表现出三个基本特质:第一，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高流动性的社会:第三，经济社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大转型。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则突出强调了经济社会原因，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人们焦虑心态产生的原因。中央编译局薛晓源突出强调了当下社会的科技发展对焦虑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焦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晏辉就指出，真正的焦虑起源于人本身，即入们需求的多样性与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解构焦虑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现代化导致对本体论的追问被重新提出；二是变动性导致人们身份的断裂；三是人和人之间伦理共同体的解体，导致人们希望建构命运共同体。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董慧通过“地方性”这一概念强化了晏辉教授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论证。她指出，以资本与理性为主导的城市化，造就了抽象化、物质化、功能化和不均衡的城市生存空间。“地方意识”与城市生活空间的文化性、价值性、差异性和生活性具有深刻的关联，从根源上解决焦虑问题，需要通过现代意义上“地方”的回归，重建当代城市人的精神家园。

针对当代社会出现的普遍焦虑，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作出了具体安排，突出表现在情感治理模式和社区情感治理模式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上海大学教授贾文娟强调了情感治理对社会焦虑情绪的治理意义，指出:在娱乐性劳动中，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情怀工作将高强度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劳动控制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曾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劳动者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自己的剩余快感，最终使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劳动之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强调，心理上的负担和脆弱导致根本性的焦虑，与焦虑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脆弱。年轻人与中产阶级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梦想之焦虑、现实之焦虑、情境之焦虑。“但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为我们超越焦虑提供了可能，这种中国式的乐观主义实际是我们超越焦虑的内在的动力。蓬勃向上的社会发展，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美好期待，焦虑在此意义上转化为了前进的动力。”

解决焦虑问题，归根结底得回到自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指出，不光现代人有焦虑，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焦虑无处不在。与其说焦虑是一种需要克制和避免的情绪，不如学会在焦虑中成长。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也表示，焦虑是生存性的，是不可能避免的，焦虑在当代社会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存焦虑当中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我们总有一些方法能让焦虑少一点，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摘编自光明网《积极对待现代社会焦虑，化焦虑为前进动力》)

家风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家风建设正是国家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环节，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风文化则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

家风，亦称门风、家声、父风等，是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范，是在累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立身处世之道、道德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

“家风”一词最初使用是在西晋时期。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说，时人潘岳作《家风诗》，被誉为“始述家风”。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家训家教、家礼家德等家文化元素教化、熏陶、积淀而成的，是家文化的表征。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家训家教、家礼家德等家文化元素教化、熏陶、积淀而成的，是家文化的表征。传统家风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勤俭齐家的持家文化、蒙以养正的教子文化、崇德向善的修身文化、宽容仁爱的处世文化等。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翻开中华民族文化史，家风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于各个时代，弘扬于社会各个层面，既有礼贤下士、为政以德的君王帝后家风，教家立范、勤政公廉的名门显宦家风，士魂商才、仁心义路的商界翘楚家风；也有淳风厚俗、仁德范世的义门世家家风，以身示范、睦族善邻的庶族百姓家风；还有救亡图存、济世经邦的志士英烈家风，投身革命、家国天下的老一辈革命家家风。这些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融入到民族的血液里，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轨物范世的可贵镜鉴。

家风文化是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突出表征，重视门声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少传统家训作者都强调继承家族的优良家风。司马光家训中要求为家长者“谨守礼法”，“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历史上的司马家族是世代贵胄，却一直恪守“世以清白相承”的朴素家风，勤俭持家。司马光在家训《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一定要吸取同时代人因不良家风致家族破落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训去训诫子孙，永远传承节俭为荣、奢侈为耻的 “清白”家风。陆游《放翁家训》中要子孙继承祖先宦学相承、清白俭约、注重节操的家风。清朝曾国藩在家书中劝诲其弟，要遵守祖先教诲“以绍家风”，反复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

家风有优劣之分，对子弟成人成才与否和家族兴衰起着重要作用。家风优劣，不仅关乎个人品行，更关系家国兴衰。重视家风是历代先贤立家处世之本，是我们民族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前提和基础。今天的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和谐繁荣的“重要基点”，因而家风建设仍然是当代中国人的必修课。在这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先贤智慧结晶的优秀家风文化，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跨越时空的资源，值得我们吸纳借鉴。

(摘编自陈延斌《培塑新时代的家风的丰厚文化滋养》)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主流电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必然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坚守文化自信，争取国际话语权，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然要面对诸多文化审美困境。首先，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强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以超越时空，被其他群体认知甚至认同，极端者甚至会导致文化霸权；弱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向强势文化迁移，成为强势文化的追随者，由此也会催生文化焦虑。其次，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引发人类社会审美情感的普遍钝化。在消费社会，人的官能被持续刺激，感情被交换，情感生态出现失衡。在信息社会，人们的时间越发碎片化，心态浮躁不安，灵魂无处安放，急需审美救赎。

从审美经验来看，文化艺术只有表达本土审美观念，才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共情共鸣，唤起民族文化记忆，强化群体文化认同。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传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基于此，广播电视机构的电视文化类节目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进行创新，抒写国人情感，构建集体认同。

在此，《中国诗词大会》用绚丽的视听手段、精彩的环节设计让观众回味唐诗宋词的豪放与婉约，感受东方诗意人生，重塑中华审美情趣；《经典咏流传》用现代音乐形式对古典诗词进行重新演绎，捕捉细腻的人情人性，使观众在曼妙的国风旋律中找到情感皈依；《朗读者》用温暖的古音传递文学与情感之美，浸润观众的心灵，唤起全民朗读的热情：《国家宝藏》以“馆藏国宝文物为立足点，利用情景再现方式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赋予文物鲜活的生命力；《衣尚中国》则聚焦中华传统服饰艺术，探寻服饰背后的美学精神，通过“历史空间”“匠心空间”创演空间”多重演绎，唤醒观者的文化记忆、激活受众的情感认同，让美融入生活。

这些电视文化类节目借助民族文化符号，综合运用舞台艺术的多重手段，调动了戏剧、绘画、舞蹁、书法、武术等艺术元素，塑造了符合当代中国人欣赏习惯的审美意象。在这些具有“中国意象”的符号背后是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丰富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节目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意象的整体观照，既凝聚了观众的民族集体认同。同时也展现了主流媒体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中国电视文化节目应该担负起文化自觉的责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重塑中国本土美学的审美自信，加快实现文化审美自主转型能力，为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语言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东方美学走向世界，进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摘编自《电视文化类节目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旅游行业更是首当其冲。但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旅游市场出现了不少积极现象，其中火爆的“云旅游”引发诸多有益思考。“云旅游”并不是一个新概念。2011年前后的“云旅游”，主要指利用云计算技术，将旅游全过程资源、服务等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将导览、导购、导游和导航功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中，为游客随时随地提供互动式、多媒体、全资讯的智慧旅游实现模式。而疫情之中的“云旅游”，则通过更为丰富立体的表现形式，使消费者在家中实现了“诗和远方”的梦想。例如，故宫博物院与观众相约云端，分享“数字故宫”的故事；敦煌研究院首次推出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带领游客远程畅游敦煌石窟。这些产品包含了更专业的讲解、更深层的知识、更多元的实时互动。

作为新的“种草”模式，“云旅游”可以将数字“流量”变为“留量”。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很快，预计2020年直播经济将超1万亿元人民币。从直播经济的结构看，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占了绝大部分，旅游类直播相对较少。“云旅游”通过与消费者的深度互动，能够实现“先种草，后出行”，一方面使景区可以为旅游者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旅游信息服务，满足旅游者高质量需求；一方面使景区的推广能覆盖更为广阔的人群。对热门景区而言，“云旅游”突破了时空和景区物理接待能力的限制，从而推动旅游业线下线上的融合。

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云旅游”正在从渠道变成一种全新的体验产品，不单纯是景区物理环境展示，而是添加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一些人文景区，通过“云旅游”的深度挖掘，可以使景区潮起来、文物动起来、文化活起来、历史醒过来，打造与线下完全不同的旅游体验产品，带来比线下更生动、丰富的体验。“云旅游”还能带来更为多元的互动性，使旅游与社交的融合更为紧密，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中表明，疫情后总体旅游动机均值较2019年提升4.0，其中“进行社交，结识新友”提升8.0%，“了解文史，丰富知识”提升7.4%，而“云旅游”对这两方面的满足能力高于线下旅游，其发展值得期待。

一些人士认为，作为在疫情中急速“火爆”的文旅新模式，“云旅游”契合了疫情期间游客无法实地体验的需求，一旦疫情消除、社会步入常态，这种模式就会失去其价值。从深层来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云旅游”的一大缺陷在于，其异地体验特性无法给景区带来住宿、餐饮等收入。但也要看到，“云旅游”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产业跨界创新融合。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博物院、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和江苏交通广播推出的“为国宝代言”小程序，让国宝在云端呈现、讲解、接轨文创，带来了当地特色产品的网络热销。

以直播为代表的“云旅游”，其门槛并不高，一部手机，一个专业知识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主播，就能将景区的风光、历史、文化等立体呈现给消费者。因此，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创新创业新场景。如何享受“云旅游”大数据红利，如何利用“云旅游”完善智慧旅游、拓展服务业态，以“云旅游+”模式实现跨界融合创新，创新消费盈利新模式，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云旅游”发展需要尤为关注的方面。

（摘编自李勇坚《“云旅游”：云端美好触手可及》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