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类文本综合练习 知识点题库

奔跑在死亡边缘

    ①智利的阿他加马寒漠，历来被人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2004年，一场7天6夜、全程27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赛正在进行。比赛的路标被狂风吹没了，补充水也已耗尽，而血糖像气温计的汞柱直线下降。此刻，林义杰和同伴坐在一块黝黑的大岩石下喘着气，互相取笑：“如果我们再找不到出路，就死在这里好了。岩石上很醒目，或许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们的白骨。”但他最终逃过了这一劫。凭借之前穿越中国戈壁的经验，3个小时之后，林义杰找到了正路，一举拿下了智利阿他加马寒漠超级马拉松的冠军。那年，他28岁。平头，瘦脸，1.64米，不到60公斤。几年来，这位台湾小伙子，一直奔跑在超级马拉松的赛道上。他的赛场，始终是地球上最为危险的地区。

②想起那次死亡经历，林义杰至今“腿还会发抖”。可那场经历仅过去一个月，他便又签下死亡协议书。在神秘的亚马孙雨林，他又捧回了亚军奖杯。

    ③如果不是个性执着，原本成绩优秀的他，或许不会走上这条看不到终点的旅途。父亲曾含泪劝他：“阿杰，学体育没出息的！你好好听我劝。”在这个没上过大学的老维修工心里，好好读书，上大学，做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才是正途。实际上，是高中的一次比赛让林义杰确信，奔跑就是自己的“正途”。那次比赛前，教练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尽力。”教练却狠狠打他的头，叫着：“要拼命！”林义杰回忆说：“尽力，就是你跑到终点后，还有力气坐下来喝茶聊天；拼命，就是跑到终点后直接送医院。”凭着这股狠劲儿，这个台湾小伙子终于跑出了一片天，接连在世界上几个大型马拉松赛事中夺冠。

    ④渐渐地，他发现，单纯的比赛已经不能满足他对运动的渴望。他的目光开始瞄准了地球上最艰险的地区。而从那一刻起，死亡也始终与他如影随行。

    ⑤2006年11月，林义杰和美国人查理、加拿大人雷伊，组成三人团队横越撒哈拉。队伍后面，跟着联合国的官员、好莱坞的大牌导演。通过记录这场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埃及，全程5900公里的撒哈拉穿越之旅，引起人们对非洲水资源危机的关注。沙漠的太阳分外毒辣，昼夜温差高达50摄氏度。途经乍得境内的撒哈拉沙漠，是一个遗留地雷区。虽然一行人可以绕开雷区，可流沙会裹挟着地雷四处流淌，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穿破了11双鞋子，遭到一次劫匪的攻击，111天后，林义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人。半年以后，他才知道，护送他们的军队在回程途中，全部被劫匪枪杀。

⑥他曾在中国西部的大戈壁迷路，并出现了脱水的状况，最终靠咬破嘴唇舔舔血，润润舌头越过难关；在穿越亚马孙河时，他拿着瑞士军刀刮下小腿肚上的腐肉，再把药敷上，不然整个小腿可能就废了；而最难挨的是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其他人多是三五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只有他，一个亚洲小个子，什么都得自己死扛。

    ⑦这些生死边缘的瞬间经常提醒他，死亡离他有多近，但奔跑的意义，也因此而开始改变。小时候，他拼命跑，只是为了跟父亲争口气；功成名就后接着跑，是因为他在享受不断超越自己的快乐；而再接下来，又有一大群人从他的脚步中，看到了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女孩，对他哭着说谢谢。这个女生的家人全部死在一场大火中，她几乎要自杀了。听了林义杰的演讲，她看到生命的另一种状态。

    ⑧“没有旅行过，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没有冒险过，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这个小伙子乐呵呵地说。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09月01日）

百岁开一话杨绛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对此自是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杨绛在被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节）

记傅雷

杨绛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有一次，几个客人在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翻译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本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译著有《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3日晨含冤自杀身亡。1979年4月，得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②（他人对傅雷的评价）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③“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傅雷家书》）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

詹媛

    赵忠贤 1964 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除去搞国防任务的五年，一直从事超导研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高温超导体。

    超导现象最子由一位荷兰科学家于1911年发现，指某些材料在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的现象。“假如超导现象能在常温下实现，远程超高压输电将没有损耗，能节省很大电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说，医疗中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其核心部件就用超导磁体。

    在探索十余年后，赵忠贤迎来了第一个科研高峰﹣﹣1987年2月，他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他也成为首次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成果在1989 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随后，低谷不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赵忠贤与国内的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赵忠贤带领其团队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这项研究又为他贏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他本人则在2015年被授予国际超导领域的重要奖项一 Matthias奖。

    在跌宕起伏之间，赵忠贤对“初心”的追逐从未变过，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经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符，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选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国‘高温超导’的年轻一代，不用像我一样坚持 40 年，。给他们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更有影响的成果。

    2017年1月9日，赵忠贤，这位在“高温超导”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谈到中国超导的未来，他寄望很高。

（选自詹嫒（一辈子都在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

    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氏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摘自“百度百科”）

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 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我于1986年考入军艺文学系，比莫言低一届，他是师兄。当时，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莫言已成为很多文学青年的偶像。记得1986年我从广州军区去军艺参加考试时，在食堂门口遇见本军区的作家雷铎，他介绍旁边一个胖胖的人说：“他就是莫言。”接着我们蹲在草坪旁吃饭，因为当时文学圈流行一种“凭感觉写小说”的说法，而莫言的作品正成为这种说法的例证。我就问：“什么是感觉？”他狡黠一笑，回答：“都是瞎扯的。”实际上，他对家乡高密生活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对莫言最熟悉的，是他的军艺同班同学，后成为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朱向前。昨晚，我和朱向前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你知道莫言的笔名怎么来的吗？”“当时文学爱好者很多，但不少人是把文学当作名利的敲门砖，不去刻苦写作，而是到处清谈吹嘘。莫言虽然当时没有名气，但很看不惯这种风气，认为作家还是要靠作品吃饭，莫要靠嘴巴发声音。于是给自己起了这个笔名，正好也与真名管谟业音相仿。他的性格也是如此，平时很少说话。”

    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由著名作家、后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将军领衔，创建了文学系。莫言当时是总参下面一个学校的副连级教员。他报名参加了几轮考试，也获得了通过。但不知何故，他却没在规定的时间来军艺报到。按规定，他就不能录取了。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系主任徐怀中把他叫去，问他写过什么东西？莫言忐忑地从包里摸出1982年发表在《莲池》上的小说《民间音乐》递过去。徐怀中看完，用异样的神情望着面前的年轻军官，说很好呀，报到吧！就这样，莫言这匹“千里马”，让“伯乐”徐怀中一眼相中，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昨晚，我联系徐怀中，他正在广西休养，老部长对弟子的获奖表示祝贺，随后又淡然一笑说，我就不评了，现在应该让广大读者评说了。

    朱向前说，开学时，全班先自我介绍。他们看到许多当时军队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面前，有李存葆、钱钢、李荃等等。数来数去，就他们俩是无名小卒。去饭堂的路上，他俩自然靠拢。朱问：“你写过什么？”“嘿，不值一提，我就是来瞎混的。你呢？”“我从福州军区来的，写过点小玩意。”

    军艺的学员宿舍是四个人一间，在这种环境下，莫言无法安静地写作，于是就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写。每天晚上，同学们有的外出访亲探友，有的喝酒侃大山，有的看书，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写就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但莫言很快就开始爆发了。从1985年开始，他陆续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枯河》《红高粱》等。国内文学界到处在打听：谁是莫言？他是干什么的？当知道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的学生时，许多杂志的编辑以及文学爱好者，都跑来狭窄的宿舍，找他约稿，探讨文学。他只得躲起来。1986年，著名作家张洁应邀来军艺上课，她说她刚从法国回来，外国的作家问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她说：出现了莫言。

    而朱向前则凭借同窗好友的关系，成为最早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他从1986年开始评莫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评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堤岸之间》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人民日报》在1986年12月首次评价莫言也是朱向前的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而最早预言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是朱向前，他在1990年任军艺文学系教授时，就在课堂上说，莫言的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村，但深刻的人性刻画，生动的语言描绘，已超越国界。他将成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如此大胆的预言，使他受到很多质疑。但近来，朱向前接到无数电话祝贺：“你的预言应验啦！”

（摘编自《中国日报》，作者张晓然，有改动）

材料一：

    中国高铁在这五年迎来诸多世界第一。2012年12月26日，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正式全线通车；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全线贯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350千米时速运营。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2万千米，位居世界第一位。“四纵四横”高铁网络已基本建成。同时，中国高铁以先进的技术、完善的设备及全球互利共赢的理念被世界所认可，代表着今天的中国产业从“制造”到“创造”的升级。高铁不仅改变了城市间的距离，也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异地置业、跨省上班、双城生活……未来，高铁对社会的深刻变革还将进下扩大。

材料二：

    世界银行在2014年7月4日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高铁建设成本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高铁在筑路成本、运营经验、运营速度、技术整合方面具备优势，庞大的高铁路回、相对较低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一直是中国高铁引以为傲的优势之一，这些优势也获得了外界的一致认可。报告对2013年末27条运行中的高铁的建设成本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各条线路的单位成本差异较大。设计时速350千米的线路单位成本为每千米9400万至1.83亿元。设计时速250千米的客运专线（个别除外）的单位成本为每千米7000万至1.69亿元。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包括工程筹备、土场、土建工程、轨道工程、车站工程（但只含部分大车站）、四电工程、机车车辆、维修场站，以及建设期利息等成本]：时速350千米的项目为1.29亿元/千米，时速250千米的项目为0.87亿元/千米。相比之下，欧洲高铁（设计时速300千米及以上）的建设成本高达每千米1.5至2.4亿元人民币。加利福尼亚州高铁建设成本（不包括土地、机车车辆和建设期利息）甚至高达每千米5200万美元，约合3.2亿元人民币。

世界银行支持的中国铁路项目

材料三：

    近日，首钢股份公司收到来自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感谢信——首钢薄规格高性能取向硅钢材料应用于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大型超低损耗、节能环保卷铁心轨道交通牵引变压器，并顺利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检验，成功应用在中国高铁首套智能化变电站。

    智能牵引变压器是铁路总公司为我国高铁装备制造业持续领先全球而立项开发的重大科研课题之一。该产品与传统变压器相比，空载损耗降低50%，噪声降低20分贝，同时具备在线工作状态的实时监测功能，可实现全站信息数字化、通信平台网络化、信息共享标准化的运行模式，是铁路行业对传统变电站运行、检修模式的重大变革，对中国智能高铁样板工程的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常州太平洋公司在信中称，首钢薄规格高性能取向硅钢电磁性能优异、表面质量均匀、板形良好，首钢先期介入产品设计，使用过程全程指导参与。智能牵引变压器充分利用首钢取向硅钢高性能特点，在更高磁密工况下，表现出比进口产品更优异的电磁性能，变压器各项性能均优于设计标准。

（摘编自《首钢高磁感取向硅钢助力中国高铁发展》）

材料四：

    中泰铁路有望在10月正式开工建设，首期工程全长253千米，设计时速为250千米。中泰铁路建成后，从昆明到曼谷将实现朝发夕至，往返票价约700元人民。早上在昆明坐上高铁，7小时后就可以在曼谷悠闲地喝咖啡了。

    泰国驻华大使毕力亚·针蓬此前表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将成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这个地区带来包括投资、商业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铁路还将不断“走出去”。加快铁路旅游业发展，其力已聚，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在国内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愈加完善的铁路服务体系和更加频繁的城际铁路联通，加速了城市经济圈的形成。铁路正在全力拥抱大众旅游新时代，铁路旅游的“朋友圈”将会越来越广，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多条国际铁路的部署和开通，进一步加速了中国铁路“走向世界”的进程。

（摘编自吴君婷《中国高铁已“红”到海外》）

    材料一

    2015年1月，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 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指出，换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碴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 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键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绣、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南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编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材料一

    1993年国产影片生产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

    直到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让国产电影开始看到生机。《英雄》火爆背后的制度背景是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国家规定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组建院线的地方将停止供应进口分账大片。短短半年内，全国30条院线被催生，彻底结束了中国五十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改为发行方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再由院线统一向旗下影院供片。尽管中国的院线制还不成熟，但它打通了渠道环节，成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票房从2003年的9亿元逐渐爬升到2009年的62亿元。

    （摘编自杨林《十一五启动中国电影院线体制改革票房五年翻倍》，2010年12月16日《新京报》）

    材料二

    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达到202.17亿元，超过北美同期的2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在票房不断攀升的同时，各大院线以爆米花销售为代表的卖品业务更是表现强劲。从多家上市影视公司近期公布的2017年年报来看，其卖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成为各大电影院线重要的利润来源。

    近期，上市影视公司纷纷披露了其2017年年报。记者分析万达电影、横店影视、金逸影视、幸福蓝海及上海电影等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相比于电影放映10%左右的毛利率，卖品业务的毛利率普遍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迭70%-80%。以横店影视为例，2017年其卖品业务毛利率为75.24%，实现利润约1.86亿元，是其电影放映业务利润的两倍。

    （摘编自邱海峰《“爆米花经济”为何持续走红》，2018年05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院线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一，进入壁垒。一是规模经济壁垒：电影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提高，使得具有相同或相类似规模的院线企业数量众多，各院线拥有的影院数量相差不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市场集中度下降，逐渐有更多的小企业加入，这也说明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显著，缺乏竞争力的小企业容易进入市场并迅速成长。二是产品差别壁垒：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影片排片和附带性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并没有明确的品牌忠诚度，所以这类壁垒主要体现在影院放映设备和地理位置上。三是政策法律壁垒：根据《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参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单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来，虽然院线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对于影院规模和资本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二，退出壁垒。当电影院线企业退出这一行业时，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电影放映设备和场地，这些配套设施的专用性较高，价值不能完全被收回，甚至被搁置，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就是该行业的沉淀成本，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电影院线企业的退出障碍，形成一定程度的退出壁垒。

    （摘编自《2017年中国电影院线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行为分析》，2017年12月23日中国报告网）

    材料四：

（摘编自《2017年中周院线行业市场现状分析》，2018年5月3日中周产业信息网）

材料一：

    社区体育活动是指以基层（微型）社区为区域范围，以辖区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体，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锻炼需求、增进社区感情为主要目的，在公共行政力量的支援下，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体育活动。在社区体育活动中，社区居民可以自发自愿地以各种方式自由灵活地组织在一起，充分运用公共自然环境和全民共享的体育设施（包括社区内学校设施）进行具有生活娱乐性和低竞技性的体育健身活动。社区体育是国家城市发展日趋成熟以及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伴随体育的大众化而来的就是它的社区化，即由国家统一办体育，推演到整个社会，各个社区都在兴办全民体育，提升社区体育场地的容量和质量，开展形式与内容丰富多样的健身活动，吸引社区内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员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它能够提高居民身心健康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构建和谐的居民社交关系，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的实施。

    （摘编自王凯珍《社会转型与中国城市体育发展》）

材料二：

    不同社会阶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锻炼的目的及项目情况(%)

    （摘编自杨彩如等《社区居民体育锻炼行为调查——基于社会分层视角》）

材料三：

    美国社区体育的发展历史已有100余年，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美国政府推出“健康公民2020”计划，增加城市社区体育中心的数目是其主要指标，城市社区每万人修建一英里野营、自行车或健身路径，每2.5万人建一个公共游泳池，每千人建造一个4英亩的开放式休闲公园。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土地与水资源保护法”，要求政府每年投资7.8亿美元修建公共体育设施，并批准了在城市社区建设步道和自行车道的计划。可见,政府的资金投入为发展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国的很多社区中均建有公共的休闲公园，它是公共运动场和休闲公园的综合。社区里还有社区体育中心，有各种样式的体育设施，能够进行多种活动，它们可以被社区居民全天免费或低价享用。

    中国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好成绩。在社区体育建设方面，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修建，加强社区体育公园建设，不断增加社区居民健身活动场地。以广东省为例。早在2013年，广东省就制定了《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指引》，设立了12个试点单位。到2018年，广东省已修建社区体育公园2025个。在使用与管理方面，以属地为原则，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由有资质的组织负责管理与服务。社区体育公园市政公共设施纳入当地市政公共设施养护管理体系，由财政出资，保障社区体育公园的维护和正常使用。而市民在发现社区体育公园某些方面的问题或故障时，也应及时向政府管理部门反馈。可以说，社区体育的发展不但使居民能够就近就便开展健身活动，而且在市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一条“相互沟通的纽带”。

（摘编自李东等《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及启示》）

材料一：

    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发的肺炎（C0VID-19)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再一次将病毒学研究和防控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是如何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呢？

    众所周知，病毒无法独立生长和复制，只能在宿主的活细胞内进行自我复制。根据病毒的传播路线，可以把宿主划分为自然宿主、中间宿主和终宿主。

    自然宿主是指除人以外，自然界中为病毒提供营养和复制场所的生物，是病毒天然栖息和繁殖的生存环境（在此仅适用于动物病毒）。以蝙蝠为例，号称全世界十大最危险的病毒里，蝙蝠至少是其中六种的自然宿主（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SARS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堪称“毒霸”。然而，蝙蝠却能与这些病毒长期相安无事，成为了高致病性病原的“炼丹炉”，主要是因为蝙蝠进化出了两项“超能力”。一是蝙蝠在飞行中的体温可高达40℃，使大部分病毒被杀死，只有小部分病毒得以进化；二是蝙蝠的免疫系统识别异物的敏感性较低，针对病毒的攻击不会引发过度的免疫反应，因此，蝙蝠与病毒的共生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目前，科学家研究发现SARS-CoV-2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邻居在各类蝙蝠中均有发现，故推测其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

    中间宿主，顾名思义，就是处于中间阶段的宿主，可以为病毒提供暂时性的营养和保护，中间宿主常常作为媒介，将病毒“运输”到人类身上，中间宿主可以包括多个物种。根据我们目前对病毒的认识，如果一种此前并不能感染人类的病毒，想要变得能够感染人类，一定存在中间宿主使其快速进化，进化方式主要分为基因重组和基因适应性突变两种。因此，寻找SARS-CoV-2的中间宿主显得尤为重要。正是中间宿主为病毒提供了变异进化和接触人类的机会，只有隔绝了中间宿主，才算真正隔离了传染源。

    虽然目前关于中间宿主的研究尚未有定论，但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梳理出SARS-CoV-2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一条可能路线：寄生于自然宿主蝙蝠体内的某种冠状病毒通过某种途径感染了水貂、穿山甲等潜在中间宿主。该病毒在中间宿主体内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突变或与其他冠状病毒进行基因重组，从而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感染后的中间宿主进入市场后，将病毒传给了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在发现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的新型人兽共患病原后，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疑是确定这种新型病毒是否具备在人际中传播的能力，也就是病毒在终宿主——人体内发生的故事。病毒进入人体后仍会不断发生变异以更好地适应人体环境，最终获得在人群中广泛传播的能力，至此病毒才算完成了它的终极“使命”。

(摘编自白志华《我们为什么要找病毒的中间宿主？》《中国科普博览》2020/2/14)

材料二：

材料三：

    在上海，有80台红外触发相机，正在日夜记录着城市动物的分布和变化，无论是国庆、元旦前后的游园高峰，还是这个疫情阴云笼罩下的闭园时期。我们试图完整地调查野生动物在城市的分布、习性、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调查地点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复旦大学校园、南汇城郊、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区域。今天这个网络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完成这些调查工作的，除了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外，还有一个近百名市民构成的“公民科学家”团队。这些无接触的调查，最大程度避免了市民直接接触野生动物的风险。与此同时，每一名“公民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爱好，在项目中都会输入自己对于更好的城市生态的期望。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管理充满挑战，是一个不断变化、永无终点的旅程。和荒野不同，城市没法给野生动物找到天堂一样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它们只能和人一起生活。而一次一次的教训证明，投毒、扑杀这些容易在第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都没有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反而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

(摘编自王放《疫情之下，我们在上海的八十个探头监测着城市野生动物》)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出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手艺充满骄做甚至自负，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日本文化中称为“职人”）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是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一提菜篮，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德国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我曾经多次到海外游学，从孩子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沾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意思是巧妙的构思。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巧妙的构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这就是创新，就是李克强总理说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能够“匠心独送”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的时刻。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让大家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竞争力，赶超国际水平。

（摘编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抄袭胡编、搜奇媚俗、善恶不辩，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娱乐至死”，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刷，一个比一个“惊心”，每年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新剧拍完就直接“进了库房”。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伤害，更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造成了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持久；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摘编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材料一：

传承是中医药的命脉所在，创新则是中医药的活力之源。中医药的创新，既包括对秘方验方加以更新创造，又包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中医药、完善中医药、振兴中医药。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古老的中医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通过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的分析，医生为病人提供更精确的治疗支撑，中医药疗效也得到客观真实评价。大数据、互联网让中医药服务变成数字化医学，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的应用让中医药诊疗规律得到总结、优化，多学科、跨行业合作正在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

（摘编自求是网《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材料二：

2020年6月13日，以“从中医药抗疫成果看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为主题的中医药抗疫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于文明强调，一要坚持传承创新发展，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价值作用。二要坚持安全有效的根本要求，促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坚持中药质量安全有效根本要求，突出质量优先，不断提高中药质量、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要坚持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彰显我国卫生健康发展显著优势，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摘编自《中医药抗疫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三：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冠肺炎发病率、死亡率之低和治愈率之高，为各国瞩目。

西医往往无能为力的非典、艾滋病、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中医凭其辨证论治特征能迅速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相比西医过多依赖医疗设备和药物，中医防治的灵活方便能更好解决基层民众的医疗问题，且显著降低医疗成本，对于西医预防保健的欠缺，中医治未病更具有独到优势。

中医和西医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医学。生命至重，需要两者互学互鉴、互补短长。此次中国的抗疫实践也再次证明，当前最好的医学是中西医互补的医学，而最好的公共卫生体系也当是中西医互补的体系。

面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大力发展中医药，补齐中医药短板，与西医药互相补充，擦亮公共卫生体系的中国特色，既是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所需，也是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之责。

（摘编自中国中医药报《用中医擦亮公共卫生体系的中国特色》

材料四：

同志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能有效阻断轻症转为重症，促进病人康复。二是中医药救治应当有自己的阵地，方能显身手，此次武汉保卫战，国家中医药局历史上首次成建制派出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重症病区，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的系统方案。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显著提高了重症救治效果。

中医药在充分发挥疫病防治独特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中医药在我国疾控体系中基本缺位，中医院的基本建设、条件设施、人才储备等还不适应传染病防控需要等。

（摘编自张伯礼《中西医结合助力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

材料一 2018年8月23日，我国“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成为继英、美、日三国之后，第四个拥有散裂中子源的国家。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由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共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它通过直线加速器和环形加速器将质子束增加至16亿电子伏特的能量后引出，撞击钨靶产生中子，从而进行科学研究。在2017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并获得中子束流后，加速器运行稳定，首期三台中子谱仪已顺利完成样品实验。国家验收委员会专家认为，中国散裂中子源性能全部达到或优于批复的验收指标，装置整体设计先进，研制设备质量精良，靶站最高中子效率和三台谱仪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国之重器”，散裂中子源可以说是一个体积庞大的“超级显微镜”，其正式投入运行，将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平台。

与利用X光的同步辐射不同，中子是不带电荷的一种粒子。当中子与物质的原子核相互作用时，有些中子会直接穿过，有些会像弹珠一样打在原子核结构上，使飞行方向偏离。科研人员通过散裂中子源中的谱仪研究中子的飞行轨迹，就能反推出原子核的内部结构，从而进行科学研究。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说：比如说可燃冰的研究，那么它需要模拟千米深水下的压力，需要很厚的容器壁，只有散裂中子源的中子能够穿过，而且中子散射对碳、氢、氧、氮这些轻的元素敏感，所以它能够很清楚地分出这个可燃冰的结构。我们只有搞清楚了可燃冰的性质，才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可燃冰。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二 广东东莞大朗镇，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基地。从2006年5月在这里选址，到2017年中子源首次打靶、顺利产生第一束中子，再到2018年启动首批实验……陈和生院士带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散裂中子源项目团队在这里奋斗了整整十二年。

1998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乃至高能物理所发展陷入困境时，陈和生被任命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带领大家冲出低谷期，成为他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他提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BEPCII)方案。

同样让陈和生信心满怀的还有他领导的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可以研究DNA、结晶材料、聚合物等物质的微观结构”，为诸多学科前沿领域的研究提供最先进的大科学研究平台。

2006年5月，陈和生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克服了重重困难，2011年10月中国散裂中子源终于奠基，陈和生担任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和工程经理。

2017年11月，在加速器、靶站和谱仪首轮联合调试中，中国散裂中子源实现了25 Hz束流打靶运行，平均束流功率超过10 kW，提前达到打靶束流功率的验收指标。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8月16日)

材料三 在散裂中子源研制中，快循环同步加速器遇到了新的技术难题。“当时，我国还没有研制过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的25赫兹交流磁铁。我们向美国、日本研究所的专家请教，但他们只懂科学设计，关键技术掌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中，不能告诉我们。”傅世年说。

于是，科研人员与工厂技师咬紧牙关、联合攻关，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研制出合格的磁铁。研发团队还提出了谐振电源的谐波补偿方法，解决了多台磁铁之间的磁场同步问题，其效果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不仅如此，陈和生介绍，散裂中子源的“眼睛”——中子探测器的核心技术也曾由外国掌握，经过攻关，科研人员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探测器，各项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017年8月28日10点56分18秒，中国散裂中子源成功打靶并输出了第一束中子，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散裂中子源。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2018年8月29日)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的冠状病毒，研究显示其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同源性达85%以上。该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只是其传播力较弱。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可能比较少，传播力会较弱，多是在和病人接触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家庭聚集性感染比较明显。

人群普遍易感，儿童也不例外。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表现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天）。

治愈者仍有再次感染的风险。中日友好医院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詹庆元指出，从一般规律看，病毒感染后人体会产生抗体，但有的抗体持续时间不长，痊愈的人仍应加强防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邱海波指出，从临床经验来说，康复期的病人没有传染性，出院的病人没有传染性。

（摘编自《新冠肺炎的30个真相》，《人民日报》2020年2月7日）

材料二：

下表为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的存活时间。

（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能存活多久？》，微信公众号“大医同盟”2020年2月12日）

材料三：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2日6时，该国共确诊了15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有5例已被治愈。此外，在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2名澳大利亚籍乘客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针对新冠肺炎引发的歧视事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多名政界人士都进行了谴责。

澳首席医疗官墨菲就针对该国对华裔的偏见及歧视行为表示“我们非常担心排外心理以及任何形式的种族定性，这种做法相当可恶。澳大利亚人没有理由回避任何特定背景或外貌的人。”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也承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国许多华人社区面临“挑战”和“困难”，他说：“澳大利亚出现了歧视性的报道，我坚决谴责此类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卫森对该国华人社区应对疫情的反应表示支持，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华人社区已经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Ashfield、BoxHill、Hurstville还是在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该国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也表示，不能容忍种族主义抬头，他说：“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华裔的种族歧视语言或行为都绝不能被容忍，必须予以制止。”

（《澳国内已确诊15例新冠肺炎病例政界人士谴责歧视》，《中国新闻网》2020年2月12日）

王安石：无私交才显王道

王安石（1021—1086）

个性名片：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奈何“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人物简介：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心为民力主改革，可惜天未亮，他起得太早。

著名的包公包青天难得人情世故一回，借着牡丹花开，很风雅地置办了酒宴，请来同事小聚。作为主家和上司，包公周全地一一请酒。平日里不喜应酬、滴酒不沾的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力喝了几杯。轮到王安石时，包公嘴皮子都磨破了，一张黑脸都急白了，执拗的王安石仍目中无人地岿然不动。最后，暴脾气的包公没脾气了，只得放弃。

此时的王安石，已至中年，并在官场浸泡二十余载，依然做不到官场那种客套又俗套的应酬——酒肉吃进肚里，朋友挂在嘴上。他的人生信条简单得可怕，你走天桥，我走地下道，无私交才是王道。

碰王安石钉子的，不独有实力派的包公，还有权力派的仁宗。

按照帝国规定，凡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便可回京述职，留到皇帝身边。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提拔方式，有宋一代，一直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他人没有条件也想创造条件地上，王安石却一再矫情地拒绝，拿仁宗签发的入京圣旨当白纸。一来二去，连钦差都习惯了他的躲猫猫，直接把圣旨送到家门口。这一次，王安石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得知消息的王安石从茅房里跳出来，抓起圣旨一路狂奔，硬生生将圣旨还了回去。

情商如此低下，又如此不识抬举，王安石的前途，本该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神宗的1069年，却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宰相职），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

没办法，他情商低自有低调的活法，让别人无话可说。

当年，20岁的他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等，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他用甩开他人若干条街的才华，让人望尘莫及。

随后25年里，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全部大获成功。他靠真枪实弹挣得的官声与民望，让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埋头点赞。

最绝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他一条都不沾。

他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几乎绝无仅有。他正经得连自己夫人都觉得无趣，于是夫人亲自出面，为他物色了一个美貌女子。结果，他不仅退还了女子，还帮女子家还清了债务。

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装钱的袋子回家，直接就上缴给夫人。据说，他的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款，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官居宰相高位那么些年，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

如今，翻看官方修订的《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他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他活得如此低调又本分，人品和文品一样无可挑剔，即便是他最凶猛的敌人，也很难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至于变法的完败，真是怨不得他，悲剧在于，天还没亮，而他起得太早了——超前，注定了他是孤独的伟大者。

材料一：

当前，物联网处于发展初期向爆发期的过渡阶段。手机企业、互联网企业与电信运营商、传统家电厂商正在不断进行生态打通，拓宽智能设备的使用场景。未来，居家办公场景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传统家电也将继续完成智能化升级。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GFK近日发布的《2021智能家电发展现状解析及趋势研判》，物联网基础设施的整合探索从未停止。第一形态以路由器、智能可穿戴等面向终端开发的智能硬件为代表，第二形态以通用物联网平台和操作系统为代表，第三形态将基于应用领域扩展。多种形态并进发展，倒逼物联网支撑技术加快商用化进程。

在5G连接能力、AI数据处理能力、多重技术融合发展的催化下，城市品质生活、服务、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智能家庭、智能驾驶、智能健康、智能教育、实时娱乐等高度数字化的应用场景正在加速落地。

（摘编自《智能家居加速落地 居家办公场景“大有可为”》，《北京青年报》2021年8月18日）

材料二：

一方面，5G的加速到来，让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智能家居应用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景；另一方面，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持续增长，让越来越多的家庭生活消费理念由此前的“生活功能型”逐步向“生活品质型”转型升级。亿欧智库预测显示，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在2021年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到2022年，85%的设备将接入互联平台。

种种数据、现象表明，智能家居即将迎来全面爆发期。

不过，即便是智能家居概念已经诞生多年，不少品牌都拥有自己的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阵营产品，但这些打着智能家居名号的产品，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仍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和落地标准，很多品牌的智能家居产品都是靠硬件产品智能、软件智能，或者是单系统解决方案来进行，品牌产品各自为营。比如消费者购买的A品牌产品无法应用在B品牌系统下，再比如灯光和网络由两套系统、两套App控制，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体验根本谈不上“智能”，也正是如此，智能家居经过多年的“野蛮生长”，如今的市场仍是一片混沌，消费者很难真正实现智慧生活上的“一劳永逸”。

（摘编自《未来十年智能家居终极解决方案：华为发布全屋智能产品》，“TT之家”2021年4月8日）

材料三：

近年来，在国内互联网科技水平飙升的带动下，家居市场也走起智能路线，各种互联网家居、智能家居成为主力。遗憾的是，从消费者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真正智能的家居为数不多，大部分产品只能提供简单的智能体验，实际使用当中仍有很多不足，有些甚至不如传统家居家电好用。

市民许小姐花费数百元购入了一台智能床头灯，但实际使用之后才发现自己买了个不实用的“花瓶”。她告诉记者，这款床头灯虽然看上去很智能，但这些科技功能并不适合床头灯的应用场景。以手机遥控功能为例，需要打开手杌App，选择设备床头灯，滑动开关按钮，几步才能完成；相比之下，一个摆在自己枕边的东西，还是直接按开关更简单。不少和许小姐有类似经历的消费者也反映，很多产品所谓的智能功能都缺乏从实际使用需求出发的设计，大都是为了“博眼球”“秀体验”。消费者买回家后，实际使用的体验与理想中的状态相去甚远。不少用户后期干脆就放弃了所谓的智能功能，花费传统家居产品3到5倍的价格买来的智能家居，到最后又沦为普通家居。

“我在智能家居上面可是交了不少智商税！”去年重新装修完房子的赵先生谈起智能家居有一肚子苦水。他向记者介绍，为了把家里打造得像科幻电影里的科技住宅，他甚至连电路和开关都重新进行了改造，仅灯光照明改造一项的花费就达到数万元。但遗憾的是，实际操作体验让赵先生屡屡受挫。他表示，每次向朋友展示自己的全屋照明调节颜色功能时，都要先把手机和照明灯连接上同一个网络，但操作过程中，照明系统的软件常常“掉线”，让他尴尬不已。此外，由于家里的灯光、电视、窗帘等均使用不同厂商的软件，在用同一个语音助手设备控制时，时常会出现“延时”“死机”甚至“执行错误指令”等情况，大大影响了使用体验。

（摘编自《智能家居，“真香”还是智商税？》，“中国经济网”2021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