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画
王海椿
兖州城外农庄有个书生叫柳应寒。柳应寒家贫，仕途又颇不得意。自恃画得一手好画，却无人赏识。常自怨自叹，恨无知音。
一日，他歇息田垄，迎面走来个书生，长得白白净净，眉含英气。书生见他满面忧郁，便坐下和他攀谈。柳应寒向书生诉说功名不就的苦恼，书生好言相劝，句句都说在他心坎上。知己难求，他遂邀书生到寒舍小坐。
柳应寒弄了两个小菜，欲去买酒，书生说不用了，从腰间摸出一个葫芦，斟起酒来，顿时香气扑鼻，令人生津。应寒从没喝过如此佳酿，遂开怀畅饮。席间得知书生姓白名如雪，生于富豪之家，因不忍家父严管，负气离家。
应寒说：“为兄若不嫌我家贫寒，就此住下如何?”
白如雪说：“好。”
两人畅饮之时，门外飘起雪花。
白如雪赞：“好雪!”便磨墨展纸，画了几幅松、竹、梅图。运笔之时，应寒已知书生功底非同小可，泼墨大胆，非常人所为。可如雪搁笔之后，应寒看来看去总觉得几幅画少了一种气韵。在他愣神之时，白如雪已跨出门外，从雪地抓了个雪团回来，放到白瓷碗中，用口一呵，顷刻，雪团融化成水。白如雪净了笔，蘸上雪水，在画上圈圈点点、任意挥洒，几幅画上立时雪花片片，静中有动。雪梅、雪松、雪竹，顿时有了神韵。“真是神来之笔、神来之笔！为兄莫非神人也。”柳应寒赞叹。白如雪说：“这有何难，你也能画。只不过你平时不知个中诀窍罢了。”便叫应寒试试，应寒将信将疑，摸过纸笔，效仿起来，果真不假，清水落到纸上便成了飞雪。
翌日，白如雪嘱柳应寒将画皆以他的名义拿去卖。柳应寒说：“这样不妥吧?”如雪道：“我只求活得逍遥自在，名利于我无用，而你需摆脱眼下处境。”应寒也就不再推辞，他来到集市，将画悬于一店铺壁，顷时就围拢了许多人，赞不绝口，争相购买。
应寒得了好些银两，很是欣喜。便又买了好酒好菜，回家和如雪畅饮起来。之后，他乘着酒兴又作了好多雪景图，如雪也在一旁连连赞好。
他将画拿到集市，又被人抢购一空。
此后，两人常在一起交流画艺，柳应寒大有长进，很快就和白如雪齐肩了。
柳应寒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他的雪景画一时被商贾名流争相收藏。
钦差大臣李相亭巡视兖州，闻应寒画名，特意召见。柳应寒当场表演画艺，所画《雪荷》，甚得李相亭赏识。古人画荷，要么是夏日艳荷，要么是秋日残荷，他却画冬日之荷。冬荷也是残荷，可他笔下之荷，泼墨淋漓酣畅，深浅层次皆以用墨浓淡分之。荷叶虽萎，衬以雪景，并无丝毫萧条败落之气。莲梗裹雪，更显荷之冰清玉洁。整个画面只有黑白二色，一方朱印又使画面免去冷清压抑之感，生动异常。得知他仍无功名，李相亭便封他一个小官，在县衙混口饭吃。
得知此讯，白如雪也甚是为他高兴。
后来，兖州县令擢升，得李相亭引荐，柳应寒被封为一县之主。
当上县令后，柳应寒就很少回去和白如雪叙谈了，只是时常托人捎些银子回去。
一天，一个衙役跑到大堂，对柳应寒说：“大人，有一人在街头卖画，全是仿你的画风，有损大人声誉，请查访。”
柳应寒从官轿下来，发现卖画者竟是白如雪。他说：“哎呀，原是白兄，缺钱花向我说一声不就行了，何苦出来卖画呢?”
白如雪道：“我卖画又不是为钱，只是找个乐儿。”
柳应寒叫他快收了画摊，跟他到县衙叙叙，白如雪怎么也不应。柳应寒很是不悦，只好打道回府。一连几日，白如雪都来县城卖画。
这天，来了几个衙役，二话不说将白如雪的画摊踢翻了，说他冒仿县太爷手笔，骗取钱财，不容白如雪分辩，就将白如雪绑了押回县衙，打进监狱。
不几日，兖州降了一场大雪。柳应寒在府上独自畅饮，乘着酒兴，作了一幅瑞雪丰年图：座座村落，尽披银装，柴门红灯，玉树雪墙，一片祥和之气，隐喻皇恩浩荡，恩泽山河。柳应寒摇头晃脑自我欣赏一番，甚是满意，当下差人冒雪送往京城，希望得到皇上赏识。
皇上听说兖州县令画界名流柳应寒雪天送来雪画，很是高兴。可待他展开画轴，不禁气得胡须直抖。原来，此画哪有什么雪景，却见幢幢茅舍，腐草凄凄，秃树枯枝，显得万般荒凉。分明是讥讽当今皇上昏庸无能。
是日，柳应寒正在备案，忽觉脖子一阵冰凉，他觉得好生蹊跷。一抬头，满堂飘着雪花。再细看，雪花却是从他所作的几幅雪画上飘落，顷刻之间，几幅画上的雪已然落尽，萧索之气令他不寒而栗！蓦地，他想起自己献给皇上的那幅瑞雪图，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选自《微型小说》）
幸福倒计时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突突啦啦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混凝土倒在了伙伴们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儿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大黄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越发觉得，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那头牛，你只要好好侍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的干活。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插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120天。
在黑板的最下面，还有一行用粉笔写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30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幸福，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这样的时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不敢多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好。第三回，三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两人牵牵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三元看中了超市里的一条毛巾被，粉红色，带点暗花，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计算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能买一条毛巾被了。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二百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地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还在像蜗牛一样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梁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请兄弟们喝杯酒呢？
那天晚上，高梁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拳声也响彻了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伙伴们说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好看带过来让大伙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地看两天……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15天。
（选自《百花园》）
根 生
刘 林
懂事时根生就听说自己的头上还落过个哥。哥打小就显出鬼头聪明，两岁不到就能从1到100顺着数倒着数，一村人都说这孩子见着出息了。哥六七个年头时，在门口的水塘边耍，瞅见水面浮着条斤把重的鱼，鱼半死不活的，哥就乐颠颠地拿着根竹竿去捞，想给爹弄顿下酒菜，爹特别喜好红烧鱼块。鱼没上岸，哥脚底一滑，扑进水塘里。水塘像口大铁锅，一下子把哥吞没了。
哥走了，爹娘也跟着闯了趟鬼门关。娘再也见不得鱼，一看见鱼胸口就疼，就一口口呕吐。爹一想哥心就空了寡了，再也沾不得丁点鱼腥。
哥的头上还顶着两个姐，哥走了两年多才有的根生。
根生生得跟哥一个模子，爹娘把对哥的爱挪到根生身上，根生却没显出哥的聪明劲。
根生打小就觉得活在哥的身影里，在爹娘的眼里，他是哥的一道影子。爹娘一说到哥两眼就活了。
根生的心一揪一揪地疼，他在心里使劲喊：爹娘，根生不是哥，根生是根生，哥是哥。
你哥也叫根生。有次娘说漏了嘴。
根生心上捅了一把刀子，哥叫根生，爹娘给他取了哥的名字，他成了哥的替身，替哥在这世上活着，却活不出哥的成色。根生心淌着血，他认定自己做不了哥，他替哥在这世上活着，他自己又活在哪儿呢？
根生。娘扯着嗓子喊。
娘喊破天根生横竖就是不应。娘喊急了，根生丢过一句硬生生的话：你叫哥的魂。
从娘那里，根生还得知三朝时爹给取了个名——苗生，满月时爹给改的名——根生。
苗生。根生认定苗生才是自个儿的名。根生让爹把他的名字改过来，叫苗生。
爹不答应。
哥死了，你们把我当成哥。根生顶撞起来。
爹气疯了，逮着根生狠狠揍了一顿。
根生咬紧牙硬挺着，一声也不叫唤。
小子，咋不叫一声。爹打得手软了，颤着声骂。
打死才好，打死了根生，苗生就活了。根生盯着爹，恨恨地说。
爹心头一颤，手再也落不下。爹突然呜呜咽咽地哭了，根生根生，爹一边哭一边含混地说。
根生昂起头走到屋外去了，屋外的阳光很好，满天满地的温馨阳光。
我叫苗生。根生在墙壁上到处写下这四个字。
一村子人盯着这四个字不由得笑。
爹心头发冷，脊梁骨发凉，这犟驴子闹得一村子人都在看王家的笑话。一根藤上的瓜，弟咋一点不像哥呢。
根生跟自个儿的名字拧上了劲，他让人喊他苗生，偏偏没一人叫他苗生，都一口一个根生地喊。
他时常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家。根生却感不到身体的伤痛，心中生出一种快感，他为了自己的名字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架。
根生闹得学校鸡犬不宁，被学校开除了。
回家后根生跟爹娘下地干活，农活一点就通，成了一把好手。根生不愿老待在地里干活，他喜欢爬树，爬到高高的树上，瞅着树底下走过的一个个村里人。根生的目光跟毒虫似的，蜇得村里人一个个心里发毛。
王根生，快下来……村里人站在大树下轰他。这王根生，咋像大家都欠了他血债。
根生，快下来，跟娘回家。娘常对大树喊。
根生像只壁虎贴在高高的树上，瞅着娘，目光扎得娘心头又疼又苦。
根生待在大树上，很少下到地上，一天偷偷地下几回地也只是回家找点吃的填肚子。
一年到头，根生活在大树上，在村里的一棵棵大树上来来去去。
有天，根生像个野人似的出现在爹娘的眼前，根生突然安分下来，安分守己地活着，再也不去上树了。
娘心头高兴，但闹不懂根生为啥突然变了个人。娘费尽心机才掏出根生的几句话。他亲眼看见村头冯二婶投的水，是淹死哥的那口水塘。心一下子惊醒了，他也像跟着冯二婶投了回水。从树上飞快溜下地，他奔到水塘边时，水面静了，又开始皱着细微的波浪。根生站在淹死哥的地方，觉得苗生死了，根生活了。
娘一下子惊了心，哭着喊，苗生，你终于回家了。
苗生，不上树啦。村里人见了根生笑吟吟地说。
我叫根生。根生大声地说。
村里人一个个开心地笑，喊，苗生，苗生……
我叫根生。根生也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不过，村里人走到大树下时，总要习惯地抬头向上望一望，喊声根生……
(有删改)
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
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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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A．潘家铮先生颇具人格魅力，仪态沉稳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一口吴侬软语实在动听，使我对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不好听”的感觉彻底改观。
B．潘家铮先生的“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此处细节描写体现先生的认真和低调，与其伟大成就相映成趣，使先生的形象更加立体。
C．作为学术职衔最高的科幻作家，先生热衷科幻创作，写出引人入胜的高水平科幻作品。文风正如其人格，科学严谨、人情味浓，风趣幽默。
D．先生敢在全国政协会议全文宣读他有感于时事写的一篇小文，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文人气：有所爱，有所恨，有担当，有风骨。
E．李锐是潘家铮先生的老领导，他和先生在一些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这与潘先生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形成对比，两人后来的和解堪称佳话。
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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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
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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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入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些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面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 “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工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办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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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试想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个整个领域带来光明。”（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
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
鸿德茶庄
李金海
天已放亮，雪还在下个不停。鸿德茶庄的掌柜赵四爷顶着风雪来到了他的店铺。每天这个时辰准时打开店铺的大门，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喝茶有讲究，做茶的生意，更要讲究个德行和诚信。
赵四爷老远就看到店铺的一角簇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走近一瞧，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小年轻，半边身子已被雪染白，上身棉袄袖口的棉絮都秃噜出来了，这会儿，年轻人睡着了，那被风吹皴了的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赵四爷叹口气，把小年轻摇醒。“你是做什么的？”
“蟊贼，也要饭。”小年轻揉揉眼睛，直瞪着赵四爷。
赵四爷仔细打量着小年轻。“脸上……”
小年轻挠挠头。“做事欠点。”
“欠点就对了，不欠你就完了。”赵四爷狠狠地说。
小年轻郑重站起身。赵四爷再次上下打量他。这小年轻中等偏上的个头儿，此时睡眼惺忪，但有几分神采。他弱弱地向赵四爷讨口饭吃，赵四爷却说：“以后就跟我卖茶吧！”
小年轻扑通跪了下来。赵四爷问他叫什么名字。小年轻答：“没名字，爷就给我取个吧！”
赵四爷略一沉吟，说：“就叫大贵吧。”
这是大贵的聪明之处，让四爷给他取个名字。赵四爷阅人颇深，不会看走了眼。眼下，店里正要雇俩伙计，算是就地取材了。此外，他还是个心中有佛的人，见不得有人受苦受难。
大贵在鸿德茶庄待了下来。年轻人一捯饬，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学东西快，记性好，活络劲儿一点都不缺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知恩图报，对赵四爷绝无二心。
在这条商贾云集的街道上，茶庄有两家，除了鸿德茶庄，街西头还有一家，与鸿德茶庄规模相当，两家茶庄往来较为密切，既是生意上的伙伴，又是竞争的对手。闲暇时，两位掌柜凑到一起，泡上一壶好茶，细细念叨起国事家事茶事。
赵四爷有一独生女儿，已到了婚嫁的年龄，姑娘长相俊俏，懂事知礼。她有时也到店里来，一来二往，和大贵也就熟了。赵四爷心里有了底。
近来，赵四爷愁容满面。原来，鸿德茶庄有一个固定的大客户，住在二百里开外的一个镇子上，每年，满载货物的大车向镇上跑好多趟。可前些日子换了掌柜后，人家进货的地方就换成街西头那家茶庄了。
大贵安慰四爷：“爷不用愁，生意场上的事说变就变。”
“你懂什么！”四爷嫌大贵多嘴。
十几天后，转向街西头那家的大客户却主动找上门来了，先要一车货，后续的进货就固定在鸿德茶庄了。赵四爷转忧为喜。但他再邀街西头茶庄的掌柜喝茶时，被婉辞谢绝了。
这天，街西头茶庄的一个胖伙计来到了鸿德茶庄，求四爷收留他。
原来，就在前几天，这胖伙计负责去二百里之外的镇上送了一趟货，货物很顺利地交接了，可两天后人家找了过来，原因是一包货物里竟掺了沙土。掌柜和胖伙计当然不认账，交涉无果，来客只好悻悻走人了。就在当天，胖伙计就被掌柜辞退了。
胖伙计说了事情的原因后，又向四爷介绍自己对茶道的精通。
赵四爷沉吟良久，说道：“我不能留你。你看不好自家的货物，照样看不好鸿德茶庄的。”
胖伙计走后，赵四爷把大贵叫了过来：“买卖好起来了，是你的功劳！”
大贵低下了头。
这桩生意的扭转，确是大贵一手策划和操办的。那天，大贵带上一个人，悄悄地跟踪着街西头茶庄送货的大车，天杀黑时，送货人宿在了路边的一家客栈。夜半时分，大贵先把看门的狗给药晕了，然后潜进了停放大车的后院。他们打开缚车的绳索，向一包货物里掺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沙土。
赵四爷长叹一口气：“你比我更会做买卖，但我不能留你了。”
大贵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过来给赵四爷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走出了鸿德茶庄。
第三天，当赵四爷知道女儿跟大贵逃走的消息后，他并没有过多的惊讶和悲伤。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改）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更加感同身受，化至笔下。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陈干娘
范若干
陈干娘是我的奶妈，据说我落地四天就吃她的奶。小时候，我叫她妈，对我的亲妈却不叫妈。
除我之外，全家不论老少都叫她陈干娘，没有人叫她陈嫂的。连我那爱挑剔的目空一切的老祖母，虽在背后常笑话她的大手大脚大脸大嗓门，当面还是敬她一分，叫她“他干娘”。
人们说她有功，是我家的有功之臣，她也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功在带大了我们弟兄三个。父母常年在外，我们这一房的事，全靠她张罗。似乎人们不把她当用人看待，陈干娘也不把自己当用人看待。她是大地方开封的人，她看不起穷山沟里的那些老土，但她同左邻右舍处得很好，没事她喜欢拿把芭蕉扇坐在大门口的石板上，同那些纳鞋合线的老婆家东拉西扯。她带我到过南京汉口，坐过火车轮船，开口就叫那些老婆家入神。
她最不待见我大娘。大娘小气，没材料，却仗着她是长房媳妇，处处想压别人一头。有一年冬天分炭，我们这一房人多，多分了一篓，大娘不依，硬把这一篓炭拿了去，陈干娘毫不客气，走上前一把夺了回来，还同大娘大吵了一场。吵后，她声言不干了，要歇工。
陈干娘会洗衣服是出了名的。祖母常在背后贬低她，说她一副男人相，是个吃苦的命。不论是用皂角或者洋碱，她照样把衣服洗得干净、清爽。
一次到渠上洗衣服，祖母一时高兴，特别吩咐备辆轿车给她坐。两大包衣服塞到车里边，陈干娘穿得齐齐整整，依窗而坐，像走亲戚似的。我同赶车的并排坐在车门口，观看车外的景致。初夏的田野，麦田像波涛起伏的大海，粼粼滚动，赶车的在空中甩着响鞭，大黑马平稳地跑着碎步，轿车简直像一只小船，在麦浪间轻轻滑行。
“陈干娘，你可快熬成老太太啦。”赶车的调侃道。
“咋？等我儿当了大官，敢情我不是老太太！”陈干娘抚抚我的肩头，大笑起来。
“喂，将来你当啥官？”赶车的向我眨眨眼睛。
“同你一样，磨倌。”我说。
陈干娘笑得前仰后合，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
“好好好，你当磨倌，妈有白面吃。”
轿车到了渠上，渠上的五亲六故家的媳妇闺女们听说陈干娘洗衣服来了，都拿着棒槌出来帮忙。一时间河沿上坐了一长排女辈，捶衣声、说笑声洒满了河滩。陈干娘抡起粗壮的胳膊，一边捶衣，一边同媳妇闺女们搭话。
白沫沫在清清的河水里漂起一层又一层，陈干娘说说笑笑，那张映在水波里的宽大的挂满汗珠的脸庞，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一群好奇的鱼儿，在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瞧着河沿，好像也想同陈干娘说点什么似的。
一面洗，一面在河滩里晒，两包衣服很快打点完毕。收衣服的时候，我看不见陈干娘，就顺着河滩去找。转过一个河湾，我看到陈干娘正坐在一棵老槐树下，对着树下的深潭掉泪。我一惊，急忙跑上去抱住她的肩膀。
“妈，你哭啦？”
陈干娘擦擦泪，掏出一封信给我。“儿，你再给妈念念，妈找学校的张先生念过一遍……”
信是陈干娘的大女儿写来的。发信日期差不多已是一年前了。信上说，她爹前年就病死了。她奶奶和她二妹，去年也死了。家里没东西吃，是饿死的。
“接信前，我就听到过一些消息，可我不敢相信。”陈干娘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哭着向我述说起她的家事。
她的三女儿生下来七个月，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只好撇下三女儿，来我家当奶妈，那时我才四天。
我也哭了，但我不敢相信陈干娘会哭，不敢相信整日乐乐哈哈的陈干娘心中会有这么多苦！
“今日来洗衣服，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场，我不能在你们家哭呀，在你们家哭，你奶奶会不高兴的，我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可是泪多了，肚子里装满了，就咽不下了呵！”
听了陈干娘这一番诉说，我怔了。我第一次听到陈干娘把“我们家”说成“你们家”，第一次知道这位用乳汁和汗水帮人家带大三个孩子的陈干娘，在那个家里连哭都是不行的！凝望着一潭碧水，我感到这人世间的事太难理解，太难说清，一股浓重的悲哀，像冷冽的泉水一样，带着说不出的寒冷，浸透了我的稚嫩的心。
回家的路上，陈干娘依旧同赶车的说笑，我却哑然不语。
两年后，陈干娘同厨房的大师傅相好，生出许多闲言碎语。特别是大娘，总在人前人后阴阳怪气地贬责陈干娘。忽然，人们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连我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
陈干娘走了。她走的那一年，我已经十一岁，用不着再吃她的奶了。
后来，我会忽然问自己：谁干净呢？那些贬责陈干娘的人们干净吗？我这个吮吸陈干娘的乳汁长大的孩子干净吗？
（选自《旧京，旧京》，有删改）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二）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三）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
于是之
陈丹青
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
②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蹿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③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了。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了！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④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的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⑤开春，于是之竟给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看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⑥翌年我出国去。读到一篇于是之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⑦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选自《多余的素材，有改动》）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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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演好自己的偶像剧
——专访方文山
他身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才华”，另一个是“相貌”。有“粉丝”这样评价他：“横溢的才华吓跑了脸上的帅气。”还有人描述他的长相：“有惊无险，像街头的寻常路人。”最损的莫过于吴宗宪“歹毒”的大嘴：“看看他的词，再看看他的脸，你才明白，原来上帝是多么公平！”
他便是方文山，周杰伦的“御用”词人。从《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直到今天感人肺腑的《菊花台》，方文山用天马行空的文字与瑰丽的想象一次又一次冲击我们的感官，他几乎包办了周杰伦所有脍炙人口的精品，成为今日歌坛中无法撼动的“指标性人物”。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你曾以亲身经历为范本写过一本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之所以有如此感悟，是否因为自己的成长故事充满励志色彩？
方文山：成长对我来说，并非一帆风顺。我出生在台北一个小乡镇的普通家庭，家境不好，很小便开始勤工俭学了。每到寒暑假时我一般都会外出打工，比如送报纸、当餐厅服务员……当时也会觉得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蛮感激。因为有过那些困顿、不如意和苦难，今天的自己才会懂得惜福。
记者：电影和写作曾经是你的理想，为何却写了歌词？
方文山：当年我本想进电影圈发展，但是行业不景气，只好退而求其次写歌词。我想，总有一天，自己会慢慢靠近电影圈的。当时我的工作是安装防盗系统。工作时，我会随身带纸和笔，边工作边想歌词。有时突然想到一句好词，赶紧拿出笔把歌词记下。就这样，一年下来写了一百多首，四处投递出去。最终只有宪哥（吴宗宪）回了我的电话……
机会显然眷顾方文山。当吴宗宪幸运地光顾之后，周杰伦又呼啸而来。
记者：周杰伦给你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方文山：我们同时被宪哥签下词曲经纪约。起初对杰伦的感觉是：这个年轻人有些与众不同，做事酷酷的。接触久了，我发现他的确有资格酷。比如他钢琴弹得的确不错，音乐的确比别人更有创意，一年后，他又签了歌手约，显然是可造之才。
记者：关于你和周杰伦彼此的作用，很多人都在探讨甚至争论不休。你自己认为呢？
方文山：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曲是架构，词是衣服。杰伦的曲天生已经很匀称了，旋律本身已经很动人，即便没有我的词，它一样存在。我只是帮他的旋律加画面，提供故事，让它更有血肉。
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搭档不是周杰伦，而是别的歌手，你的歌词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
方文山：我想不会。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曝光平台。杰伦的曲风便是强有力的曝光媒介，这种强强联手的效果便是“1+1=3”。
目前，“粉丝”们为方文山与周杰伦的地位吵得不可开交。一种说法是周杰伦捧红了方文山，另一种说法是方文山成就了周杰伦，更有观点认为：这个年代，如果没有周杰伦，音乐将会很寂寞；如果没有方文山，周杰伦也会很寂寞。
记者：你觉得，你的歌词能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方文山：风格。创作歌词时，我会故意强调段落与段落不见得有关系，但阅读时依旧有主题。我强调一种整体感觉，这在《爱在西元后》有着很好的体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不想当自己。
方文山：几年来，我在圈内看到许多年轻人不想扮演自己，永远羡慕别人，成天幻想当周杰伦、刘德华。与其羡慕别人，耽误自己的人生，不如做好优秀的自己。
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今天，人人都憧憬着由麻雀变成凤凰。只是，变成凤凰的方文山却一再提醒：先甘心当一只麻雀，潜心演好自己的偶像剧。否则，既错过麻雀的欢愉，又无法企及凤凰的荣耀，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啊！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啊，我明白了……”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请品味“失神”和“充满深情”的表达效果。
真的猛士钱玄同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四十，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相互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吊唁。
钱玄同一生狂放不羁。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的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做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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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
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
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他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
先卖给赶火车的顾客
老张立即征得前面顾客的同意，很快给他称完糖，又告诉他应该在哪儿坐车去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