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当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丰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的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的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 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划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年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追悼志摩
胡适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讯，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地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是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佬，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
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民国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坠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
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里种出了无数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走了！他有一首咏黄鹂的诗，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的悲。我们静着望，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他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
印象中，成熟的向日葵，花盘都是低垂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一阵晨风拂过
②可我家的这几株向日葵初出茅庐
③所以有诗人赞叹，愈是成熟，愈是谦虚
④在绿叶一片低沉而嘈杂的合唱中，传出她们清亮而高亢的欢叫
⑤依然高昂着头，开心而单纯地笑着，就像稚气未脱的乡野小妹子
⑥尚不懂得伟大的谦虚，也不懂得虚伪的世故
神曲《江南Style》红遍全球，其标志性的“骑马舞”被我国许多中小学改编成课间操。为何流行娱乐无所不为？是向往个性自由成了人心的共同追求，还是“泛娱乐”时代让人心浮躁？我们并非食古不化 ， 也绝不歧视流行文化，只是认为纯娱乐的东西只适合在娱乐圈风靡 ， 不应在校园肆行。我们不能为了猎奇和新颖就将课间操简单娱乐化，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科学性。
呵，母亲
舒婷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
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
紧紧拉住你的衣襟。
呵，母亲，
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
生怕浣洗会使它
失去你特有的温馨。
呵，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退色呵，
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呵，母亲，
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
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
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祭品，
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
给花、给海、给黎明。
呵，母亲，
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
我的记忆
戴望舒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的喧嚣，
但在寂寥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
它的声音是低微的，
但是它的话却很长，很长，
很长，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
它的话是古旧的，老讲着同样的故事，
它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唱着同样的曲子；
有时它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
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太息。
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凄凄地哭了，
或是沈沈①地睡了，
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
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注】①沈沈：即“沉沉”。
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韩石山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然而，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他的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弄个博士不是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天才。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是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一九二七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之争”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一九二七年春天，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办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又创办《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梁实秋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骇怪的是，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
（选自《读者》，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