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怜悯是人的天性 知识点题库

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三峡水利工程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谁这样想，谁就会_____________科学，最终将危害科学。

②两国“重启”关系的进程表明，虽然两国都有尽快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但事实上，彼此对对方的一些_____________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③他行动和生活，都_____________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全都不恰当的一项是（   ）

①中国女子柔道选手在人声鼎沸的赛场上能做到充耳不闻、心静如水，而一旦发力，就令对手不寒而栗。

②如果有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是无动于衷 ， 还是伸出援手？对于有良知的人来说，应该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③总有一些人自以为道德高尚、怙恶不悛 ， 不按法律办事，依照自己的道德规范维护所谓的“正义”，最终害人又害己。

④他体会过患病无钱医治的滋味，感受过被免掉三四千块钱医药费的幸福瞬间，所以他对窘境中的病人能感同身受。

⑤阅读写景抒情的散文，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力求设身处地 ， 感受作者心灵的颤动，体会作品所描述的美景。

⑥面对公交车上正在抢劫的歹徒，春节回家探亲的军人小礼明目张胆 ， 挺身而出，制伏了凶悍的歹徒。

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填入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    。    。    。    。    ， 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①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②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人格

③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

④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领袖

⑤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

⑥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

《修辞立其诚》重点1  作者围绕“立其诚”，是按照怎样的思路展开思考和阐述的？试简要分析。

重点2 《怜悯是人的天性》的作者是一位造诣颇高的哲学家，谈论的又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文中又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文献，为什么文章没有给人艰涩难懂的感觉？

难点  课文第7、8两段，阐述“学说、言论、文章”诚伪问题，但文中却没有提到“诚伪”，作者这样写是不是偏题了？请结合文章进行分析。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你认为“修辞立其诚”对我们有哪些方面的启发？

文章围绕“怜悯是人的天性”这一核心论点，是怎样一步步展开论述的？

如何理解卢梭所说的“怜悯”？结合本文和课外搜集的资料分析一下。

本文中，卢梭讴歌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所具有的“怜悯心”，但是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他生活的年代找到这样没有失去本性、忠于本心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那么，他是如何正面论述“怜悯是人的天性”的呢？

卢梭与孟子都对人类的同情怜悯之心进行了深刻阐发，甚至他们用以阐述这种情感的故事都有着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都持“性善论”的观点。查阅有关资料，说说你对二人观点的理解。

概括下面这段文字的主旨，不超过30个字。

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迅猛发展，而中国在这些方面落后了。我们应当立志图强、奋起直追，虚心向西方学习，凡是好的、有用的都应该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如果因此丢弃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根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那恐怕就要成为民族罪人了。历史证明，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标志文化特质、体现文化灵魂的哲学思维传统，那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终究要被淘汰出局。况且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哲学思维个性，更应该发挥所长，为创造人类的新文化和新哲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文化概论（节选）

张岱年

如何以普遍的规范来协调个体之利与整体之利？这一问题在传统文化中便展开为义利之辩。

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而儒家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又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儒家的观点，义作为当然之则，本身便有至上的性质：“君子义以为上。”这里确认的首先是义的内在价值。后来的宋明理学进一步通过义与天理的沟通，对义的内在价值作了论证：“义者，天理之所宜。”“理”具有普遍必然的品格，义所以具有至上性，即在于它体现了“理”的要求。

义一旦被赋予内在价值，便同时成为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如果行为本身合乎义，则即使它不能达到实际的功效，也同样可以具有善的价值，所谓“惟义所在”，便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儒家往往将义（当然之则）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行义）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抽象道义论的性质。不过，“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培养崇高的道德节操等方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惟义所在”的律令，往往具体化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并出现了不少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就此而言，道义的原则确实可以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导向。

肯定“义”的内在价值，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事实上，儒家并不绝对弃绝功利。孔子到卫国，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风尚如何，相反，倒是开口便盛赞该地人口众多。当他的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回答：“富之。”“庶”（人口众多）和“富”在广义上均属于利的范畴。按儒家之见，利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恶，从社会范围来看是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这样。“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亦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对于义，利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

一般来说，利首先与个人或特殊集团相联系，而个人（或特殊集团）之利往往并不彼此一致，因此，如果片面地以利作为行为的唯一准则，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与利不同，“义”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唯其如此，故能对特殊的利益关系起某种调节作用。历史地看，儒家突出“义”的普遍制约，反对唯利是求，这对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的稳定，确实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以义制利”的要求与“义以为上”的观念相结合，往往又导致了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功利意识的过分压抑，则常常容易弱化社会的激活力量。从这方面看，儒家以道义原则抑制功利原则，又明显地有负面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