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知识点题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会不会抓落实、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锻炼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既要      ， 也要冲锋陷阵，切实解决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工作措施不落实等突出问题。贫富差距加大会影响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所以解决贫困问题 。

脱贫任务艰巨，到2020年7000多万农村贫国人口脱贫，需要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    ），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      地推进难以完成的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 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袁隆平在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他是怎样解决的？

请给下面这段新闻报道写一则标题，不超过35字。

新华社长沙11月3日电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11月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日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的具体情况。在发布会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提出了自己短期内的两个高产“小目标”。

“双季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接下来的目标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袁隆平说，长期目标就是继续追求自己的“禾下乘凉梦”，而短期目标一个是争取早日实现杂交水稻双季亩产2000公斤，一个是希望将目前实施的“三一工程”升级为“两一工程”。袁隆平希望能够将“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变成“两分地养活一个人”。

下列各句中，标点省略号作用不相同的一句是（        ）

  阅读下面文本，完成下面题目。

材料一：

某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新闻：一男子因要钱不成殴打六旬母亲，遭到周围群众的强烈谴责。面对镜头，他居然说：“来拍吧，拍近点，这下我就出名了，比李易峰还要出名。”

材料二：

一学生在值日时，积极劳动，却招来某些同学“假积极”的嘲讽，让其觉得“很受伤”。

到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针对上面材料中男子的言辞和学生积极劳动招致的结果，你会对两人分别说些什么呢？（每小题回答不超过40字）

①面对殴打母亲不以为耻的男人，你对他说：

②面对受到讥讽深感受伤的学生，你对他说：

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填入下面横线处的句子，正确的一项是（     ）

⑴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①________。

⑵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扬扬告诉大家他的译法，②________，他也会欣然接受。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下面三个小题。

杂交水稻之父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一次盛会。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这时，屏幕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际同行的推崇，确实使袁隆平感受到了心智与汗水的价值，以及来自光明正大的竞争对手的真诚友谊和温暖。想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至今仍然把自己看做湘西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土老帽儿，把杂交水稻技术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袁隆平内心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会后，袁隆平跟斯瓦米纳森博士开玩笑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我就是特意要给您一个惊喜呀！”“可我1980年第一次应邀来合作研究时，您竟然给我定了个每月800美元的实习研究生工资！”袁隆平笑着说。那一次他向斯瓦米纳森提出严正抗议，准备拂袖而去。经斯瓦米纳森反复道歉，极力挽留，并把他重新定为特别研究员，每月工资提到1750美元，他才留了下来。

“哈哈，您还记得那件事呀！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看您在国内地位也很低似的，这里给您待遇太高，反而使我们丢份。加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亲眼见过成功的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所以定的工资估计为您在国内的10倍，想来您该可以接受。没想到您还很有气派！而第二年我们就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科技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一直为那件事感到内疚。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斯瓦米纳森爽朗地一笑，便竹筒倒豆子般地把那件往事兜底揭穿了。

“哈哈，原来阁下您也曾亲自参与歧视我的‘勾当’啊！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可是，到了您这里，拿多少钱可就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您‘斗争’到底啊。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这就像我们国际科技界的朋友们，实际都是同一阵地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正因为在同一块阵地上竞争，才有机会成为朋友啊！我和您一见面就‘打了一仗’，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将会更加长久，是不是？”袁隆平说。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世界。为此，他被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西瑟罗纳先生介绍袁隆平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说：“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他专门花钱雕了一尊汉白玉的袁隆平石像供在家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国外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去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短见浅识。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庄志霞《袁隆平传》)

阅读课文《“探界者”钟扬》，回答问题。

“探界者”钟扬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有众多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团队发现了它。钟扬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英雄”少年

1978年，湖北黄冈一所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像英雄一般。

钟扬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父亲是当地的招办主任，为了避嫌，父亲不让他以在读生身份提前参加高考，在与父亲赌气的同时，钟扬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考试，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在钟扬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钟扬的母亲王彩艳回忆，钟扬在考上少年班以后就开始补习数学、物理，因为老师说他这两门考得不好。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

那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那时，他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钟扬的妻子也感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

和钟扬外向热情的性格相比，他的妻子就显得内向了许多。那时候，工作调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上不愿和父母分居异地，妻子对于与钟扬的婚事一直犹豫不定。

一次，张晓艳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武汉，钟扬在车站接她时突然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把证明开好了。

“什么证明？”张晓艳问。

“我们的结婚证明啊。”

“我还没同意呢，你怎么就把这个证明开了呢？”

“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到时间了。”

“于是我就这样有点‘被胁迫’地领了结婚证。”张晓艳笑说。

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系里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起，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扎根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宝库”。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钟扬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一位同事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21教育网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麹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科学队长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自博馆”）参与写作的500多块图文展板之一，很少有人知道，这细腻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这位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理工男之手。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她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设计部主任知道钟扬太忙了，因此想拜托他帮忙牵线或引荐一些专家。令她没想到的是，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没什么回报、时间紧的“烫手山芋”。

“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和他预约时间，他总是爽快答应。”设计部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2001年起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他使用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有时是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有时是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是钟扬的学生，她见证了导师这些年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2003年～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网红书”。“《大流感》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风格多变，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洋洋告诉大家他的译法，当然偶尔会被我们反驳，他也会欣然接受。”赵老师回忆。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为全国中小学生义务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来自上海实验中学的一位同学就深受他的感染。

“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这位同学说。

“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在钟扬的鼓励下，同学们在学校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另外，钟扬还帮这个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并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同学们排练。

钟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做科普？他的学生认为，与其说科普，不如简单地说是他愿意教人。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他的学生说。

“接盘”导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老师分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睹了不少钟扬在收学生时的“奇葩”事儿。

“我们每个人招研究生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别多，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大儒说。

卢大儒发现，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较差的学生，或者不太好调教的学生，老师不喜欢，就会‘流落街头’。还有学生跟导师相处以后有一些矛盾，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

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兜底。“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以后在他的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位置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钟扬的“暖”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对吧，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回忆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学生是钟老师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进来的。“这些同学由于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于是，钟扬的学生就像古代的门客一样“各显神通”，有做科学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从事创新创业的。钟扬停不下来的点子和“脑洞”，就这样在他每个学生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秘密。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钟扬的同事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西藏大学的老师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钟扬的同事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显示出，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阅读课文《“探界者”钟扬》，回答问题。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麹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5月11日，中国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刊为此专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万人。你怎么看这一数字？

黄文政：普查人口总数达到14亿与之前官方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基本吻合。这验证了过去十年的实际生育率没有抽样调查显示的那么低，但也已经非常低了。从对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来说，总人口数据是超过还是不到14亿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总人口这个数据之外，你认为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还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黄文政：我比较担心的是，人口总数超过14亿了，会淡化人们对超低生育率的感受，从而让很多人认识不到大力鼓励生育的紧迫性。“七普”公布实际数据表明，2020年的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非常低的生育水平。这些才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三联生活周刊：与总人口14.1亿相比，为何出生人口、总和生育率这些数据更值得关注？

黄文政：因为我们之前预判，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大概会在2023-2025年之间出现。不过，这些判断是基于2010年的“六普”人口结构数据以及近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而且也没有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死亡人口为998万人。中国的出生人口自2016年开始是逐年递减的，分别是1786万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到2020年是1200万。由于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原因，这个下降趋势将会持续，而死亡人口则逐年上升。因此，中国人口大概率在“十四五”期间进入负增长。

疫情发生可能会导致一个短期的生育低潮以及随后的补偿期，这有可能使这个拐点提前，并导致拐点在几年的时间内拉锯式地摆动。但长远来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出生人口塌陷。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这将是一种“塌陷”？

黄文政：因为首先，当下育龄女性的数量在快速萎缩，育龄女性就是潜在的母亲数量。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目前22岁到35岁的女性是生育主力，在未来10年，这一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也将锐减30%以上。其次，新一代人的生育意愿更低。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结婚，结了婚也是丁克，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提升，以及房价、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等，都导致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是减少生育数量。

三联生活周刊：生育意愿下降的确在这些年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全面二孩”的政策就没有起到效果吗？

黄文政：“全面二孩”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它有明显的堆积效应，在这些年已经在慢慢地释放出来，导致效果也在逐步减弱。

各种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愿意生二孩的比例不到50%，这意味着在年龄结构和生育状态逐渐趋于稳定后，以后二孩的数量只会有一孩的一半，也就是说目前所生的二孩中，有一半是暂时性的堆积。如果不是二孩放开的话，这几年的数据就会不如现在，所以“全面二孩”的效果还是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本次“七普”人口数据公布之后，你怎么判断中国人口在未来10年甚至更远的走向？

黄文政：中国未来的人口会很快进入负增长“拐点”。但如果根据过去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那么未来10年人口下降的幅度会趋缓，可能会进入一个平台期。

三联生活周刊：从政策角度，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

黄文政：首先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我们认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今年应该就可以全面放开了，但仅仅全面放开可能也无法逆转这个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不只要全面放开，还要鼓励生育。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很多国家都在做。鼓励生育真的不是简单说说而已，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个具体取决于政策高度了。如果政策提升到比经济短期发展更重要、关乎国家未来的角度，跟环保、扶贫等政策相提并论，肯定还是有办法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我们要花非常大的力气，才再进一步提高到更替水平。这个是高度，取决于政策的选择，取决于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口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本次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占总人口18.70%，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但你一直强调“少子化”才是最大的危机。为什么？

黄文政：老龄化其实是“少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孩子少了，老年人才相对多了，如果小孩足够多的话，老龄化的问题就没有这么糟糕。

（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2002年4月《科学》杂志介绍中国科学家完成的籼稻基因组测序工作，到今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称赞我国水稻研究，说明中国的水稻研究已经引领世界。

从跟跑、并跑，直至领跑，中国的水稻研究是如何走向卓越的呢？与今天人们更加关心健康不同，用“7%的耕地能否养活22%的人口”，也就是粮食安全，是20世纪的中国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1994年，植物分子遗传学家李家洋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了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回国后不久，他从拟南养的研究转向了水稻的研究。提起这一转变，他说，这是为了和当时国家的需求相契合。随后同样回国到遗传所工作的储成才和傅向东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参与了“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承担了第4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之后，中国主导的“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1年，中国联合研究组后来居上完成了籼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绘制。

在科研人员眼中，水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作物，而且也是非常理想的单子叶模式植物。水稻的基因组较小，在作物中第一个完成了测序，加之较容易转化，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进入了这一领域。育种家负责培育新品种，水稻的基础研究者负责了解机理，这两者各有侧重。中国职业化的育种工作由来已久，大量的水稻突变体材料为水稻基础研究提供了便利。而育种家通常也会从生产角度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基础的和育种家的有机组合，是水稻研究走在前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傅向东说。

虽然与育种家合作，创制优质水稻品种，但储成才认为，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宜片面强调应用和产业化目标，基础研究常常需要耐心，研究结果的产生需要积累。就拿他认为自己“最有用”的一项关于粳稻氮肥利用效率的研究来说，前前后后也经历不少时间。四川农业大学陈学伟研究组关于“稻瘟病”的研究，从开始到成绩的取得也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

（ 摘自《科技日报》 ）

材料二：

北京时间4月26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报道了“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成果。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主导，联合国际水稻研究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完成，这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专家大协作的重大成果，体现了中国农业科学在水稻基因组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位置。

“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这一重大科技成果将推动水稻规模化基因发掘和水稻复杂性状分子改良，提升全球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水平，加快优质、广适、绿色、高产水稻新品种的培育。此次研究成果的发起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黎志康认为，此次研究成果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深入分析和更多数据产生，包含水稻全部优良基因多样性的数据库将更加庞大与精细，可以从中找到与任何性状相关的关键基因，并应用到育种实践中。这将为培育高产、优质、多抗水稻新品种奠定基础。

（摘编自常理《设计水稻不再是梦》，《经济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黎志康等人完成的最新成果，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遗传多样性，对水稻的起源、基因、分类和进化规律有了全新的更深入的认知。

这一成果表明，中国夺回了对水稻命名的部分话语权，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范通过杂交等手段发现了籼稻和粳稻的区别。当时，加藤把粳稻称为“印度型”，把日本栽培极广的粳稻称为“日本型”。自此，籼稻和粳稻在国际上就一直沿用此命名。然而，中国科学家对代表了全球水稻种质约95%多样性的核心种质的3010株水稻的基因组研究表明，这种命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研究结果，中国研究人员首次提出，水稻的籼、粳亚种是独立的和多地起源，要求恢复使用籼、粳亚种的正确命名。在化石证据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植物考古学家日前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在位于浙江省龙游县的荷花山遗址中找到了距今1万多年的野生稻存在以及逐渐被驯化的证据，从土壤剖面中提取的植硅体来自一些野生稻叶片和稻壳。研究人员再次认定，水稻的起源和驯化是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在中国推广种植后，很快传到东亚近邻国家。3000多年前，中国水稻传至朝鲜、日本。到了汉代，中国粳稻传到菲律宾。公元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美洲以至全世界。

但是，这与水稻基因组研究的结果有差异——中国研究人员从基因组获得的证据则提出，无论是、粳稻亚种都是独立多地起源。

研究人员对来自全球的3010株水稻的基因组测序后，发现亚洲栽培稻品种间存在9万个微细结构变异，同时发现了1.2万个全长新基因和数千个不完整的新基因。研究人员再次挑选出453份测序深度较高的水稻样本，分析核心基因家族。和分散式基因家族，得出籼、粳稻亚种都是独立多地起源的假说。

显然，未来需要对这两种证据进行整合，同时补充证据，才能得出更可靠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摘编自张田勘《基因和化石结合探寻水稻起源》，《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杂交水稻之父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这时，屏幕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际同行的推崇，确实使袁隆平感受到了心智与汗水的价值，以及来自光明正大的竞争对手的真诚友谊和温暖。想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至今仍然把自己看作湘西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土老帽儿，把杂交水稻技术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袁隆平内心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会后，袁隆平跟斯瓦米纳森博士开玩笑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我就是特意要给您一个惊喜呀!”“可我1980年第一次应邀来合作研究时，您竟然给我定了个每月800美元的实习研究生工资!”袁隆平笑着说。那一次他曾向斯瓦米纳森提出严正抗议，准备拂袖而去。经斯瓦米纳森反复道歉，极力挽留，并把他重新定为特别研究员，每月工资提到1750美元，他才留了下来。

“哈哈，您还记得那件事哪!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看您在国内地位也很低似的，这里给您待遇太高，反而使我们丢份。加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亲眼见过成功的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所以给您定工资估计为您在国内的10倍，想来您该可以接受。没想到您还很有气派!而第二年我们就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科技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一直为那件事感到惭愧。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哈哈，原来阁下您也曾亲自参与歧视我的‘勾当’啊!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可是，到了您这里，拿多少钱可就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您‘斗争’到底啊。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不打不相识’。这就像我们国际科技界的朋友们，实际都是同一阵地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正因为在同一阵地上竞争，才有机会成为朋友啊!我和您一见面就‘打了一仗’，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将更加长久。是不是？”袁隆平说。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全世界。为此，他被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西瑟罗纳先生介绍袁隆平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 000万人的吃饭问题。”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说“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他专门花钱雕了一尊汉白玉的袁隆平石像供在家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外国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见识短浅。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庄志霞《袁隆平传》)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杂交水稻的研究，“90后”袁隆平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中。“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这是袁隆平的名言。半个世纪以来，袁隆平一身泥、一身水，奋斗在田间，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他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二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也曾多次赴印度、越南等国，传授的杂交水稻技术以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他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卓越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等多项荣誉。

袁隆平表示，水稻是① ，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因此，②对保证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每一次挑战，都是对初心的坚守；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意志的考验；每一次前行，都是对目标的追赶。多年坚持下田的袁隆平，早早披上了“下田黑”，那是紫外线照射后的作品。有人感叹：袁隆平长得比农民还农民。如今，袁隆平虽已功成名就，但依然奔走在田间，为他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而努力。他的团队在内蒙古兴安盟1000亩盐碱地水稻基地完成试种测产。该基地pH接近9，盐度高于0.6%，属于不毛之地。现在，这里不仅长出了水稻，试种结果还远远超过了预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新闻。不超过30个字。

今年9月28日，由袁隆平挂帅的“海水稻”项目将在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的试验基地等国家示范基地进行实地测产。专家公布了海水稻理论测产结果最高为亩产620.95公斤，远远超出了预估的亩产300公斤，这一数字基本追平了淡水稻的平均亩产量。这意味着中国高产海水稻试种成功。

全球有9.5亿公顷盐碱地，其中1亿公顷(15亿亩)在中国，2.8亿亩可以开发利用。

袁隆平院士希望通过耐盐碱杂交水稻的研发和推广，让盐碱地像普通耕地那样造福人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釆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