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中学2021-2022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12月月考试卷

材料一：

故乡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从《诗经·采薇》开始，历代骚人墨客就写之不倦。故乡从古代诗词的意象扩展为现当代小说、散文的题材，融入了作者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不再局限于乡愁。现当代小说、散文在叙写故乡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经验，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变迁。

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丰子恺的《故乡》写于1935年，薛忆沩的《故乡》写于2021年，这三个时间点蕴含了不同的时代内容。

1921年新文学刚站稳脚跟，这时候鲁迅发表《故乡》，题材别开生面，见识独到。鲁迅正视眼前故乡被贫穷、混乱和破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真实境况。“我”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待到看见来访的儿时玩伴闰土，一个儿时天真活泼的玩伴被岁月折磨成了不折不扣的老汉。现实的故乡是没有什么留恋价值的，故乡的美好只存于回忆之中。鲁迅用动情的笔墨回忆起儿时脑中那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这幅“神异的图画”的重点不是二十年前故乡的生机勃勃，而是人间的温情、生命的勃发和勇敢。古代诗人不满意的是身处他乡的眼前处境，他们发现故乡寄托着未来的希望，故乡才是美好的。鲁迅的笔下依然有美好，但这美好却早已迁移到不复实在的“神异的图画”中了，眼前看到的却是破落衰败的故乡。于是对鲁迅来说，就产生了人生最终归宿何处的问题，鲁迅的《故乡》是由回故乡始，离故乡终的。

丰子恺的《故乡》写于1935年，他对故乡的认知和当时的其他作家如写《边城》的沈从文、写《果园城记》的师陀都不一样。后者写出了略带哀伤的乡村牧歌，而丰子恺则直接戳穿牧歌的旧梦。他从古人以在故乡饮酒赏月为人生一大快事开始，认为很多“现代人”与此不同了，“即使也不乏喜欢对花邀月饮酒的人，但不一定要在故乡的家里。不但如此，他们在故乡的家里对花邀月饮酒反而不畅快，因为乡村大都破产了。他们必须离家到大都会里去，对人为的花，邀人造的月，饮舶来的洋酒，方才得其所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呢？丰子恺认为，“到了现今的工商业时代，人都离去了破产的乡村而到大都会里去找生活，就无暇纪念他们的故乡……他们就只有生活的地方，而无所谓故乡”。城市是一个造就不出故乡意义的地方，那里只供人们活着。丰子恺推测，故乡即使将来不为人所忘却，含义也将会改变。故乡失去古代诗词里充满乡愁的意味，仅存“乡”字的意义。丰子恺不祥的预言在今天仿佛已经实现了，证据就是从前填表都有籍贯一栏，如今籍贯不出现了，换作了出生地。籍贯的含义近乎故乡，而出生地就是“仅存的‘乡’字的意义”。丰子恺写作《故乡》的年代，刚好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所谓“黄金十年”的民国发展期。这十年经济成长快速，人口往城市集中，而这发展的另一面同时也是“乡村的破产”。

时间来到了2021年，小说家薛忆沩为读者奉上一篇同名作《故乡》。如果说鲁迅的《故乡》敲醒了千年的乡愁旧梦，而丰子恺的《故乡》预告了乡愁牧歌的无以为继，那薛忆沩的《故乡》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乡愁无处容身的图景。

鲁迅用“别了”一词来定格自己对故乡的感情，说明内心还存在归属于某地的认知，而且不否认那就是“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百年之后薛忆沩却生出自己“根”在何处的疑惑。“我”的还乡之旅首先遇到的是长沙已经日新月异到面目全非、难以辨认的程度。“我”根据记忆去寻找长沙最有名的米粉店，发现记忆与现实纯然脱节，那原来只是一条大约三米宽的小街，怎么现在变成了将近二十米宽的大道？城市建设的旧貌换新颜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也正是这天大的好事磨灭了关于故乡的诗意记忆，而记忆与现实的脱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挫折感。记忆无从对标现实，“我”只好换一家米粉店。可是已经吃不到记忆中的乡味，但得到店家意味深长的告知，“现在的长沙已经不是从前的长沙了”。长沙还是叫原来的名字，但眼前这个长沙所指代的地理空间和记忆中的那个长沙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建设的成就来讲，确实日新月异，造福百姓，但无奈它太快了，快到挑战人的记忆和心理接受的程度。

薛忆沩的《故乡》以一个温馨的故事结束，这与鲁迅的《故乡》不同。一百年前中国乡村正以其凋敝、破落的面目显示在世人面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待到百年之后薛忆沩来写回故乡的际遇，留下一个不一样的结尾。“我”见到了当年父亲帮他解决城市户口的“傻杜”。“我记忆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而从篮球场那边走过来的那位老人体形饱满，显得相当富态。”薛忆沩笔下的“傻杜”从潦倒变为衣食无忧，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或许也可以折射中国百年国家命运的反转吧。

（摘编自林岗《“故乡”的百年变迁—读鲁迅、丰子恺、薛忆沩同名作〈故乡〉》）

材料二：

故乡，很容易成就作家作品的地域特色，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莫言的东北乡，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都承载着作家的成长轨迹和个人情感。而包括贾平凹的秦岭乡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在内的一个个文学故乡被建构起来。

作家在小说中用庞大的文字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与那个作家的童年、故乡、知识、经历、愿望甚至梦境等相一致的世界。这种现象到新世纪时似乎变得“自觉”，与其说是作家的自觉，倒不如说是作家的地域特色越来越明显。比如，拿西部来说，先是路遥捧出了《平凡的世界》，接着是陈忠实推出了《白鹿原》，再是贾平凹奉献了《怀念狼》《古炉》等，将陕西那片深厚的土地挖得越来越深。这至少说明，故乡对一个作家很重要，故乡很容易成就作家的地域特色。

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化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也许一些作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贾平凹说，他要为家乡立传。雪漠说，他要把正在消失的故乡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生活过。作家们当然要把正在消失的故乡记录下来，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即将消亡的鄂温克族的回忆、记录和思索，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对故乡文化在发生巨变的深刻反思。

自然，文学是可以超越这些的，但是，文学在故乡驻足，在故乡落泪，在故乡留影，在故乡深思，最后将故乡写成一种文学形象，永久地留存于文学的天地，也是极其伟大的。

（摘编自徐兆寿《文学故乡的意义探寻》）

拴红头绳的鸡腿子

张爱国

1985年大年初三，一大早，我们堂兄弟姐妹十一人就冒雪来到二十里外的大姑家。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我们最盼望的，因为我们在大姑家有好吃好喝的，还可以疯玩。今年更不一样，三伯家的大哥腊月结的婚，新嫂子是第一次到大姑家，按风俗，大姑是要给她备个鸡腿子的。嫂子有鸡腿子，依大姑的性格，我们也不会没有。

一进大姑家的门，我就看见大姑家的大桌子和小桌子上都摆好了油果、麻饼和方片糕等茶点。大姑高兴坏了，先是拉着嫂子一番嘘寒问暖，又一个个摸摸我们的脸，和她比比高，然后叫我们坐席，吃茶。我年龄小，往年都是坐小桌子的，不料大姑却说：“国子，你今年十二岁了，该坐大桌子了。”我高兴得泥鳅一样挤进哥哥姐姐们中间。

当大姑笑着捧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鸡腿子时，我们一个个眼光呆直——这几年家里虽然养了几只鸡，但除了年三十晚上，至今连一块鸡皮都没吃过。

“这是你的，云儿。”大姑首先将一个鸡腿子放到嫂子面前，笑着，又像是命令，“你吃，一定要吃。”然而，当看到大姑放到我们面前的鸡腿子时，我们的眼光突然暗淡——这些鸡腿子上，都拴着醒目的红头绳。

昨天晚上，奶奶一再告诫我们：“明天到你大姑家，大姑一定给你们准备了鸡腿子，你们要看有没有拴红头绳。没拴，你们就吃；拴了，就是你大姑借来的，不许吃！”奶奶眼睛红红的，“你们去了，你大姑恨不得把她腿上的肉挖给你们吃，可是，唉……”

原来，这些鸡腿子只是大姑借来做做样子的，是为了尊重“一桌无二席”的习俗。

“大姑，我茶点吃饱了，吃不下。”我姐似乎吞了一口口水，笑着，把她的鸡腿子放到盆子里。

“我也饱了，大姑。”胖姐跟着说。

大姑看着她俩，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转而对嫂子说：“云儿，你吃，我撕给你吃。”大姑三下两下将嫂子的鸡腿子撕碎，还将一块鸡腿肉塞进她的嘴里。

我看着嫂子吃。虽然她想努力保持新媳妇的矜持，想尽量把嘴巴张得小一点，但只要鸡腿肉一进嘴，她嚼上三两下就吞进肚子里。我狠狠地吞下几口口水，目光又落到我的鸡腿子上：油晃晃的，散发着热气，热气里全是鸡肉的香味，直钻鼻孔。那根红头绳已浸透油水，变成暗红色，刺眼得很，可恶得很。

大姑又到厨房里忙去了。门外，谁家放起了鞭炮。弟弟妹妹们开始闹起来。我悄悄指着我的鸡腿子，低声对身旁的胖姐说：“我这个怎么没拴红头绳？”

胖姐看了看，惊异地说：“对呀，你的怎么没拴？”

“我今年十二岁，第一次坐大桌，大姑有意让我吃的吧？”我说，“奶奶说，没拴红头绳就能吃，对吧？”

“嗯。你运气好，吃吧。”胖姐看着我的鸡腿子，咂了咂嘴。

大姑过来时，发现我还在啃鸡腿骨上的那一小块脆骨，很吃惊，却连忙笑着走开。

不一会儿，我姐悄悄把我叫到大姑家后院，一把揪住我的耳朵：“谁叫你把大姑借来的鸡腿子吃了？你知道大姑借了多少家才借来这些鸡腿子的？”我姐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

“我的没拴红头绳，能吃。”我疼得龇着牙，“胖姐也看到的，真没拴。”

“扯谎！”我姐丢开我的耳朵，伸手从我口袋里掏出那截油乎乎的红头绳，“扯谎！打嘴！”我姐一巴掌打来。我急忙躲开。我姐又一把揪住我的耳朵，狠狠一拧。“啊——”我一声惨叫——我的耳朵本已冻伤，被她这一拧，撕心般地疼。

我哇哇大哭。

我姐也哭了，用袖口擦我耳朵上的血：“谁叫你好吃的？你把大姑借来的鸡腿子吃了，叫大姑拿什么还人家？你不懂事，你不知道心疼大姑，你不知道大姑都没了大姑父……”

“我的两个心肝儿。”大姑压抑着哭声跑出来，一把抱过我和我姐，将脸紧紧地贴在我们的脸上，眼泪决堤一般，“都怪大姑，大姑没本事……”

直到现在，每年去给大姑拜年，七十多岁的大姑都要给我们准备一个鸡腿子，虽然我们早已不再稀罕吃它。

（有删改）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 ， 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修起居注 ， 判礼部。   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 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

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秋日别王长史

王勃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

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

读书，属于一个人的寂静时光，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不由自主地         。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

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的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静夜抚卷的时候，那些因子如同香氛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了起来，独享其乐。读书让我们看见了天地间很多奥秘，还有更多奥秘让我们知道，而且不曾被人揭露 ， 我们就不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睥睨天下。你在书籍里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时间流淌，你就不敢奢侈，不敢         。

时光流逝，岁月不言。朝赏千篇，暮读万卷 ，          尽在心间。生命在书墨中渲染，这种随心惬意的时光，仿佛古人隐居一般悠闲自乐，沉醉不拔。

古人把书视为自己的情人、亲人，         ， 时时相亲，成为他们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如明代政治家于谦在《观书》一诗中所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最浪漫的事，莫过于与阅读长相厮守。

天和“核心舱”的发射是天宫空间站最重要的一步，，之所以是整个空间站的中枢，：第一，其他舱段和飞船都是对接到它“身上”的；第二，核心舱是航天员长期驻留的主要生活场所，不仅能够保证每名航天员都有独立的睡眠环境和专用卫生间，而且在就餐区配置了微波炉、冰箱、饮水机、折叠桌等家具，还配置了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抗阻拉力器等健身器材，；第三，核心舱是整个空间站的管理控制中心，而且具有长期自主飞行能力。

易中天教授在《闲话中国人》中说，人生有三“得”，即学习时沉得住气，成功后弯得下腰，失败时抬得起头。这三“得”也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准则和必备的素质。

对上述“三得”，你有何体验或思考？请选择其中的“一得”，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