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2021届高三语文5月模拟检测试卷

砚台是用来研墨的器具，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的历史悠久，古人对它的称谓可谓多矣。唐朝韩愈作《毛颖传》，称砚为“陶泓”；唐朝文嵩作《即墨侯石虚中传》，从此人们便称砚为即墨侯，如王迈诗云：“多谢吾家即墨侯，朝濡暮染富春秋。”苏轼为产于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写了一篇传记《万石君罗文传》，由此，“万石君”的名字亦流传开来。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砚已由最初的文房用具，逐渐演绎为精致的艺术品，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古人常以砚比德，俗谚也有“砚田有谷，耕之有福”的说法。民间常把祖传的砚作为家山显贵、家道兴隆、书香绵远的象征。人们还认为砚是文人秀士或达官显贵的宝器，有驱邪避妖、镇恶扬善的功能。（   ），现虽小，却承载着泱泱大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历千载不衰，传万代不朽，是我国艺术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材料一：

媒体评论家麦克卢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与之相时应的是口语文化时代、印刷文化时代和电子文化时代。

如果从信息等级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也是对信息的等级状况、获取方式及获取难易程度等方面的描述，它形象地指出了口语文化时代和电子文化时代在信息等级制度上的相似性。在部落中，信息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递，无论成人还是小孩，只要具备了成熟的生理结构就可以获取传递的信息。印刷文字打破了这种部落化，使得信息获取不再仅仅依赖于生理结构，而更加依赖于读写能力。在没有拥有读写能力之前，儿童无法也不可能介入到成人通过阅读所获得的丰富多样的信息世界，更无法进入到信息等级制度的上层，而且儿童学什么和怎么学都是由占据信息等级制度上层的成人设定的。因此，这种信息交流完全脱离了部落化的状态，不再是部落化阶段的亲密状态而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麦克卢汉将之概括为“非部落化”阶段。

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整个社会文化的信息等级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消融了时空语境。于是，无论是远隔万里的人们或事件的影像，还是多年以前的声音，只要一“机”（媒介）在手，我们都能转而易举地接触到。电子媒介打破了印刷文化的许多界限，使过去或若者未来，遥远的或者眼前的全部混为一团，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部落时代中与他人密切接触的状态。对此，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化“一词便简洁形象地表述出了电子文化阶段的信息等级状态。

当然，“重新部落化”阶段和“部落化”阶段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信息等级制度而言，在部落时代，信息等级制度虽然不像印刷文化所设定的那么严苛和步骤分明，但是，信息接收的限制依旧是存在的，即受到信息传播活动此时此地的限制。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控制受众的“在场”来实现信息的等级划分，并且可以通过对信息来源的考察进而确认信息的真实性与有用性。这个阶段的信息就本质而言，是个人性的和地区性的。但是，在“重新部落化”阶段，电子媒介传播的跨时空性突破了此时此地的限制，使人们可以轻易地接收到彼时彼地的信息。于是，原有的“在场”限制被消解了，而信息的本质也一变成为非个人性和全球性的。电子媒介不仅使信息的来源变得无法考察，更重要的是使信息变得完全无法控制。

于是，整个信息等级制度轰然坍塌。电子信息革命和图像革命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个迅速变幻的影像世界，电子媒介和图像媒介的勾联极大地削弱了童年概念存在所需要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度。而集它们之大成的电视则成为童年概念的最大威胁者和最强有力的瓦解者。面对电视展示的内容，成人无法像在印刷文化社会中那样对儿童所接触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干预，由此，成人丧失了对知识流动过程的控制，这个丧失的过程实质上是信息等级制度崩溃的过程。对此，美国的尼尔•波兹曼感到不安和担忧，他认为儿童应该在成人的引导下成长成熟起来，应该通过有序持续的学习活动获得“自律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的容忍度，具备抽象、有序思维这样高一级的能力”。

信息等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一等级中的信息对低一等级的群体而言是一个秘密。波兹曼认为，社会的文化禁忌、儿童的羞耻心和好奇心等应该受到保护，这种保护是通过成人有意识地控制信息来实现的。然而，电子媒介“从根本上是与隐私观念相对的”，根本没有保守和掩盖秘密的能力，尤其是电视，它不仅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而且它还以展示秘密、发掘文化禁忌作为自己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表面上看，波兹曼关心的是童年的消逝与否，但实质上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因为波兹曼认为一个没有羞耻的社会是无法长期存在的。

（摘编自吴晓恩《逃离电子文化的陷阱》）

材料二：

在口语传播时代，人们处于部落化的状态，由于条件的限制，交流更多地局限在语言符号的层面，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只能使信息在小范围内传播。文字的出现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视觉的延伸，一种线性的、逻辑的、阶层化、精英化的社会心理得以呈现，这是一个借由印刷技术带来的知识中心而“去部落化”的时代。而作为中枢神经延伸的电子媒介，让人们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去感知这个媒介所塑造的环境，它是“去中心”的，因而人类社会又开始“重新部落化”。

在麦克卢汉的观点提出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重新部落化”经由电视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演变为不争的现实。芸芸众生沉浸在无穷的网络链接中，在网络上形成自己的小部落，部落之间是平行的关系，无限延伸，没有中心。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

（摘编自贾海峰《对“重新部落化”的解读》）

文本一：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梁衡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召开，但很快就被巡捕监视上了。不得已，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之一李达，他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是她提议到这里来开会。8月1日，王会悟、李达、先从上海来到嘉兴，租好了旅馆，就出来选“会场”。他们登上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见四周烟雨茫茫，水面上冷冷清清地漂着几只游船，不觉灵机一动，就租它一只船来当“会场”。当时还计划好游船停泊的位置，在楼的东北方向，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第二天，其余代表分散行动，从上海来到南湖，来到这只小船上。下午，通过了最后两个文件，中国就这样诞生了，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

宋人潘阆有一首写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就是敢立于涛头的弄潮儿。一大之后，一出南湖便买船西行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振臂一呼，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这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人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他挺立井冈之巅大声说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这时，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谁曾想到，惊涛骇浪中，那只小木船上坐着的就是未来共和国的总理。蒋介石曾希望借中国大地上的江河阻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决胜。天险大渡河曾毁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但是当蒋介石围追红军于此，只见到远去的船影和岸边的草鞋。抗战胜利后，东渡黄河，问鼎北平。而东渡黄河靠的还是老艄公摇的一条木船，船仍然不大，以至于连心爱的白马也没能装上。中国革命的整个司令部就这样在一条木船上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不久就有百万雄师乘着帆船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们喜欢说他们是马上得天下，中国真正是船上得天下。是船上生，浪里走而夺得天下的啊。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是邓恩铭，这位从贵州南部大山中走出来的水族革命家，在山东从事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31年被杀害。接着是何叔衡，红军长征后，他在一次突围中，为不连累同志跳崖而死。以后脱党的有刘仁静，叛党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则成了党最长期的领袖。12个人中只有董必武再回过故地。1958年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想伟人当时胸中涛翻云涌，其思何如。

历史上第一个以舟水关系而喻治国驭世者，大概是荀子，后来魏征也把这个比喻说给唐太宗。他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我们这只小船航行到第24个年头，时在1945年7月1日，中国开过七大，胜利在即，将掌天下。民主人士黄炎培赴延安，与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黄问，如何能逃出新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答：“靠民主，靠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打造出一只共和国的大船。后来，红船航行到第71个年头，1992年，南巡再指航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扬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又一次勇敢地冲上浪尖。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中国已是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

南湖边上现在还停着这只小小的木船，烟消雨停，山明水静。游人走过，悄悄地向它行着注目礼。这已经是一种政治的象征和哲学意义的昭示。从贫无寸土，漂泊水上，到神州万里，江山红遍。党在船上，船行水上，不惧风浪，不忘忧患，顺乎潮流，再登彼岸。

（有删节）

文本二：

我喜欢梁衡散文，不仅仅因为他能巧夺天工般地驾驭语言，还因为他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立意，及其营造的意境和境界，读者可以在美的享受中与他的思想一起共鸣，这是梁衡散文震撼力和感染力之所在。

过去，教科书常言散文“形散而神不散”，表现方法可以不拘一格，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可以比较自由，只要中心思想明确而集中即是一篇好散文。梁衡却不这么认为，他的观点是：散文既然是一种艺术，就必须符合美的要求，在文章组织中要讲究描写之美、意境之美、哲理之美。所谓描写之美，就是“作者能将要说的事物客观地、清楚地写出来摆在读者面前。要求如实，不走样，能显示事物本来的美”；所谓意境之美，就是“作者在对某事物的描写或某种思想的表达中能产生一种美的氛围、意境，将读者引到一个美的精神境界”；所谓哲理之美，就是“作者在对客观事物作了描述，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并感染了读者后，又进一步升华到一种哲理思想上，并理出一种新理念，创造出一些警句哲言，将其‘定格’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进行创作实践的。

（摘编自张维佳《梁衡散文的意境和境界》）

高闶，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执政荐之，召为秘书省正字。时将赐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他说，从之。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寻迁著作佐郎，以言者论罢，主管崇道观。召为国子司业。时兴太学 ， 闶奏宜先经术，帝曰：“士习诗赋已久，遽能使之通经乎？”闶曰：“先王设太学，惟讲经术而已，国初犹循唐制用诗赋，神宗始以经术造士，遂罢诗赋，又虑不足以尽人才，乃设词学一科。今宜以经义为主，而加诗赋。”帝然之。闶于是条具以闻。其法以《六经》《语》《孟》义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又次之。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尽以此为法，且立郡国士补国学监生之制。中兴已后学制，多闶所建明。闶又言建学之始，宜得老成以诱掖后进。乃荐全州文学师维藩，诏除国子录。维藩，眉山人，精《春秋》学，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荐之。新学成，闶奏补试者六千人，且乞临雍，继率诸生上表以请。于是帝幸太学，秦熺执经，闶讲《易·泰卦》，赐三品服。胡寅闻之，以书责闶曰：“阁下为师儒之首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扫地矣”闶少宗程颐学。宣和末，杨时为祭酒 ， 闶为诸生。胡安国至京师，访士于时，以闶为首称，由是知名。闶除礼部侍郎，帝因问闶张九成安否，明日，复以问秦桧，桧疑闶荐。中丞李文会承桧旨劾闶，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尝使姚孚请婚，闶辞之。其著述有《春秋集传》行于世。

（选自《宋史·高闶传》）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①（其一）

杜甫

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②文翁再剖符^③。

但使闾阎^④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

鱼知丙穴^⑤由来美，酒忆郫筒^⑥不用酤。

五马^⑦旧曾谙小径，几回书札待潜夫^⑧。

【注释】①此诗作于广德二年，杜甫自阆州赴成都途中，此时当为严郑公第二次担任剑南节度使。严郑公，即严武，宝应元年，严武由剑南节度使入朝被封为郑国公。②直为，只为。③文翁，汉代景帝时的蜀郡太守，仁爱好教化。符，古代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遣兵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属为之，剖之为二，各存其一，用时相合以为征信。④闾阎，里巷，泛指民间。⑤丙穴，左思《蜀都赋》：“嘉鱼出于丙穴。”⑥郫筒，盛酒之器，亦酒名。⑦五马，太守为驷马，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为五马。⑧潜夫，诗人自比。

疫情爆发让各国都更加重视对传染病仿真系统的研究。当传染病暴发时，人们能基于各项数据建模，估算出它的传染速度、危险程度等，为开展应急处置策略提供依据。早在1927年，传染病学领域就提出了经典的“仓室模型”，根据是否感染、康复等标准，      ①    ， 针对人群在不同仓室间的转移概率，使用微分方程来建模求解，进而完成相关估计和预测。不过，现实情况往往      ②        ：城镇化加快、国际经贸发展、社会交往增加等，使传染病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危害也更大。人们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更加精确的模拟，“基于个体模型”应运而生。与“仓室模型”         ③      ， 它将每个人视为独立的对象，通过模拟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自下而上地对宏观层面的复杂动态进行诠释，推演出系统的宏观结果。

近日，在广西某小学的课堂评奖中，老师特意给一个本学期表现平平的男生颁发了“最具期待小明星奖”并带领同学们为他鼓掌加油。领奖时，男孩忍不住流泪哽咽，并坚定向老师承诺“今后会变得更加优秀”。如此温馨感人的画面引得众多网友直呼：这场别开生面的“鼓励教育”真是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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