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22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专题10：论述类文本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材料一：

杜甫看过唐代舞蹈名家公孙大娘舞剑，写下了有名的句子——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四句描写舞蹈的形容，写“闪光”，写“速度”，写爆炸的“动”，写收敛的“静”。

这位公孙大娘的舞蹈，正是使张旭领悟狂草笔法的关键。张旭当然从书法入手学习，但是使他有创作美学领悟的却是舞蹈。

杜甫看了公孙大娘舞剑，也看了张旭狂草，他在《饮中八仙歌》里写张旭醉后的样子——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新唐书·艺文传》里对张旭书写时的描述，也许更为具体传神——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酒”成为狂草的触媒，使唐代的书法从理性走向癫狂，从平正走向险绝，从四平八稳的规矩走向背叛与颠覆。张旭、怀素被称为“颠”张“狂”素，颠与狂，是他们的书法，也是他们的生命调性，是大唐美学开创的时代风格。

杜甫诗中谈到张旭“脱帽露顶”，似乎并不偶然。同时代诗人李颀的《赠张旭》也说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脱帽露顶”常被解释为张旭不拘礼节，不在意同席的士绅公卿。但是“脱帽露顶”如果呼应着《新唐书》里“以头濡墨”的具体动作，张旭的狂草，或许是要摆脱一般书法窠臼，反而应该从更现代前卫的即兴表演艺术来做联想。

唐代的狂草大多看不见了，“以头濡墨”的淋漓迸溅，或留在寺院人家的墙壁上，或留在王公贵族的屏风上，墨迹斑斑，使我想起克莱因(注：克莱因，法国艺术家)在20世纪60年代用人体律动留在空白画布上的蓝色油墨。少了现场的即兴，这些作品或许也少了被了解与被收存的意义。

如果张旭书写时果真“以头濡墨”，他在酒醉后使众人震撼的行动，并不只是“书写”，而是解放了一切拘束、彻底酣畅淋漓的即兴。“以头濡墨”，是以身体的律动带起墨的流动、泼洒、停顿、宣泄，如雷霆爆炸之重，如江海清光之静。张旭的“狂草”才可能不以“书法”为师，而是以公孙大娘的舞剑为师，把书法美学带向肢体的律动飞扬。

颠张狂素，像久远的传奇，他们的“颠”“狂”似乎无法、也不计较坚持留在轻薄的纸绢上，他们的墨痕随着历史岁月，在断垣残壁上漫漶斑驳，消退成废墟里的一阵烟尘，供后人臆测或神往。

颜真卿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唐楷的典范，恭正大气，但是颜真卿曾向比他年长的张旭请益书法，刻石本的“裴将军诗”或许可以看到颜真卿与张旭的承续关系。他们的“狂草”里也并不刻意避忌楷体行书，几乎是用汉字交响诗的方式出入于各种形体之间。

怀素也曾经向颜真卿请益书法。从张旭到颜真卿，从颜真卿到怀素，唐代狂草的命脉与正楷典范的颜体交相成为传承。

(摘编自蒋勋《狂草——颠与狂的生命调性》)

材料二：

书法与舞蹈历来被称为“姊妹”。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绘画、戏剧和中国另一特殊艺术——书法，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的里面都贯穿着舞蹈的精神，由舞蹈的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

舞蹈家在舞台上翩跹的身影恰似书法家手中飞舞的笔墨，舞蹈家与书法家通过人心、身体协调的内外运动，将种种情感波澜表现在舞动的身姿和飞动的笔墨之中，使观赏者进入审美境界。

舞蹈与书法同属视觉艺术，也同属表演艺术。舞蹈的表演是艺术展现的最终目的，它会随演即逝，而书法的表演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展现书法作品，书法作品是不会消失的。书法家表演(即创作)的过程，也与舞蹈一样，非常精彩、优美。

书法中的横、竖、撇、捺、提、折等具体点画，和舞蹈中一些公认的手、足、头的姿态一样，都来自于动作过程的一个平衡的瞬间。王朝闻先生在《门外舞谈》中认为，中国书法的点画与古典舞蹈的动作存在着“一种形式方面的联系”。他说：“这种联系的事很多。例如‘一’字在用笔方面的特点——下笔与收笔所显示的如意(侧卧着的S)，与舞蹈的出手——欲右先左和欲左先右的过程多么接近。”尤其行书和草书的造型变化以及运动迁转，与舞蹈有更多的相似处。

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那“神虬腾霄”的气势、“旋风骤雨”的动态“夏云出岫”的变幻、“奔蛇走虺”的线条、“回环圆转”的体势，综合起来，立即会使人想到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诗中对剑舞的描写：“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传说张旭草书即从公孙大娘剑舞的淋淳顿挫的气势和节奏中以及浓郁豪荡的神韵里汲取灵感，得其神，自此草书长进，传为佳话。今天，公孙大娘的剑舞早已失传，但我们却从张旭的草书中看到了她那优美的舞姿。

中国书法艺术与舞蹈虽是两种艺术门类，但它们的审美属性可以说是相通的。20世纪80年代，某些国内外的书法家和舞蹈家曾尝试将书法与舞蹈合为一体，演员的舞蹈动作配合幕布背景上变幻的书法作品，编排了“墨舞”剧目，在美国和国内演出过，受到了一定的好评。舞蹈艺术的动态存在于表演过程中，而书法艺术的流动表现已经凝固在线条中，正如郑诵先生所说：“舞蹈是动态的书法；书法是婀娜多情的舞姿。”

(摘编自《墨乐之韵——李斌权音乐书法研究》)

福文化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大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古就有崇福、尚福、祈福、盼福的传统，对福文化有着高度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从现有资料看，中国人的福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并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尚书·洪范》提出了五福的概念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后人关于福的观念，基本上是在五福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福文化的内涵主要有衣食、长寿、平安、多子孙、修德、和谐等。

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正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有着至远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福文化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福文化的本质。周代福文化是儒家福文化的源头。周人认为上天是福祉的赐予者，天子和诸侯谨慎修德，通过祭祀和民众的呼声将天子之德上达于天，上天就会赐予百姓福祉但周人又认为，上天赐予福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周人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周人认为福主要表现为寿考、多子嗣、家族显耀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对人们的精神观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儒家福文化在继承周人寿考、多子嗣、家族显耀等观念的基础上，将忠君、孝道等联系起来。《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可以看出，儒家在福文化内涵中增加了顺、备的含义。儒家认为只要做到上顺于天，外顺于君王，内顺于父母，就会受到福的眷佑，就会一顺百顺。同时，福与顺又是在儒家定义的“亲亲尊尊” 等级秩序框架内得到实现的。

民间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在各种民俗中都有表现。民间福文化大多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表达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民间福文化主要有：一是丰收。民以食为天，对丰收的渴望和丰收后喜悦的表达是民间福文化的最直接的表现。如《诗经》中《小雅•楚茨》云：“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二是婚恋。婚恋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成为人们借以表达幸福感的一种形式。《周礼》记载昏仪六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这些流程虽然烦琐，但无不体现了人们对于婚姻的美好祝福。三是节日仪式。民间福文化还体现在一些具有仪式感的节日中，如春节、中秋节、除夕等。中国人对福字的钟爱是民间福文化在民俗中的最典型的表现。福字被广泛应用，甚至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象征。春节贴福字的风俗寄托了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除了正贴福字，民间还有将福字倒贴，表示福气已到、幸福已到的习俗。由于中国人对福字的偏爱，福字成为一种书法形式，并走向了艺术化。后人编集的《百福图》《千福图》集中了福字的各种书法形式，是福字艺术的集大成，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福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和根脉。

（摘编自李庚香、刘承《中华传统福文化及其新时代价值》）

材料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交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基础设施发展、服务水平提高和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基础设施网络规模居世界前列，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幅跃升，人民高品质出行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中国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

图1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图2货物运输服务现状

图3旅客运输服务现状

（摘编自《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材料二：

在内蒙古的脱贫攻坚战中，公路建设的加强和运输能力的提高可谓功不可没。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公路穿过稻海，通向远方。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稻田养鸭、养蟹、养鱼等“一稻多吃”“稻场农旅休闲体验”已然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近年来，在平锦线、赤按线等4条“四好农村路”示范线路带动下，赤峰市喀喇沁旗中药材、食用菌、山葡萄等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达了万亩，建成85个乡村级服务网点。2019年，全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2.8万元和1.1万元。这也调动了发展交通的积极性。如今在内蒙古，协调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基本成网”的跨越，条条大道串点成线、连线成网，激活了一个个“有颜值又有产值”的美丽乡村，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摘编自冯雪玉《大交通铸就发展大格局》）

材料三：

发展绿色交通，不仅关系着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还关系着全国生态环境大局。以“宜公则公、宜铁则铁、宜水则水”为目标，优化运输结构，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的“重头戏”。据统计，2018年至2019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共建成铁路专用线25条，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84.14亿吨，同口径下较2017年累计增长约6.42亿吨；水路货运量累计完成144.99亿吨，累计增长约7.9亿吨；沿海港口大宗货物公路运输量累计减少约2.4亿吨。

“公转铁”，“散改集”，铁水联运与江海联运，加快了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节能降本增效明显。

“十三五”以来，交通运输部积极推动绿色运输装备的制造推广，大力整顿码头岸线，依法拆除、整顿、提升不符合要求的码头，大型化的趋势进一步显现。在绿色公路建设与运营中，建设者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原有生态环境的影响。航道中铺设沉D形联锁软体排结构。岸上工程采取生态护坡砖等护岸结构，滩上工程则用生态固滩技术等，努力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交通运输现代化。

（摘编自乔雪峰《绿色交通制度建设驶入“快车道”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材料四：

从“一穷二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国产盾构机……交通运输不断发展的背后，同样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坚实保障。创新成为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复兴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复兴号”254项重要标准中，有213项是中国标准，此外，11个系统96项主要设备也采用了统一的中国标准和型号。“复兴号”的研发成功，实现了中国从高铁先进技术的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国产盾构机与“复兴号”一样，具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成为世界范围内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科技创新摆在了首要位置，交通运输行业将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交通运输发展，加快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交通运输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推进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发展，助力行业共同发展，并结合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等，推动实施一批示范项目，推动智慧交通高效有序发展。

（摘编自訾谦《交通运输：书写迈向交通强国的壮丽史诗》）

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是极其富有象征意味的。它呼唤着山川湖海的精灵和魂魄，黏附着泥土和方域。更值得珍视的是，《山海经》展示了初民以神话思维所构想和理解的人间的“历史”。

英雄神话在《山海经》中出现了，它是初民在形式中以自身的意志、力量和智慧与天地比试高低，凭借惊天动地的行为对意志、力量和智慧赋予的崇高礼赞。

“不量力，欲追日景”是世人对于夸父的志趣和命运的一种异说。但夸父之驰名古今，完全得力于《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行文有囊括六合、举重若轻的气魄。夸父逐日的目的并未明言，意在光芒逼人地显示自我存在的逐日行为本身，他由此成为失败的悲剧英雄，成为悲剧英雄之后，还要弃杖成林，福荫后世。在这里，一种生命的强力、意志的强力，简直是力透纸背了。

精卫填海的故事较为单纯。《山海经·北山经》中说：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鸟的形状、色彩、鸣叫，是温婉动人的，想不到其中包含着如此不可摧折的复仇意志：“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幅画面与夸父逐日相映成趣，一者幽邃精微，一者气势磅礴。西山、东海足见其远，小鸟微木与浩瀚沧海形成强烈的反差，谱出一曲小与大相较量的意志之歌。

原始的力之美也存在于英雄神话与战争神话相交织之中。例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应龙处南极。”描写涉及之处，足见双方的规模之大、阵容之盛、对抗性之强、战斗程度之激烈。这真可谓初民心目中的“立体战争”，天上地下，人、神、天象变幻相交织，以战争神话的形式显示了“天人合一”哲学的原始风貌。

在英雄神话与战争神话相交织中，出现了堪称千古一绝的特异英雄：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庄子·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七窍乃人借用视听认知世界的孔道，以及通过饮食呼吸进行吐故纳新的孔道。七窍凿通，人就有知有欲，那种原始含混的无知无欲的状态也就结束了。未凿七窍的“浑沌”，隐喻着某种皈依原始、皈依自然的非文化的文化姿态。相反，刑天则在丧失首级之后，于心不甘地把面目重现于乳与脐之间，这就在无七窍的状态中重开七窍，变得有知有欲有怨有恨，从而把反抗精神的象征推向极致。二者一柔一刚，一象征哲理，一宣泄意志，显示了初民神话思维不可替代的杰出创造性。

这就是《山海经》的永恒魅力：它以零碎的形态保存自己的原始性，又以宏大的方位结构思考着山川湖海间初民的同类与异类，猜想着人间的“历史”，描绘着战争与英雄，给千百年间虚构叙事以别具一格的灵感触媒。

（摘编自杨义《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材料一：

过去20年我国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种子质量稳步提高，种业发展的机制体制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建成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建立了农作物自主育种技术体系，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技术全球领先；育成主要农作物品种5万余个，良种覆盖率提高到97%，基本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自2013年以来，我国种业技术与领先国家相比差距逐渐缩小。作物育种前沿基础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作物育种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在高产优质、抗病抗逆、资源高效、营养功能等方面，我国的品种研发能力也在稳步提高。另一方面，我国种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市场环境等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形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52个制种县市，49个区域性良繁基地。

（摘编自王祝华《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科技日报》2020年11月2日）

材料二：

目前，在“有没有、保生存”方面，我国种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但是，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诸如种源“卡脖子”，玉米、马铃薯等种子部分依赖进口，高端品种的蔬菜种子以进口为主；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低端竞争导致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基因编辑技术原始专利大多被国外控制；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不全、保存保护乏力、共享机制不畅；产业集中度低，多、小、散、弱格局未根本改观；科研与市场“两张皮”，存在科研与市场脱节、品种审定与市场严重脱节、院校企业研究“各自为政”问题；种业管理跟不上，一些地方种业管理处于无机构、无编制、无专人的“三无”状态；等等。

（摘编自熊争艳等《“农业芯片”卡脖子，中国种业如何变局？》，新华社2021年3月10日）

材料三：

中央一号文件对打好种业翻身仗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涉及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种业市场管理，涵盖整个种业全链条各个环节。必须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的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的“三保”要求，遵循种业创新发展规律，破卡点、补短板、强优势。概括起来，就是要加快构建种业创新体系，包括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产业体系和治理体系三大体系，提升自主创新、企业竞争、供种保障和依法治理四种能力。主要是五方面工作：

一是种质资源要保起来。这是种业科技创新的源头。要抓紧开展农作物和畜禽、水产资源的调查收集，把这些基础性工作要做好。二是自主创新要活起来。这是种业发展的关键。要加强种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特别是当前要加快实施现代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同时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三是种业企业要强起来。这是种业科技，包括整个种业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主体。要遴选一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持，促进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四是要把基地水平提起来。这是种源保障的基础。要发展现代化农作物制种基地，健全良种供应应急保障体系。五是市场环境要优起来。这是种业创新的保障。净化种业市场，核心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品种管理和市场监管。

（摘编自《我国种业科技和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证券报》2021年2月23日）

材料一∶

尼采惊世骇俗地宣告了上帝之死，他相信这揭示了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失去了绝对可靠的信念，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这是很悲剧很可怕的处境吗？尼采的回答是，未必！如果能直面虚无主义的真相，那就不会陷入绝望，反而会激发出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这就是他的"超人学说"。

孙周兴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超人学说就蕴藏在这三个命题当中。

首先是人生虚无。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么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打个比方，比如你参加一次马拉松长跑，有人告诉你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你要是把这个奖杯当成目标，满怀希望跑到终点，却发现什么都没有，那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想过奖杯的事儿，那到达终点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奖杯而感到失落了。

麻烦的是，自古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这就是理论虚假。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

好了，现在人赤裸裸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是幻觉——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么他还拥有什么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

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是强健有力的。这就是超人学说的起点。在这个起点，首先要转变对虚无的态度，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向积极的虚无主义。

       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么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么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面对虚无的人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不得不承认，对一般人来说，后者太困难了。但尼采说，"难道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上帝吗？就算哪怕试一试也不行吗？”尼采呼唤一种新的人类，他把这种人叫做"超人"。

（摘编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材料二∶

所以现在，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摘自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材料一：

移情现象要使审美者获得美感，必须是主、客观条件的完美统一。

首先，移情的对本身必须是美的。一个审美者有可能把风摆动的杨柳看成是一个娇柔的女子，但面对一株干枯的树木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美感脱离了客观存在的美，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客观存在的美必须通过审美主体的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多种心理功能的综合活动，才能产生美感。真正的审美活动决不是简单的拟人式的物我同一，而已经是内在情感与外部事物间的一种“同构”。这种“同构”的产生，就是审美主体在情感的推动下，运用思维和想象确地把握事物本身的特征而实现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果离开了诗人对暮年和夕阳的相似点的联想和理解，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审美的移情现象。可见，审美移情活动的确是主、客观条件的完美统一。人的美感意识中所产生的移情心理活动，是意识对于客观事物的美的主观反映。

审美移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实际上就是在审美主体反映审美对象的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感情作用于审美对象的联想的一种表现，是美感和联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意大利美学家缪越陀里认为，在诗的形象中，无生命的自然景物好象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具有人的感情和性格，主要是因为“想象力受了感情的影响”。可见，审美移情作为联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所产生的心理基础是情感和想象的相互作用。而联想只是由一物想起另一物，使两个事物的表象联在一起，不一定具有人的情感。“夜莺在歌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等等，不都是在审美主体感情的作用下，根据自然事物的特征与人的感情、活动、性格的相似而形成的联想吗？不同的是，在这种相似联想中，情感的作用，快引起联想的事物与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了更大的必然联系，因而往往消失其联想过程，使自然事物的形象特征与人的感情、意志、活动在欣赏者的意识中完全融为一体，欣赏者便似乎直感到自然事物本身也有了感情和活动。欣赏者的感情和联想相互作用和结合，能使欣赏者在联想中产生一种充满感情的幻觉，所以我们才把审美移情视为联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审美移情是对自我生命发现的结果，所以才导致美感的产生。对审美活动而言，不是外部世界的一切都能获得审美愉快，只有那些由主体的整个心灵选择出来与自己类似和相通的事物才能使其愉快。当人们用审美的方式去观察自然时，其实是努力在整体自然中发现“自我”的倒影，反过未，每当他的个性在外在世界中获得自我感觉时，便意味着他已进入了审美状态，可见，审美移情是在人类能够较力清醒地领悟自然和人生的阶段上产生的。人从认识外物走向认识自我，从自然的拟人化（物我同一）到自然的人化（物我同构），正是这种“清醒”的标志。

（摘编自姜开成《审美移情与文学创作》）

材料二：

中国古代关于审美移情的理论比较重视自然规律、自然环境对审美主体的心境的影响。审美过程中产生的移情作用，一般都因为主体受物境的影响而形成，但外界的物境需与主体内在的心境相一致时，才会形成移情作用。

心境是一种人自身的活动和体验都染上情绪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由于审美主体的心境不同，对自然景物产生的移情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主体在心情愉悦时，常觉得花欢草笑、莺歌燕舞；而在黯然伤神时却又感到云愁月惨、鸟虫衔悲。由于心璄的外化，竟使本来没有感情的事物看起来有了感情，而有了感情的事物反过来也会影响人情感，结果便是“情能移境，境也能移情”。

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美学还认为，审美移情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对象必须有“可以移人之情者”，一个是主体必须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审美能力。而的审美能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体验，杨万里“山思江情不负伊，雨恣情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的诗句说出了这个规律。体验得越深，赋景物以情感甚至生命并与有情感甚至有生命的景物相決与化的审美移情作用就越大。

因为在审美判断中，“如果愉快和直观对象的纯粹形式的把所握结合着，而不联系到一个为了一定的认识的目的的概念：那么表象就不联系到客体，而至联系到主体”，而主体的心境对对象的情感化和生命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风何豫人，令我思东溪。草色有佳意，花枝稍含徥”“野花愁对客，泉水咽迎人”“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雨云、春风、绿草、花枝、野花、泉水这些本来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表象，由于它们“联系到主体”，与主体的特定心境产生共鸣，与主体的生命情感相关，它们便与诗人赠答往还，从而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一同进入到“天籁人籁合同而化”的境界。

（摘编自钟仕伦《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述略》）

“自我”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

庄晓丹

①这几年中国人对待心理学是工具化的，从我的临床经验看，100个人里可能只有1个人是完全为了探索自我而来的，通常多数来访者都是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他们不太看重了解自己，对自己也不太有好奇心。

②在这种概念模糊的背景下，我们谈论中国的“自我”和“自我探索”，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我甚至觉得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中国过去可能是没有的。

③西方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中国的“我”是关系性的存在，比如：对于父母来讲，“我”是子女：对于领导来讲，“我”是下属：对于妻子来讲，“我”是丈夫等等。“我”始终在一个家庭、组织、社会、阶层框架里，“我是谁”是一种社会标签，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我”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④如果从西方理论角度去考虑，中国的“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青少年水平的“我”。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曾经提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他把人的心理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不同阶段要发展不同的社会心理能力。在青少年阶段发展的“我”，是根据周围的人和团体来定义的。我们会观察到，人在青少年阶段非常喜欢抱团和比较，因为青少年的“我”完全是根据和同侪比较来发展和定义的。

⑤但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实际上还需要继续发展到成年人，成为独立的“自我”，然后进入亲密关系。西方有很多理论描述独立的、成熟的“自我”，简单讲，当一个人明确知道，他脱离了所处的家庭、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定义时，他是谁，这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了。如果一个人发展出独立的“自我”，处理亲密关系也好，其他问题也好，都会迎刃而解。

⑥当下的中国人没有从关系性的“自我”，发展成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具备的独立“自我”。我觉得第一是没时间，第二是没榜样，还有就是中国文化本身也不太强调自我，不太支持这种发展。

⑦如果按照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青少年时期应该发展基于社会关系的自我。那几年中国学生在准备高考。我的高中班主任说，现在的孩子一门心思学习，除此以外同学之间互相都不怎么说话。功利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家长、学校共同施加的压力，导致青少年没有空间去发展自我。这样的孩子是以小学阶段基于家庭的自我进入大学的，在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再发展青少年阶段的基于社会关系的自我，然后他们就毕业了，以这样的自我进入了社会。

⑧进入社会就更没时间了。现在的某种舆论是，人到了30岁还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人生基本就算失败了，似乎到了35岁就要被职场淘汰了，所以大家每一步都很着急。

⑨如果要发展自我，不说特别系统化、复杂化的条件，首先它需要一个人有时间去思考自己，有空间去探索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是需要跟人互动、在实践中试错的。我试一下这个，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我再去试一下那个，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

⑩现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容错区间很小，一步错就可能步步错，前面没赶上车，后面可能就不许你上车了。大家是不太敢有勇气，去做探索自我这样“正事”以外的事情的。

⑪家长的自我可能也停留在那个青少年阶段。我们在养育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父母的心理年龄大概在什么水平，孩子的生理年龄超过这个岁数就开始出问题。一个心理年龄12岁的家长带一个生理年龄18岁的孩子，他不可能告诉孩子18岁之后怎么办，孩子就只能自己摸索。

⑫再者，中国文化本身是不强调也不太支持自我的，这可能跟农耕文明有关系。农耕社会的客观现实是，无论一个人自我的程度怎么样，最终他所在的家族比较好，他也能比较好，并且年复一年生活变化不大。这样的社会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一个人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都是差不多的，他只要跟着传统一步一步来，不出现杂音，就能运行良好。

⑬现代社会具有全新的生活方式，并且始终在变化，但我们还是会受到传统的影响。人类对陌生的东西都是有警惕性的，传统对它的态度是不确定，甚至是排斥的。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更没有诉求去寻找一个独立自我。这是不被鼓励的，甚至会遭到负面反馈。

⑭“自我”在中国是个新概念，但如果不努力发展独立的自我，我们面对的心理学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只有成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成年人，我们才能正确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和心理问题。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

胡适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颇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