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我的大爷爷

莫言

    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姑姑说大爷爷一进家门就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急不可耐地喝了绿豆汤，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稀里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说《儒林外史》上有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的人，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许司令肩胛缝里那块弹片就是他取出来的，黎政委爱人难产，也是大爷爷手术。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大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他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坐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惺惺相惜，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为此杉谷从《三国演义》里学了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

    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人，看完杉谷的信，揉巴揉巴就扔了。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怒斥他是个小人。信中说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我大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大爷爷牺牲的事必须说说。姑姑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骑着骡子，独闯平度城，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家人，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传播这消息的人姓肖名上唇，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此人阴阳怪气，解放后曾因发明了一种特效灭鼠药而名噪一时。后来被揭露，他的特效鼠药主要成分是国家已经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此人与姑姑有仇，因此他的话不可信。他对我说，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撇下医院的伤病员，耍个人英雄主义，行前为了壮胆，喝了两斤地瓜烧酒，喝得醉三麻四，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肖上唇龇着焦黄的大牙，简直是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大爷爷和那匹骡子都被炸碎了，是用两只筐子抬回来的。筐子里有人胳膊，也有骡蹄子，后来就那么烂七八糟地倒进了一个棺材。我把他的话向姑姑转述后，姑姑杏眼圆睁，银牙顿挫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劁了这个杂种！

    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节选自《蛙》，有删减）

材料一：

    中国传统节日在天人合一的主导观念中氤氲化育而成，我们可以把天人合一在一年四季的特征概括为：春生、夏长、秋收、冬成。这也恰可比拟为个体生命一生的途程。四时各有当今节庆、合今节俗：

    冬成：天寒地冻的冬季，农作物已冬藏，人也冬闲，以过年为中心安享一年劳动成果，并积储能量，协调关系，迎接春阳。“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到了辞旧迎新的高潮。中国人具有时间不断更新的意识，旧年之将逝意味着新年之到来。新生命的诞生，也可视为旧生命的延续。所以把除夕和年初一连在一起，把冬储和迎春连在一起，都属于过年。同样，人的一生中，中华年寓含着承前启后和生命更新的意义，元宵节是过年的压轴大戏，狂欢热闹后就投入新的劳作。

    春生：中华文化重视“生生之德”，《易·系辞》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大自然“变易”之理，表现为四时流转；而变易的深层意义在于“生”，有了生机，宇宙才多姿多彩，活活泼泼。春生正是草木初生、万物化生的最佳季节，宜有体现生命精神的节日。清明时节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在春播眷种之时感谢先人和大自然母亲及生身母亲，赐予我们生命和生机。前者是清明节，后者是中华母亲节。

    夏长：夏季是生命加速生长繁茂之时，百虫也孳生，所以也是人体需要特加保护健康生长之时，需要及时加强养生卫生健身。端午节正是迎夏的大节。夏末七夕节银汉秋光，瓜果成熟在望，爱情也充满期望，如以生命途程为喻，已进入婚恋阶段，七夕堪称中华情侣节。

    秋收：秋季农作物收成了，相应阶段的人生也成熟了，有成就了，祈愿人月两圆共享成就的中秋节备受重视。九九重阳，阳极将转阴，惜秋敬老，敬老从敬自己父亲始，重阳节可叠加上中华父亲节。同时感谢以老师为代表的所有有恩的长辈，中华教师节也设在这时段。

    这个年节体系，盖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是一幅自然节候的流程图，也恰是生命的流程图。

（摘编自李汉秋《对传统节日建设的思考》）

材料二：

某机构围绕传统节日建设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第一个问题是“你了解以下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吗”，调查结果如下图：

第二个问题是“你通过哪些途径了解传统节日文化”，调查结果如以下表格：

材料三：

    在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重新认识和建设我们的传统节日，通过多种形式还原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倡导和参与。

    从古至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承载着人们的美好希望和祝福。这些节日除了有计时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赋予了这些节日以特殊的情感内涵和需求。

    拿春节来讲，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大年三十情结”。过年的高潮就是大年三十。年文化心理是无形的，但它深深铭刻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所以中国人每逢大年三十，即便在天南海北，也要回家过年。从文化角度看，这个巨大和无形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五千年，合而分，分而合，始终是一个坚实的整体，就源于这种凝聚力。它蕴涵着共同的生活愿望、美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生活准则，以及优良的道德传统。

    一直过着群体生活的中国人，最美好的向往就是人间的亲近与和谐。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手足牵连之情、邻里互助之情、朋友相援之情，以及对先人和故土家乡依恋之情。清明、端午、中秋、除夕等传统节日都充分体现了这些情感。

    节日遗产不同于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传承人是艺术传人，而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只有广大百姓过好传统节日，从精神到心理都得到充分满足，节日遗产才能传承下去，这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脉的最好保护。

（摘编自冯骥才《重新认识和建设传统节日》）

例：未之有也

秋 尽

杜甫

秋尽东行且未回^① ， 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②。

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

注：①乾元二年杜甫入蜀投奔严武，后严武被召回京，杜甫送行后欲返少城时遇到叛乱，滞留梓州，作此诗。②袁绍大宴宾客，宴会上郑玄受到袁绍礼遇。

（二）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戊戍猪年末庚子鼠年初，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危急之时，一场抗击毒魔的“战疫”打响。在这场“战疫”中，我们看到许多与时间赛跑的“逆行者”，奔赴第一线，直面病毒与死亡，为生命护航。世上本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人。

请以“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切合身份，贴合背景；符合文体特征；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材料一

在我国，初次分配是指市场根据要素效率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体现了国家意志强制性；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如果说初次和二次分配分别是由“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推动的，三次分配则可理解为不同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有人担心三次分配是劫富济贫，是重回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三次分配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产物，其目标是和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一起推进共同富裕。

（摘自《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次分配》，有删改）

材料二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道德力量。

三次分配主要通过自愿公益捐赠开启进一步的调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腾讯集团宣布投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帮助，充分发挥了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

通常来说，在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和社会进步比较低的阶段，三次分配往往不易彰显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分散的、零散的、短期的、自发的个体行为，而且慈善捐助数量很小。而当人们收入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比较高的阶段之后，三次分配才能够发挥出更加明显的作用，毕竟富人们需要在有能力并有意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摘自《三次分配是什么？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有删改）

材料三

我国慈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材料四

从调查数据来看，德国第三次分配领域的社会参与意愿和程度都比较高。就慈善捐赠而言，德国捐赠理事会的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1900万德国人进行了捐款，约占德国10岁以上人口的28.5％，个人捐款总额达到54亿欧元，同比增长5.1％；每笔捐款平均40欧元，每人每年平均捐款7次，这两项数据都达到了德国历史最高水平。在德国，致力于追求公益目标、慈善目标的社会组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捐赠的个人或公司，最高可以扣除5％的应税收入。德国政府还通过项目招标的方式为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德国捐赠理事会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联邦部门的资助下开展慈善组织“透明度”提升项目。

德国政府倡导慈善组织在法律范围内的自治管理，一方面推动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发挥行业组织在慈善监管中的重要作用。德国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是其有代表性的权威机构。该组织自1992年以来向符合其申报标准的慈善组织颁发捐助徽章，其审查的内容包括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机制、对公众透明度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等。如果慈善组织不再满足其审查标准，捐助徽章还会被撤回。

德国的慈善教育，注重教育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全面性和方法的多样性。德国家庭引导孩子从关爱动物、家务劳动做起，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还会带领孩子参加助人的公益活动以及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进而培养孩子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意识。德国学校将慈善教育贯穿各个学科、不同阶段，开设相关慈善课程，培养学生平等、宽容、仁爱、互助的慈善理念。社会教育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德国通过慈善组织、媒体等机构，在全社会营造慈善氛围，动员民众广泛参与慈善捐赠。

（摘自《德国怎样进行第三次分配》，有删改）